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s://www.tni.org/en/article/weaponising-gender
作者：Julisa Tambunan，Aminah Jasho，Esme Abbott
編譯者：劉束
編注：“跨國研究所”（TNI）是一家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民主和可持續地球的國際研究與宣導機構。50多年來，TNI一直作為社會運動、積極參與其中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獨特紐帶。它每年都會出版一部關於全球權力與抵抗的文集——《權力現狀》（State of Power）。2026年的《權力現狀》聚焦法西斯主義和極右翼勢力的重新崛起，深入剖析了新聞頭條背後的深層原因，包括支撐這些勢力的經濟利益以及它們如何利用當今的社會和生態危機為己謀利，並提出了反擊建議。本文原文為這本文集的第九篇，重點介紹反性別公正之政治已成為全球極右翼組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其背後是一個由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右翼智庫、反動政客和精英組成的強大網路。以下是該文重點內容。
自2015年以來，反性別公正動員已成為極右翼運動顯著特徵；如今各國威權政府也廣泛採用這一策略。這些趨勢與全球民主衰落的趨勢相吻合。這種關聯並非巧合。隨著民主制度的削弱，對性別權利的攻擊加速了民主的衰落。
要理解這種動態，就需要區分威權主義和極右翼。威權主義是一種權力集中、削弱民主制衡的政治模式；而極右翼則以極端民族主義、僵化的社會等級制度以及認為進步價值觀威脅文明的信念為特徵。對前者而言，父權控制是其立足之本、即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運動，長期以來將異性戀家庭視為其積極構建的等級社會的縮影。對於威權領導人和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者而言，“性別意識形態”只是一個空洞的能指：一個刻意模糊的概念，不同群體可以借此傾訴各自的不滿，並圍繞共同的敵人動員。將性別平等視為對“傳統”的威脅，既能動員極右翼選民，又能為威權領導人提供方便的分裂議題，還能合法瓦解制衡和保護少數群體的制度。
這種動態促成了一個異常廣泛的聯盟：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提供道德合法性，通過宣稱神聖秩序及其跨國網路動員信徒；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威權領導人利用傳統語言將自己塑造成“普通民眾”的捍衛者，同時利用國家權力侵蝕人權；性別批判活動家藉著圈内人的信譽，再藉口女性得關注自身安全的話語，來洗白其極端立場；在文化層面，KOL美化女性的家庭順從，而男性圈（manosphere）則通過病毒式傳播厭女症，和毫無根據的陰謀論，使年輕男性激進化；支撐這些潮流的是億萬富翁資助者，他們將資源投入智庫、法律訴訟和媒體生態系統，將道德恐慌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成果。
這些敘事之所以引起共鳴，是因為它們在危機交織的時期，將公眾的焦慮——從經濟困境到政治信任度下降——轉移到了方便的替罪羊身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為反動思想提供了土壤。
那麼，誰在使用它？散佈了哪些謬論？它如何從迷因演變為實際行動？這種伎倆對民主有何影響？女權運動又如何構建反制力量來抵制？
神話與機器
在不同的政治運動中有三種核心迷思，將性別公正描繪成對傳統家庭、無辜兒童和民族主義的威脅。
- 自然家庭
所有反性別公正運動的共同謬論是：核心家庭是文明的基礎，正受到女權主義、LGBTQ+權利和進步改革的系統性攻擊。
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為這一謬論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他們將異性戀、順性別、核心家庭視為唯一“自然的”家庭結構。
民粹主義“強人”利用“家庭受困”的神話，將威權措施合理化為捍衛傳統。如，（匈牙利剛敗選的極右前總理）歐爾班等歐洲領導人推行鼓勵生育政策；在肯亞，一場日益高漲的反對性別公正和性少數群體權利的運動，包裝成了捍衛“非洲價值觀”和保護兒童。
這種“自然性別等級制度”在網路上不斷宣揚和放大。在社媒上，一些“傳統女性”網紅將順從、賢妻良母等極端傳統性別角色浪漫化，將其包裝成令人嚮往的生活方式，並利用關愛和女性氣質的意象來美化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她們迎合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不滿，以此來誘導人們依賴男性，並將父權制描繪成穩定的假像，卻對造成這場危機的經濟和性別不平等問題避而不談。
與此同時，男性圈告訴那些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說女權主義者和“現代女性”，才是造成他們問題的罪魁禍首。自稱“阿爾法男”或“覺醒者”的所謂“大師”，不斷兜售厭女症和陰謀論。他們利用人們的經濟焦慮（失業、找不到長期伴侶的挫敗感），將這種憤怒引向女權主義，並鼓吹回歸男性主導才是解決之道。
男性圈和“傳統妻子”強化了同一個政治目標：父權等級制度再培訓。這甚至延伸到了民主參與本身——這與特朗普的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最近所表達的觀點不謀而合。這進一步壓制了女性的聲音，並侵蝕了民主價值觀。
- 無辜的孩子們
反性別運動以“自然家庭”的敘事為基礎，將兒童描繪成時刻處於威脅之下，煽動道德恐慌。這種敘事聲稱，只有傳統的父權制家庭才能真正保護兒童免受外部侵害。這一敘事也將女性的生育權重新定義為一場關乎兒童安全的鬥爭。獲得避孕和墮胎服務不再關乎醫療保健或自主權，而是自私的女性“殺害嬰兒”或背叛母性的行為。
另一方面，強制分娩成了“拯救”未出生的孩子。從美國到波蘭再到薩爾瓦多，在一些墮胎法最為嚴格的國家，反墮胎運動明確援引“拯救兒童”來為禁止墮胎辯護，即便這會危及女性的生命。
像科米薩爾這樣的精神分析學家推廣了這種迷思更為微妙的版本：他們認為，母親產後過早重返工作崗位會損害孩子心理健康。這類論述用心理學和兒童發展學的語言包裝傳統性別角色，使女性因追求自主而感到內疚，並將家庭破裂歸咎於女權主義。
一旦“兒童受威脅”的敘事確立，它便會朝多個方向擴展。獨裁者復活了將同性戀與戀童癖混為一談的陳舊恐同論調：匈牙利政府禁止同性伴侶收養子女，並實際上禁止跨性別者合法更改性別，聲稱這些措施能保障兒童安全
- 大替換及其全球鏡像
極右翼話語中流傳的另一個長期謬論是，白人人口正因出生率下降和移民而系統性遭到替換。雖然幾乎所有國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這本身並非危機。它反映了多種因素，包括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增強，以及影響人們生育決策的各種因素——如經濟不穩定、照護體系不完善和氣候惡化。極右翼運動將出生率下降歸咎於女權主義、LGBTQ+權益和（非白人）移民，將人口變化重新定義為社會“衰敗”的證據，甚至是摧毀白人文明的陰謀。男性圈則放大了這些陰謀論，並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以“捍衛”民族或文化純潔性的名義煽動暴力。
這一陰謀已成為反性別政治和白人民族主義議程之間的戰略紐帶，各國政府以及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領導人都助長了這種觀念的主流化。
矛盾的是，這種敘事在全球南方國家也以相反的方式運作，但其核心仍然是“替換”邏輯。比如在肯亞，女權主義成了威脅“非洲價值觀”的西方或白人意識形態。類似的敘事也出現在北非、中東和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中。
- 機器背後的資金
這些敘事和具體的政策變化背後隱藏著複雜而隱秘的資金體系。在美國，保守派基金會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就開始構建這套體系，進入21世紀後這一努力顯著加強；這既是對聯合國推進性別平等宣言的回應，也是奧巴馬當選後極右翼勢力更廣泛動員的一部分。這套體系的觸角從大學延伸到法庭，構成了一條意識形態流水線。
在美國以外，其資金來源包括宗教網路，極右翼寡頭慈善機構，甚至主流企業和政府預算。例如，在拉丁美洲，核心資金來源包括天主教會、私人財富和墨西哥賓堡集團（Grupo Bimbo）等公司，以及衛生部或教育部的支出；同時，重要的歐洲資助者也為該地區的各種活動提供資金支援。這凸顯了非美國捐助者同樣重要且根深蒂固。
從神話到動員
當反性別歧視勢力獲得政府影響力時，他們會系統性瓦解人權基礎設施。保護婦女和少數群體權利的機構和法律會被削減資金、改頭換面或直接廢除。家庭暴力防治措施會被重新定義為“反家庭”，並以助長離婚為由停止資助。
教育材料受到嚴格監控，從小學到大學，性別、種族和性研究以及全面的性教育都遭禁止。這一策略包含兩方面：一方面壓制挑戰父權制和主流敘事的知識，另一方面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資訊——即討論性別或性取向的多樣性是不可接受且危險的。這直接攻擊了思想自由、包容的教育和多元化這些民主制度的關鍵支柱。
發展最快的策略是利用數位平臺和資訊戰。極右翼分子利用社媒演算法放大最極端、最具爭議性的內容，建立起激進化管道，使用戶從看似無害的迷因逐步走向根深蒂固的厭女信仰。最初以玩笑或離經叛道的姿態出現的梗圖，很快就演變成通往更嚴苛意識形態的管道。
尤其惡劣的是，利用深度偽造和人工智慧生成的性圖像來壓制女性和性別多元化活動家。這些攻擊大多高度協調，表明有組織的“網路水軍工廠”參與其中。這些攻擊不僅傷害受害者個人（及其家人），還會造成“寒蟬效應”，通過恐嚇一半民眾退出公共討論來破壞民主。
這些數字策略是更廣泛的威權戰略的一部分：繞過民主協商，通過恐懼和混亂統治。他們用煽動性的謊言“淹沒”輿論場，確保公眾討論圍繞著捏造的威脅展開，而非真正的政策問題。通過針對和恐嚇異議人士，他們大幅縮小了哪些人的聲音能夠被聽到，從而製造出一種扭曲的“常識”。仇恨和虛假資訊正常化之後，威權主義者就更容易採取下一步具體措施，而這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通過新的法律，並瓦解制衡機制。
反性別公正政治的代價
這場協同反擊的後果不僅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也波及到政治體系各個層面。對性別的攻擊最顯著的影響之一，便是限制了女性參與政治和公民生活的範圍。決策空間失去了超過半數的人口，也失去了他們所代表的觀點和訴求——民主本身也因此削弱。
削弱保護措施與基於性別的暴力和對邊緣群體權利的侵犯呈正相關，醫療衛生系統也受到影響。與此同時，隨著公民空間的萎縮，社區應對這些挑戰也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變得更加殘酷和分裂。威權主義敘事正是建立在“我們”與“他們”對立的基礎之上。社會凝聚力的瓦解使得威權主義者更容易宣揚只有強權（他們的權力）才能維持秩序的觀念。
對婦女和女童的生活和身體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傳統政策和文化壓力迫使婦女重新承擔無償照護角色，削弱了她們的經濟獨立性，降低了家庭收入。鼓勵生育的激勵措施和對生育自主權的限制剝奪了她們的選擇權，使她們的未來受制於人口或政治議程，而非個人願望。線上線下的暴力和騷擾加劇了這些限制，使她們噤聲，限制了她們的可能性。LGBTQ+群體面臨著就業、教育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排斥，這反過來又導致貧困、邊緣化，並增加了遭受虐待的風險。
反抗力量：女權主義抵抗
倒退是全球性的，反擊也是。在資金長期不足、法律騷擾乃至公然暴力等限制下，女權運動仍在捍衛和拓展自由。她們不僅在抵抗，也在適應和創新。理解這種抵抗至關重要，因為它為對抗極右勢力和威權主義提供了藍圖。
極右翼襲擊持續不斷且資源充足。這與女權主義抵抗運動資源匱乏形成鮮明對比：官方發展援助（ODA）中只有3.9%將性別平等作為主要目標；只有0.2%直接用於女權運動。隨著公民空間的萎縮，持續抵抗似乎變得不可能。然而，歷史已經證明，女權運動始終存在，且仍在不斷創新策略——不僅為了捍衛權利，也為了維護開放社會本身。
- 法律和司法阻力
極右翼最大的成功在於建立超越選舉週期的永久性機構。民主運動和女權運動也開始採取類似的長期策略。法律宣導催生了一些最持久的應對措施。比如在法國，婦女權益組織成功推動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旨在確立墮胎權並保護其免受未來極右翼政府的侵害。
當社會運動獲得資源支持時，它們能夠建立起超越選舉週期的體系。在加拿大，女權主義聯盟促成了一項為期十年的《國家性別暴力行動計畫》；在馬拉威，傳統領袖與女童權益組織結盟，廢除了3500起童婚，並修改憲法，將法定最低結婚年齡設定為18歲。
這些法律努力雖然進展緩慢、技術性強且鮮為人知，卻能帶來持久改變。它們的影響超越了某一屆政府的更迭，並重申了男女平等的公民地位以及暴力行為不可接受的原則，從而逐漸影響社會規範。
- 抗議和動員
女權主義街頭抗議的傳統依然強勁。例如，西班牙的“8M”遊行持續將生殖正義、醫療保健和勞動平等聯繫起來。在肯亞，該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殺害女性抗議活動迫使該議題進入國家議程。
當威權主義封閉公民空間時，反抗便會隨之調整。塔利班禁止女孩受教育和婦女工作後，阿富汗婦女開辦了地下學校和網路課程。儘管伊朗對未戴面紗的婦女實施了新的監控和懲罰，但伊朗女性仍然堅持“婦女、生命、自由”的抗爭。
這些抗議活動清晰展現了公眾對平等的支持。它們激勵人心，吸引那些尚未轉變立場的人，也讓領導人更難假裝反對派只是少數“非政府組織女權主義者”。
- 直接提供服務
自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以來，美國許多州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一個由墮胎基金和支援團體組成的網路一夜之間迅速擴張，通過郵寄藥物和提供旅行援助的方式確保墮胎服務。他們通過基層捐款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設立了熱線電話，並協調跨州的志願司機和接待人員。在波蘭，由“無國界墮胎組織”運營的跨境避孕藥共用網路和熱線，在該國近乎全面禁止墮胎的情況下，仍能提供醫療服務。
這類工作雖然不會引起國際關注，卻能拯救生命，促進社區建設。每一位獲得幫助的女性都可能成為這項事業的支持者，一些女權主義學者稱之為“異議基礎設施的韌性”。
- 跨國團結
當威權領導人和極右翼運動鼓吹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時，女權主義者則用國際聯繫來反制他們，儘管其資金遠不及前者。
一些最激烈的抵抗來自跨境組織。在甘比亞，倖存者和人權組織組成的聯盟成功挫敗了議會企圖廢除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在鄰國塞拉利昂，活動人士和倖存者將案件提交至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法院——該法院下令政府將其定為刑事犯罪。這些區域性裁決表明，女權主義者會利用跨國論壇和聲援網路來阻止或扭轉倒退的趨勢。 女權運動認識到，打敗威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能依靠象徵性的表像或膚淺的包容，而是依靠爭取正義、物質保障和平等的持續鬥爭。極右翼思想依靠分裂、尋找替罪羊和製造恐懼而滋生。如果一個群體的權利遭剝奪，所有人都將面臨風險。因此，抵制極右翼需要加強政治、社會和經濟基礎，使每個群體、每個女性都能有尊嚴地、免於恐懼地生活。多元、交叉性且植根於關懷和正義的女權主義抵抗，為對抗極右翼運動提供了一條清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