作者：赤墨（Red Mo）
2026年元旦，習近平在央視中發表新年賀詞，提及「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不可阻擋」。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中共政權不斷強調擁有對台主權，這個號召已不新奇，反倒是因為中共從未有過對台灣的治理權，並且從未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導致台灣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情緒。
一方面，台灣上至富豪權貴、下至基層群眾，主流論述一致將中國當作最主要的政治敵人，因此不斷防範甚至是敵視中國；另一方面，中共頻繁的戰機擾台與軍演，雖讓全世界將台灣視為下一個戰爭火藥庫，但在台灣卻是別有一番風景，部分台灣群眾甚至對中共頻繁擾台已是習以為常。
上一個三十年（指1980到2010年），因為中美關係友好、台商西進，中台關係因為資本融合，兩岸關係相對融洽，但在2010年以後，隨著中國崛起、中美新冷戰影響全球政局，這種關係早已成過去式，兩岸逐漸走向激化與對立。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對立，這種以民族為號召，實則上是保衛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口號，使得中台關係的政治緩衝逐漸被壓縮，也更加難以調和。
因此，針對兩岸問題的評析，絕不能僅止於表面上的，也就是保衛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和國家主權的獨立，而必須更深刻的剖析、拆解中台經濟民族主義論述的箇中差異。倘若不這麼做，我們將無法理解為何兩岸關係從合作走向對立。 以上揭露了兩岸問題的根本差異，也就是民族認同的隔閡、經濟市場的競逐。當代左翼的一大使命，在於兩岸群眾能否找到能取代「經濟民族主義」的政治敘事與方案，以此尋求解開兩岸問題的死結。
毛時代的民族觀點轉變
早在20世紀初，中國因為屢屢遭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壓，中華民族解放的思想根源就已植入中國的左翼運動中。知識分子主導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對中國封建思想與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中國民族主義與反帝運動的合流。
這種民族解放的需要，既是當時中國人民普遍的政治訴求，同時也影響了中共在1921年建黨的政治使命。儘管在一段相當短暫的時期，因為中國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曾經讓中共的政治路線轉向階級鬥爭而非單純的民族解放，但因為史達林為首的歷史錯誤、國民黨「清黨」造成中國革命以失敗告終，加上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侵華，民族問題再次成為中國群眾關切的主旋律。直到1949年毛政權上台後，建政後的中共都仍短期維繫著資產階級革命式的施政目標，而非尋求廣大基層工人的解放。
儘管1922年中共就已經承認少數民族應享有民族自決權，但1939年毛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卻說道：
「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
這種論述的轉變，使得民族自決在中共建政後化為泡影。出於維繫領土完整性的需要、建設中央政權與鞏固邊疆、發展經濟的任務，毛澤東實際上以漢族優先的「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決」，並以此建構出了最初步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觀。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於《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再次說道：
「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是中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長期的英勇奮鬥，戰勝了美帝國主義援助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之後所獲得的。」
換句話說，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不可能戰勝國民黨反動政權；正是基於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才能挺直腰桿。這段論述，非但是為中共官僚統治中國提供正當性，更是要將中華民族的解放與中共的一黨專政綑綁並結合。
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說，蔣介石向來以「自由中國」的論述抨擊毛政權「竊奪主權」，更以此宣稱「漢賊不兩立」。倘若毛澤東放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世界觀，不僅將導致各少數民族的獨立，同時也將讓國民黨得以繼續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而非一個已經戰敗的流亡政權。
上述，反映了為何毛政權在建政後僅是設立民族自治區，甚至在往後的諸多事件中不斷收緊民族自治的權利，而非真正推動少數民族享有真正的自決權。毛澤東作為一個帶有濃厚中華傳統價值觀的政治家，其繼承的並非是最根本的民族解放精神，而是帶有革命性質的中華民族主義價值觀。
毛澤東挾帶的，是帶有革命色彩的中華民族主義價值觀
（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兩國一制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鄧小平時代最關鍵的任務，是弭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盪，並且從國際資本主義世界的孤立中突圍，因此，鄧小平促使中國走向了全面的資本主義道路。然而，鄧小平雖然消滅了毛時代的官僚計畫經濟，但並未淡化「官僚」的角色，而是讓官僚繼續把持資本主義經濟，從中獲得暴利甚至發家致富。
同樣是為了維持一黨專政，在民族問題上，鄧小平毫不意外的繼承了毛時期的大中華民族主義，1979年6月，鄧小平在五屆政協第二次會議提到：
「我國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早已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係。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愛國人士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過程中，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將更加發展，各民族的大團結將更加鞏固。」
所謂「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指的是被包裝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指的是以漢族為首的中華民族經濟；「四個現代化」，則是鄧小平時代著重經濟發展的「務實精神」。在這個階段，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仍然是不違背中共官僚集團統治下的表面和諧，中共官僚仍堅守著中共統治中國各民族的正當性，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核心精神依然在社會制度的轉變下被延續著。
爾後，雖然中共收復了香港、允諾一國兩制，同時也與台灣經貿交流甚密，但中台實質上的關係早已是「兩國一制」——即兩個國家，但同時都是資本主義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從鄧小平開始，中台關係已不同於毛／蔣時代的高度對立，但鄧小平出於和毛澤東同樣的緣由，實際上認為中共專政下才有民族團結。鄧小平口頭上説「除了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反映鄧不僅容不下真正的民族自決（如台獨）、見不得讓台灣浮上國際視野，更容不下台灣的內政變動。因此，雖然1992年的香港會談誕生了「九二共識」——即「兩岸事務性商談應與政治性議題無關，在事務性協商中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也就是兩岸通商的政治術語，但中共卻還是為了威脅台灣大選結果，在1996年引發台灣海峽飛彈危機。
習時代與中華偉大復興
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也同樣與日俱增。2012年習近平的上台，不僅標示著中國將從「世界工廠」轉型為現代化強國的轉折點，其使命更是要中國成為能與美國並肩的世界霸權。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著重強調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戮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這段話，彰顯了中共對中華民族從崛起到富強、從抬頭到稱霸的雄心壯志，為了完成這項使命，強化與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任務成為重中之重。早在2010年前後，中共就逐漸擺脫仰賴外資打工度日的「工廠角色」，轉而發展由中國為核心的經濟樞紐、建設中國自己的技術創新。無論是2013年的一帶一路、2015年為促進一帶一路融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是AI技術的DeepSeek、比亞迪（BYD）電動車，無一不是訴說著中國正在擴張經濟與科技實力，實現中共夢寐以求的中華民族復興。
習近平的上台，標示著中國轉型為現代霸權的轉折點
（圖片來源：法新社）
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
因為中國崛起的勢頭強勁，台灣資本主義於1980年代開始的西進不僅逐漸被中資所取代，根據Statista，2014年中國對台灣批准的外資引入也逐漸下降。
這樣的經濟背景，引起了台灣群眾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強烈不安。從過去陳水扁時期對兩岸交流過於密切的「一中市場」擔憂，轉變到現在，已是中國資本不斷壓縮台灣經濟發展的「兩岸競爭」擔憂。伴隨經濟競爭而帶來的恐中情緒，加上2019年香港民主運動被鎮壓、一國兩制宣告破產，使得中台已不能像1980年代至2010年那樣，透過經貿往來維持相對良好的外交關係。
除此之外，由於兩岸長期分治，國民黨獨裁政權40年來所鼓吹的「自由中國」，即「中華民國版本的中華民族主義觀」也被稀釋，並且逐漸被台灣民族主義所取代。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由於中國崛起同樣威脅到美國，使得美國祭出國際供應鏈的重新調整，加上前述背景，台灣近年對中出口（2020-2024）不僅減少了12%，2025年台灣對美出口更是超越對中國與香港的出口。這種趨勢，促使台灣亟欲加入美國主導的「非紅供應鏈」，更因為台灣與中國經濟往來的結構性轉變，導致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歷史性更迭：首先是彼此競逐中華民族代言權的「白色（自由）中國與紅色中國」之爭，轉變為迴避主權爭論的中台經貿往來（九二共識），進而發展成現在依賴美國、希冀美國對台庇護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
為捍衛中共專政而訴諸統一
正因為中共建政至今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被綑綁進中共的官僚統治中，因此無論是官僚社會主義制度還是官僚資本主義制度，只要中華民族主義的團結泡沫破裂，那麼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意義也就會被削弱，甚至可能引起中國的分裂。因此，無論治理台灣對中共政權是否重要，中共都不可能允許台灣獨立，更不可能在國際外交關係上承認台灣主權——即使中共從未有過對台灣的實質治理權。
現實上來說，中共官僚當然了解中台長久分治下，台灣文化／歷史／政治制度早已與中國大不相同，無論是透過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要想穩定治理台灣也絕非易事。但為了維繫中共一黨專政的必要性，中共不斷以這種脆弱的「中華民族共同情感」來施壓台灣，同時要求國際上的其他國家遵守「一中原則」，因此，中共絕不能放棄統一台灣的政治目標。
這種為捍衛官僚獨裁專制的戰狼外交與流氓行徑，當然是無視台灣自主權的罪刑。無論是彰顯經濟實力、透過部分高度發展都市的「民生典範」來誘使台灣群眾認為「共產黨統治並無不好」，還是透過武力直接統一台灣，中共都是以中華民族復興和繁榮為外衣，實際上是為了捍衛一黨專政的正當性，而不是要顧及台灣群眾的福祉與權益。
民族自決權：獨立還是統一？
無論中共如何自我吹噓，中國國內的官僚資本經濟放緩、城鄉差異、貧富差距、基層無實質政治權利，都是不爭的事實。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加上中共並無對台實質主權與治理經驗，再加上台灣逐漸發展與壯大的獨立建國意願，台灣人民獨立建國願望並不能被忽視，更是基本的民主權利。
今年一月的民調顯示，「偏向統一」的台灣群眾比例僅在1997年達到19.5%，2000年後則長期維持在10%以下；而「偏向台獨」的群眾則是在2019年——即香港反送中運動後大幅增長至25.8%，此後穩定居於20%以上；「維持現狀再做決定」的多數派長期維持在30-40%以內，在2010年中國崛起比例逐漸減低，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後則降低至30%以下；2020年港版國安法通過後，支持「永遠維持現狀」的民意比例更是在2022年裴洛西訪台、中共發起圍島軍演後達到30%以上。
從上述可以看到，除了「盡快統一」／「盡快獨立」等堅定意識形態外，「偏向統一」早已被廣泛群眾所邊緣化；「偏向獨立」的群眾基數相對穩定；比例最高的仍然是不同類型的「維持現狀」派。然而，維持現狀並不是一個永久可行的政治方案，而是因為中共施壓所產生的過渡性方案。但是，既然主流群眾不想與中國統一，就代表台灣大眾認為應該維持獨立的國家主權，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國家究竟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去年底的另一份民調解釋了上面的提問。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人」的比例最高（34.9%）；其次是「只認定自己是台灣人」（31.6%）；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人」的比例為23.6%；而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例僅6%。從最高比例的「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人」中，我們固然難以辨別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認同「中華民國台灣」，抑或是因為中國因素而被迫選擇「中華民國台灣」，但「只認定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與之相當接近，我們有理由相信答案應為後者。
1994年至2025年台灣群眾統獨立場趨勢
（圖片來源：國立政治大學研究中心）
武統威脅？如何應對？
儘管全球皆認為台海兵兇戰危，但倘若中共的目標是與美國競逐世界霸權、是嚴格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捍衛中共長期的一黨專政，那麼，中國就不能因為台灣問題而落入戰爭泥沼。只要兩岸爆發軍事衝突，兩岸的經濟都將受到沉重打擊，若經濟不振，中共又如何與美國角逐霸權呢？如何持續維繫中華民族的號召而不招致內亂，甚至是維繫共產黨的專政呢？換句話說，要想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龍頭，武統台灣就不能是中共的首要目標。諸多軍事研究也已說明，中共要想攻占台灣的難度並不低——特別是在美國的暗中支持下，中共武統的難度會成倍增加。
另一方面，既然多數台灣群眾並不想與中共統一，亦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那麼假設中共武力犯台，我們就該承認台灣群眾應有最基本的武裝反抗權。中共武力犯台的潛在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將台灣視作打擊中國的棋子、因中共威脅而急速右傾的台派沙文主義者與好戰份子主動引戰，又或者是中共政局變動引發的盲動武統。
無論是上述何者，我們都必須思考如何在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前，盡可能維繫既有的兩岸基層之和平。上述已表明，無論是何種原因爆發軍事衝突，它勢必帶有右翼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或代理人戰爭的色彩。再者，兩岸群眾槍砲相向，那將締結深刻且難解的民族仇恨，但這種仇恨本身卻是資本主義為利潤而競爭、帝國主義強權衝突下的產物，而非兩岸基層人民真的曾有過什麼深仇大恨。 當然，若中共不放棄武統台灣，就得嚴肅地看待軍事衝突下可能被衝擊的民生問題。倘若中共發起更多的圍島軍演，導致民生用品價格飆漲，即使群眾不被捲入戰爭，也可能被恐慌帶來的物價上漲所衝擊。因此，強化工會組織、增加勞動待遇保障等強化「民生韌性」也是必要的訴求。
辨別軍備競賽與武裝反抗權
另外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謹慎辨別武裝反抗權本身的政治性質。台派沙文主義者等好戰分子所不斷鼓吹的「備戰保台」，帶來的將會是中台無止境的軍備競賽，同時讓美國等軍火豺狼大賺戰爭財——烏俄戰爭的例子已證明，軍備競賽無助於和平，更會因為不斷堆積的武力而引發更多矛盾與衝突。
武裝反抗權的概念，本身值得另一篇專文分析，但簡要來說，武裝反抗權既是用於基層的自我防衛，更是用於防止民生被戰爭所摧毀。因上述而衍生的過渡性訴求，包括國防／備戰政策應有基層代表參與、不同於黑熊學院等好戰分子的勞工自衛委員會、更強大的工會組織系統等等。
因為民進黨提出的「備戰保台」號召，不少台灣人將親美反中、軍備競賽、台灣優先等概念混雜在一起。他們這種「保台論」，其實是裹挾了「台灣主權」，任何不利於「備戰保台」的因素——從民主到人權——都變成次要因素、都可以被切割甚至忽略。以上包括但不限於：巴勒斯坦聲援運動、女權、勞權與環境保護；另外，但凡任何議題與民進黨政見相悖，就容易被冠上中共同路人的稱號。
然而，他們版本的「備戰保台」，説到底目標不過是借資產階級民主外衣，來優先保護台灣權貴的資產而已，但戰場上赴死的卻是普通群眾。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倘若兩岸爆發戰爭，台灣權貴將順利得到美國的庇護而離開台灣，而台灣基層人民卻無處可去。左翼運動的一大經驗是秉持國際主義、支持民族自決但揚棄右翼的民族主義，那麼武裝反抗權就必須與勞工的階級運動與國際的反戰運動相結合。
過往歷史已多次驗證，由權貴領導的衛國戰爭，往往為基層帶來慘痛的代價，這些教訓值得我們銘記，更不該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