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Positions Politics
原文：What is a Left Position on Taiwan?
譯者：Drittes

左翼在臺灣議題上該當如何？我們幾位Praxis專欄編輯 最近在紐約一場聚會中被問起，對方是一位當地政壇的工作者，似乎被滿滿政治危機感籠罩着的他，向我們大吐苦水，認為屬於左翼的民主黨眾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回應「台灣問題」時，表現得進退失據，笨拙得相當難看。我們這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一直試圖梳理出一個既要絕對符合左翼原則，但同時又能讓像AOC這類政治人物能在當今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中講得出口的「左傾」論述。我們絞盡腦汁，尋找最合適的字眼與表達，但最終我們也無法給出提問者或自己都能信服的答案。帶着這份政治焦慮，我們向一群對臺灣及兩岸關係有深入研究、且與我們政治理念相近的學者同儕請教。以下是他們的回應。

Rebecca Karl, Aminda Smith, Fabio Lanza — Praxis專欄編輯（註）

【註】Positions Politics是多位關注東亞議題的美國學者所創立，共分爲四個專欄，其中一個是Praxis （實踐）。這三位也是該刊編委會成員。

編者按：AOC事件與五位學者簡介

三位原編輯上面提到的AOC「出岔子」事件是指她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彭博新聞台》主持問她：「如果中國採取行動（入侵），美國是否真的應該派兵保衛臺灣？」結果，AOC如語塞般支吾以對，最後僅以「希望不會走到那一步」作結，對是否出兵不置可否。既令右翼見獵心喜，亦令部分左翼慘不忍睹。因此，三位編輯決定尋找在臺灣的在地聲音，在臺灣議題上為美國左翼提供定位上的參考。

王智明是中研院歐美所副所長，同時也是曾引起臺灣內部爭議的《反戰聲明》聯署人之一，他在文章中繼續説明「反戰」立場，並認為美國左翼在關心臺灣議題前，首先須對美國歷史發展中的帝國主義高度自省，拒絕將臺灣當作大國博弈的籌碼，亦必須正視兩岸之間複雜而真實的歷史連結。

至於另外四位學者的觀點則有別於王智明，不過他們亦各自提出自己的切入點與分析框架。

身在華盛頓大學開辦臺灣研究學程的林宇翔直斥部分西方左翼因反美而盲目美化中共，他主張左翼應同時拒絕美國霸權與中共的擴張野心，並倡議協助臺灣採取務實的「刺蝟戰略」（porcupine strategy）以求自保。

來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交大）的劉紀蕙則批評進步派被死板的「反戰」教條綁架，導致在面對威權擴張時進退失據。她強調，真正的左翼應以「受壓迫者的政治主體性」為判斷標準——支持臺灣人民自決，絕不等同於支持美帝霸權。

中亞地區出生、美國成長、在臺灣定居並熟習阿美語的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傅可恩（P. Kerim Friedman），他以目前成為國際文學焦點的《臺灣漫遊錄》作為切入，點出臺灣在「戰略模糊」、後殖民下的生存現實。他呼籲打破冷戰二元對立，透過「奶茶聯盟」等草根連結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網絡，為臺灣人提供跨國聲援。

同樣來自陽交大的謝一誼則從更廣闊的時空維度，從威尼斯藝文工作者罷工、胡志明在凡爾賽和會上遭遇的無視與挫敗中汲取教訓，強烈要求美國左翼摒棄將臺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濾鏡，親身聆聽臺灣人捍衛自主的真實呼聲。

王智明：左翼與「左傾」

美國的左翼立場首先必須強烈譴責自19世紀延續至今的美帝國主義開始，承認美國是殖民強權，並以改變此一本質為目標。美國在19世紀從北美、夏威夷，以及太平洋島嶼（包括菲律賓、沖繩及台灣）的原住民身上的殖民掠奪中獲利，目的是為了參與當時在中國的殖民瓜分；到冷戰時期推動反共政策，以及在後冷戰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從中國市場中謀取利潤。美國的對臺政策一直深受其殖民歷史與資本主義的帝國野心所影響，這點可從1850年代國務院企圖吞併臺灣並建立殖民據點與海軍基地的各項提案，到1867年因羅妹號船難而向原住民發動的失敗遠征中清楚可見。當時有份參與遠征的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後來甚至協助日本入侵台灣，以及於二戰末期意圖從日本手上奪取臺灣的「堤道行動」（Operation Causeway）。從1945年至今，美國一直以反共為名，不論是從前支持國民黨，抑或現在的民進黨，美國只是為了其帝國主義行徑。對美國而言，關於臺灣的左翼立場，必須始於對這段歷史的真誠反思。對美國左派而言，其對臺立場必須從對這段歷史的真誠反思開始。

其次，如果左翼政治意味着對解放的憧憬與對自決的尊重，美國就應該停止將臺灣當作與中國談判的政治籌碼，停止給予台灣虛假的獨立希望，並應帶有誠意地與中國談判，確保臺灣的自治與民主生活方式——這種保障不應建基於武力展示，而是基於價值的說服。臺灣不是、也不應被視為美國戰略或國家利益的棋子，而應是捍衛自由價值的夥伴。三十多年來，臺灣已經證明了民主可以在華人社會中運作；它不完美，但行之有效，並帶來實質好處。全世界最不想見到的，是一個民主社會因為一場非其所願的戰爭而消亡。讓台灣保持民主與活力，才是對抗極權與帝國擴張的長遠勝局。

第三，臺灣問題是複雜的歷史產物，不可能將中國完全排除在外，因為臺灣在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1895年前中國對島上的原住民族擁有部分管轄權。1945年臺灣回歸中國，並由國民黨以中華民國之名實行管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敗退臺灣。任何去過臺灣的人都知道，這個地方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連結。因此，儘管臺灣現時享有實質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但其與中國的複雜關係不能簡單化約為「國與國」的關係。一個重視平等與公義、針對臺灣問題的左翼方針，必須承認這些歷史與政治的微細分野（nuances）：既要看見臺灣獨立的訴求，也要認清海峽兩岸之間確實存在真摯而強烈的連結，而不僅僅是中國的統戰伎倆。美國應傾聽海峽兩岸的聲音，鼓勵具建設性的對話並化解分歧，並相信這項工作對當今東亞及全球的和平與繁榮不可或缺。美國應當了解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傾向以和平方式重新整合台灣的意願，而美國的角色應是確保現狀不被暴力或脅迫改變，將最終解決方案留給海峽兩岸的人民自行商議。

最後，左翼對臺立場必須絕對避免戰爭。美國如在臺灣挑起戰爭，或者（之前）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及越南發動戰爭一樣，除了出於帝國主義立場，再無其他立場了。美國應摒棄其帝國野心，以身作則，帶領全球展開軍事裁減。這要求美國政客超越「美國中心主義」與 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綱領，將焦點轉向共存與生態安全等地球整體的關注（planetarian concerns）。目前對AI的盲目競逐必須受到限制，並重新將其應用於社會福利與公義，而非為了私利或資本家的利益將其武器化。在仍有能力之際，美國應致力創造一個真正的「自由國際秩序」，透過尊重地方差異及壓制民粹政治來鼓勵全球治理，而不是一刀切強推那種全球資本主義，那種只從好戰與軍火買賣中獲利的資本主義。

面對2028年美國總統大選，泛左候選人可以提出以下綱領：

1. 美國尊重並支持台灣作為實質國家（de facto state）的民主與自治，同時尊重其與中國的複雜關係。美國重申並確認其「一中政策」從未動搖，但堅持台灣及其人民必須在國際組織中獲得應有的代表權與實質參與。
2. 在深刻反思美國殖民歷史和過往的帝國主義錯誤後，承諾放棄帝國主義野心，並以身作則在全球裁軍，以及開發減緩和管控生態災害的技術。美國亦將承諾對AI技術開發實施更嚴格的限制，以避免能源過度消耗和相關技術武器化。
3. 美國承諾與中臺兩地的官方及公民社會成員合作，鼓勵就臺海關係展開和平、具建設性的對話，追求區域內的穩定與共存，並確保臺海的未來發展將建基於和平談判與互相尊重的原則上。

林宇翔：在「反帝」與「反極權」間重塑左翼立足點

（以上題目由編譯另擬。原題目是A Leftist Position on Taiwan）

儘管臺灣問題身陷美中兩國博弈的夾縫中，甚至可能成為全球大戰的導火線，但即使是華府中最精於臺灣政策的政治家而言，制定明確的台灣政策仍然困難重重。某程度上也是意料之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賦予了美國相當大的靈活性，使其能夠實施「雙重威懾」，不容臺灣或中國單方面向對方出手。但從本質而言，戰略模糊政策維持的現狀似乎正在瓦解。

臺美中三國結構條件正在改變，臺灣已從一個實行戒嚴統治的威權國家，轉型為一個擁抱言論自由、促進同性婚姻、並捍衛民主制度的多元社會。作為從昔日國民黨統治中「去殖民化」進程的一部分，臺灣公民壓倒性地拒絕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立場，只有極少數（3%）的人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且這個趨勢毫無逆轉的跡象。對北京而言，與臺灣「統一」（實際上是吞併）一直是長期的國家目標。近年來，中共的軍事能力大幅提升，入侵台灣的可能性逐年增加；與此同時，一系列未達致全面入侵的「灰色地帶」（gray zone）手段亦不斷擴大，例如持續且強力的網絡攻擊與資訊戰，試圖藉此影響台灣社會。自2016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立場日益敵對，將其視為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一些美國決策者將臺灣問題作為美中關係中潛在的籌碼，甚至逼使反對者分化的議題（wedge issue）。

由於臺灣問題有可能觸發兩個全球大國之間的戰爭，並導致全球經濟崩潰（彭博估計損失高達10萬億美元，超越2009年金融海嘯與2020年Covid-19的經濟衝擊），因此，在臺灣問題上採取一個堅守原則且顧及微細分野（nuanced）的立場，是至關重要的。

左翼立足點何在？

左翼國際政策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於臺灣，就如適用於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以外交與合作取代侵略與敵對；以多邊參與和建立共識取代單邊行動。必須認清那些需要全球合作解決的問題，例如因跨越國界的無限制資本主義而加劇的全球經濟不平等，以及對所有生物構成生存威脅的持續氣候變化。

在臺灣問題上，一個絕對的左翼立場就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這意味着要反對美國在全球帝國衰退之際，企圖透過將台灣作為抗中的政治籌碼，從而在印太地區施加霸權影響。同時，這亦意味着拒絕中共對臺灣抱持「收復失地民族主義」的主張（irredentist nationalist claims），包括聲稱擁有對臺灣人民的治權。臺灣的文化與移民歷史確實與廣義的「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有所連繫，但文化淵源並不能作為申索主權的理據，更絕對無法將吞併台灣合理化。儘管中共試圖將臺獨人士貶為政治宣傳工具，但臺灣人追求自治的渴望已超過一個世紀，並且由於其歷經艱辛，先後擺脫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抗爭與主張，而獲得人民廣泛支持。

因此，左翼應該支持臺灣內部的多元聲音。絕大部分臺灣人不認同中國，並拒絕北京的主權主張，只有1.1%支持盡快統一、6.1%支持未來某個時候統一（很可能是在北京政權更迭的情況下）。但其他聲音同樣需要被放大，包括那些被幾個世紀的「定居者殖民主義」邊緣化的臺灣原住民，他們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管理與守護，比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早了數千年。左翼應該團結發聲，反對持續不斷的殖民主義對原住民的壓迫，反對剝削僱傭勞工和移工，以及在臺灣、中國、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地區，反對把公民社會和治理權，拱手相讓給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誠然，主流政治人物，即使是左翼人士，也很難公開表達這種立場而不被背上「天真」的罵名，尤其是在當前烏克蘭、巴勒斯坦和伊朗等地正爆發單邊發動戰爭的當下。這種立場亦難以轉化為具體政策。例如，若釋出美國全面撤出的信號（如明確聲明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干預臺海），極有可能招致中共入侵。相反地，若聲明美國將在任何情況下承諾協防臺灣，一旦北京覺得被逼入死角而必須採取行動，這同樣極可能引發戰爭。像桑德斯與AOC等著名左翼人物的立場——即全球威權主義的崛起，提醒我們需要改革國際政治經濟以支持勞工——的確可能有助於減少北京所倚重的民族主義與武力恫嚇（saber-rattling）。然而，中國政府對國家機器的掌控在經濟繁榮或衰退週期似乎都堅如磐石，而他們對臺灣的民族主義「收復」立場自1950年代以來，亦基本上保持一致。

儘管如此，左翼仍應避免在此問題上落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陷阱。大多數臺灣人似乎傾向支持美國及其盟友體系，但這當中顯然存在問題——臺灣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默許支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臺灣也有慶祝特朗普（在其首個任期內）的遊行，以及仰慕已故的日本右翼自民黨領袖安倍晉三，這兩者都是大有問題的政治立場，使台灣民眾與世界各地殖民主義、仇外和厭女的政治勢力牽扯在一起。部分臺灣左翼因此拒絕美國，但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美化中共。然而，中共早已公開闡明其吞併計劃，並將在臺灣實施威權統治，抹煞了臺灣民意捍衛自身主權背後，那份真實存在的「後殖民」正當性（postcolonial legitimacy）。除了軍事衝突直接造成的人命傷亡，以及導致全球經濟在糧食與醫療領域出現第二、第三波崩潰的衝擊外，中共的統治幾乎必然意味着台灣將重回威權統治的黑暗深淵。北京在新疆和香港的所作所為，臺灣若被中共統治，我們絕無樂觀之餘地。

在不挑釁的情況下維持外交努力的理想，同時又能為臺灣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二者之間該如何平衡，以滿足那些更傾向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人士的需求？

經修正的左翼立場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核心問題在於「承諾」。美國外交政策圈內的反戰聲音，例如Jennifer Kavanagh和Stephen Wertheim，曾主張美國不應捲入任何與臺灣有關的衝突，但他們並沒有將這定義為「全面撤出」。事實上，他們認為對臺軍售是好事，因為意味着美國不需要派自家軍隊去保衛臺灣。他們主張台灣需要為自身的防衛承擔責任，這個立場在華府的各個政治光譜中都有共鳴。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保證了對臺軍售，但當想到有關規定讓美國國防承包商與華府主戰派（war hawks）直接受惠，的確讓人難以接受。理想情況下，我們應當追求一個武器更少而非更多的世界。然而，在臺灣的案例中，中共已經毫不含糊地表明，它將吞併臺灣視為內政與歷史必然，從而將對臺動武合理化。這或許是左翼立場與現實主義者之間最現實的折衷方案。

從臺灣的角度來看，一項經修正的左翼政策必須平衡多個極端。它不能完全切斷與美國軍工複合體的關係，但絕不能將自己依附在一個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軍工複合體之上。臺灣應專注於「刺蝟戰略」，既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以遏制衝突，又能獲取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資源。攻擊性武器不僅沒有必要，還會削弱台灣滿足重要國內需求的能力，例如維持社會福利、全民健保等。

臺灣亦必須繼續以一種保持溝通與可能性的方式與北京接觸。儘管中國遊客在臺灣不受歡迎，但台灣仍應像過去一樣歡迎中國留學生，以及其他真心希望親身體驗臺灣社會的人。新一代中國人對臺灣的接觸少於上一代，因此對臺灣的處境缺乏理解。無可否認，北京尋求吞併台灣，且在外交上通常是採取不妥協立場的一方。儘管如此，也儘管北京不願與現時執政的民進黨接觸，台北亦不應氣餒。雖然看起來或許徒勞無功，但歷史有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轉折。正如林孝庭與唐志學（Joseph Torigian）等學者的研究指出，即使在冷戰最高峰的時期，看似在意識形態上僵化的領導人，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依然有操作與談判的空間。1980年代波羅的海國家抗爭者，當時也不會預見到1990年代的變革最終使他們成為獨立國家。人們可能對外交的效用評價不高，但尋求外交途徑幾乎毫無成本。

臺灣與美國都應繼續向世界其他地方清楚表明，北京對臺灣的侵略是一種「收復失地民族主義」與帝國野心。臺美都應鼓勵其他國家駁斥北京將臺灣視為內政的說法，並重申臺灣人有權自決未來。為了反擊北京的對臺資訊戰，臺美雙方應突顯臺灣內部的多元聲音，不只是漢人移民後代，還包括原住民族、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以及其他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聲音。美國及其他國家應支持臺灣在以至聯合國等國際論壇上的代表權。

中國繼續宣稱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參與者，我們就應該以負責任大國的預期規範來要求中國。儘管目前自由派關於國際規範的論述可能處於歷史低谷，但中國的外交政策顯示，它仍在口頭上奉迎國際體系及多邊國際社會的規範，而非由任何單一大國（包括其自身）主導。左翼應鼓勵國際體系的所有成員，敦促中國尊重臺灣人民在免受威脅下繼續生存的意願。中國的掌權者應該考慮到，任何對臺灣的侵略行動（即使只是封鎖），都會大幅削弱中國作為負責任國家的形象，並破壞其數十年來努力與小國建立關係、試圖提供西方主導國際體系之外的替代方案的努力。

左右翼的聲音都曾呼籲美國的盟友在維持東亞和平上承擔更大的安全角色。雖然日本在支持台灣方面表現得最積極（美國除外），但這種支持不能只來自自民黨極右翼，他們對大日本帝國懷抱著強烈的懷舊情緒——這種立場令中共、南韓及區內其他國家深感不安。美國需要在整個地區強調，臺海和平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而不僅僅是那些傾向懷疑北京的人。區內國家必須同時追究美國與中國一旦行動升級的責任。即使是那些從與中國建立密切關係中獲得經濟利益的國家（如南韓、澳洲及歐洲國家），當中國採取單方面破壞穩定的行動（例如向臺灣甚至美國發射導彈）時，也必須願意對中國施加外交壓力。

最重要的是，美臺中三國左翼都應堅持和平是最終目標。左翼需要督促他們的政治領袖朝著這個目標邁進。我們絕不能落入這樣的陷阱，就是放棄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即使現在烏克蘭、巴勒斯坦及伊朗戰火連天，同時也是軍備擴張與侵略橫行的時代，和平看似遙不可及。國家得回應來自下層的壓力，臺灣的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即使威權國家也是如此。團結一致、眾口一聲是傳播這項訊息的最佳方式。

劉紀蕙：再思左翼——AOC、臺灣與進步政治的危機

當《彭博電視台》主持訪問AOC是否支持美國出兵保衛臺灣時，她頓時陷入長時間的語塞，無法即時回應。作為一位身處臺灣的人文學界學者、一個長期關注中臺複雜問題並批判任何形式內部殖民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我希望能提出對當今「左翼」意義的重新反思。

當「左翼」變成一個完全模糊的標籤時，今天的左翼立場究竟是甚麼？「左翼」作為一個政治範疇，其日益模糊的狀態，已經逐漸抽乾了進步政治的生命力。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左翼」作為一種政治類別，其核心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反戰」或「反干預」本身，而是對結構性壓迫的批判，以及對受壓迫者政治主體性（political subjectivity）的捍衛。當反干預本身變成了最終目的，而非一種手段時，左翼便失去了其最根本的判斷準則。這正是當前僵局的根源。

AOC在慕尼黑的語塞，暴露了美國進步左翼在結構上的尷尬。美國進步左翼長久以來的「反軍事干預」立場，構成了AOC迴避問題的意識形態基礎。在這個框架下，任何明確承諾出兵保衛臺灣的表態，都無可避免地會激怒其選舉基本盤中的反戰情緒。有人或會辯稱，AOC那40秒的猶豫，最終恰好維持了美國標準的「長期政策」立場——既不公開承諾也不拒絕採取軍事行動，從而維持了「戰略模糊」原則，以避免衝突。然而，這種辯解正好暴露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AOC對臺灣問題的沉默，進一步反映美國進步左翼在臺灣與中國問題上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進步派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圍繞着批判「美帝國主義」霸權而組織起來的。然而，當面對中國的區域擴張主義——特別是中國對臺灣的軍事威脅時，這種「反霸權」的前提卻似乎無力對中國的霸權擴張提出批判。被自身的「反戰」及「反干預」立場綁手綁腳，他們根本無法將「支持保衛臺灣」宣之於口。

在慕尼黑會議上，AOC一方面明確表達了對「威權主義危險」的擔憂，另一方面卻在臺灣問題上含糊其辭。這種自相矛盾反映了進步左翼在批判威權主義時的選擇性：他們的批判框架往往傾向優先應用於右翼民粹政治（如特朗普主義），但面對中國的威權擴張時，卻訴諸「防止衝突」與「多邊主義」等顧左右而言他的言辭，藉此迴避正面交鋒。

進步左翼高舉人權、民主與自決，而臺灣正正是實踐這些價值的場域。臺灣在 1980年代經歷了和平的民主改革，成功擺脫威權政體，並自此維持著一個尊重人權、肯定自決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然而，進步左翼的反軍事立場卻構成了一道結構性障礙，令他們無法將其「人權論述」轉化為具體的安全承諾。

AOC在回應時以「經濟研究與全球部署」作為防止衝突的手段，強調最重要的是確保「這個問題（出兵與否）根本不會發生」。這種修辭邏輯，正是進步左翼將安全問題置換成經濟問題的典型策略，反映了其選舉基本盤將「供應鏈民族主義」（supply chain nationalism）置於「軍事同盟承諾」之上的優先次序。這種偷換概念的做法迴避了臺灣問題的核心：沒有任何純粹的經濟或外交途徑，足以應對不對稱的軍事威脅。

在左翼被污名化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認知錯位」（cognitive dislocation）的問題。桑德斯的核心政策主張——全民醫療保健、提高最低工資、免費公立大學教育——在民調中長期獲得跨黨派的多數支持；然而，桑德斯本人及其政策卻不斷被主流媒體與民主黨建制派抹黑為「激進」與「脫離現實」。事實上，這些政策一點也不激進；它們在大多數歐洲福利國家不過是標準做法。這種認知錯位值得我們嚴肅對待。

當前左翼危機中最令人震驚的面向，是美國右翼如何挪用了左翼的語言。特朗普及其身邊的人——包括副總統萬斯和前幕僚班農——採納了左翼反資本主義的修辭框架，大規模地運用反建制、反精英與反華爾街情緒的語言。班農曾明確表示研究過列寧的組織策略，並公開承認對其有所借鑒。右翼將左翼的反資本主義批判，轉化成一套針對「寡頭」與「深層政府」的民族主義陰謀論。（前）國家情報總監Tulsi Gabbard連同各個MAGA圈子，亦同樣提出了反戰與反干預主義的論調。當「反干預」與「對受壓迫者政治主體性的真誠關懷」被徹底割裂時，它可以被任何政治立場無縫吞併——包括那些為威權擴張服務的立場。

這種「左翼」危機，在臺灣亦有其翻版。部分老一輩的臺灣左翼將中國與社會主義歷史畫上等號，並以此為基礎，堅持反對美帝國主義，轉頭傾向支持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這在歷史認識論（historical epistemology）上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此外，這群老左翼無視了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威權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臺灣左翼亦透過「反戰」立場來為自己定位，卻無視了他們所面對的「中國」，是一個犧牲人權的威權帝國，同時亦無視了必須肯定臺灣人民自身政治主體性的需要。

如今，無論是AOC或任何左翼行動者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應陷入「戰爭還是反戰」、「中國還是臺灣」這些簡化的二元對立之中。我們首先要問：人民在哪裡？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該如何受到保護？左翼是否應該為了維持其「反戰」的自我形象，而犧牲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自主生活？我們能否採取更積極的政治與外交手段，在任何軍事侵略行為發生之前加以阻止？左翼能否以人權之名，致力於保護臺灣作為一個民主政治實體的地位，讓人民能在其中行使自決權？

一個真正的左翼立場，必須以受壓迫者的政治主體性為判斷標準，而不是從先入為主的「地緣政治陣營」歸邊出發。臺灣人民在威權壓力下依然堅持的民主自治實踐，正正是左翼應該力撐的——不是因為臺灣站在美國的一邊，而是因為臺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生活形式。支持臺灣自決，不是支持美國霸權；而是拒絕讓另一個帝國打着「反帝國主義」的旗號，來取代原有的霸權。

傅可恩：我們是朋友嗎？AOC可從《臺灣漫遊錄》學到甚麼？

今屆榮獲布克國際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的歷史言情小說《臺灣漫遊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兩位主角到底算不算朋友？日本作家青山千鶴子在二戰前夕造訪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並對她的通譯王千鶴產生強烈感情，從而引發了關於友誼的提問。王千鶴拒絕正面回答，相反，她說：「如果你當我們是朋友，那我也會這樣看待。」她這種模稜兩可的回答在一段時間內還算管用，但隨着青山對她的感情愈發強烈與執著，王千鹤再也無法迴避，必須給出一個正式的回應。

最近，似乎有意在2028年角逐美國總統的AOC，被問及若面對中國侵略會否「承諾派美軍保衛臺灣」時，同樣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政敵迅速抓住她那段結結巴巴的回應，以此作為她缺乏外交經驗的證據。但是，即使她當時能表達得更雄辯滔滔，她其實也只是在闡述美國長久以來對臺維持「戰略模糊」的慣常做法。

正如Jonathan Sullivan與Lev Nachman在其著作Taiwan: A Contested Democracy Under Threat中所言：「戰略模糊歸根究柢，就是在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究竟會不會向臺灣伸出援手。」這項策略的目的，無非讓中國與臺灣政府「三思而後行」，不會單方面輕舉妄動。雖然部分美國總統曾試圖以「戰略清晰」取代「模糊」，例如拜登在被問到與AOC相同的問題時，曾斬釘截鐵地回答「會」，但這類言論很快就會被華府外交建制派「收回」或澄清。反方向的操作亦然，例如特朗普曾表示「他一直有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討論對台售武問題」。

就像王千鶴與青山的關係一樣，這種模糊策略在過去一段時間的確行之有效，但現時正變得愈來愈難以維持。不斷改變的地緣政治格局正迫使這個問題浮面。我不知道AOC能夠提出一套怎樣的臺灣政策，既能滿足那些憂慮如何維持美國全球霸權的人，又能滿足那些主張瓦解美帝國主義的人。或許，她可以參考一下王千鶴對青山那段高潮迭起的回應【劇透警告】：

因為青山小姐想要疼惜的人，是一名需要你保護的乖巧的本島通譯，那並不是真正的「王千鶴」，並不是我本人哦！所以說青山千鶴子跟王千鶴，真的能說是朋友嗎？

《臺灣漫遊錄》

關於臺灣政策的辯論，一個常見的通病是：這些討論往往在對「真實的臺灣」毫無了解、且完全沒有臺灣人參與的情況下進行。我不是外交政策專家，也不是軍事戰略專家；但作為一名人類學家以及臺灣公民，我對我這個「第二故鄉」（adopted home）有一些認識，認為在任何這類討論中都必須加以考慮。我特別希望指出，就像王千鶴一樣，大多數臺灣人在國家層面上接受「戰略模糊」作為一種生存策略，但在涉及個人身分認同這條底線時，卻堅定不移地認同自己是「臺灣人」。

二戰後，美國為了遏制共產主義蔓延，在臺灣支持了一個獨裁政權。結果，臺灣人民遭受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和殘酷鎮壓，數以千計的人被殺或失蹤，還有更多人鋃鐺入獄。我有朋友僅僅因為讀過幾本禁書，就坐了十年政治監。

在這段期間，由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統治臺灣。為了將其鎮壓合理化，國民黨聲稱自己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統治者，儘管實際上他們只管治臺灣及少數幾個外島。為了維持這個神話，他們將臺灣視作眾多省份中的其中一個。他們甚至設立了一個包含中國其他省份（包括西藏和蒙古）代表的「國民代表大會」。由於他們無法在這些省份舉行選舉，這個被臺灣人戲謔為「萬年國會」的機構充斥着年邁的代表，部分人投票時甚至需要坐輪椅被推進場。

這就是普通臺灣人所經歷的冷戰。那不是甚麼中美之間宏大的地緣政治象棋遊戲，而是一個殘暴的獨裁政權，在實際敵對行動結束數十年後，依然假裝與中國處於戰爭狀態，藉此將其統治合理化。臺灣人所爭取的，是從國民黨幻想出來的這個「中國」中獨立出來，而不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獨立——因為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臺灣人渴望言論自由、民主選舉、說自己母語的權利，以及學習自身歷史的權利。（當時那些以中國為中心的教科書，花在教導中國鐵路上的篇幅，比教授臺灣本土歷史還要多。）

他們渴望這一切，最終也爭取到了。沒有人施捨給他們。這是他們用血肉之軀抗爭得來的。他們廢除了「萬年國會」，結束了與中國的戰爭狀態；當國民黨在2016年最終被選票趕下台時，臺灣首位女總統蔡英文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揭露他們過去的罪行，並設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剝奪了他們從民間掠奪而來的龐大財富。

無可否認，臺灣作為一個國家，在「戰略模糊」政策下發展得蓬勃興旺。儘管只有包括梵蒂岡在內的十幾個國家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但台灣護照的免簽證國家數量排名第31位，僅次於塞爾維亞和秘魯。臺灣模稜兩可的地位，亦讓它得以扮演中美之間的中間人角色，例如像富士康這樣的臺資企業，就為蘋果等美國頂尖科技公司管理著中國的工廠。

臺灣人很大程度上也對這種安排感到自在。在一個又一個的民調中，臺灣人表示支持維持「現狀」，即使主要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早已超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普通臺灣人的個人身分認同已經超越了地緣政治的步伐，這正是最令中國擔憂的事情之一；因此中國通過了多項法律，試圖強行實施北京對民族統一的觀點。

正當臺灣人開始覺得他們或許可以把冷戰拋諸腦後，拒絕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並轉向擁抱本土認同，對兩岸關係採取務實態度，並致力建立一個嶄新的、多元的民主國家時，他們現在卻發現自己正被重新塞回那個「冷戰的盒子」裡。而把他們推進去的人，部分是他們的盟友，部分則是他們的臺灣同胞。

數十年來維繫臺海兩岸和平關係的默契，如今已不足以應對局勢。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習近平對「臺灣問題」採取了日益具侵略性的立場。正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石可為（David Sacks）指出：「中國大幅增加了侵擾臺灣防空識別區的頻率與規模……它幾乎不間斷地在臺灣周邊部署解放軍海軍及中國海警船隻。中國在國際空域與水域劃定禁區，在臺灣周邊進行複雜而持續的軍事演習，擾亂了這座島嶼的商業活動。最具挑釁性的是，2026年1月，中國軍用無人機首次侵犯了臺灣的領空。」

當下最諷刺的現象之一，是昔日的死對頭——國民黨與共產黨——現在竟然站在了同一陣線。這是海峽兩岸局勢變化的結果。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已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其管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這使得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與國民黨更為接近。國民黨的高層甚至會去祭拜神話中「中華民族始祖」的黃帝；他們拒絕承認臺灣具備獨特的身分認同，儘管他們自己的大多數支持者都抱持這種認同。

結果，國共兩黨現在視彼此為有用的政治夥伴。被剝奪執政權力、退居反對黨角色的國民黨，將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務實態度」當作最大賣點。在與中國交涉時，他們將自己包裝成「成熟的掌舵人」（the responsible adults in the room）。而中國方面亦物盡其用，極力拉攏那些需要與中國官員合照（photo-ops）來證明自己「交到功課」的國民黨政客。

如果說右翼的種族民族主義正威脅臺灣的民主多元主義，來自左翼的教條同樣產生另一種威脅。在反帝國主義者中，瀰漫着一股對冷戰時期錯置的懷舊之情（misplaced nostalgia），渴望一種能抗衡美國霸權的力量，這有時會以「多極化」（multipolarity）的語言來包裝。正如印度女權行動者、前印共政治局委員Kavita Krishnan所指出，這種論調與當年基辛格和尼克遜所提倡的「現實政治」根本毫無分別。

左翼現實主義者與極右翼勢力結成了奇怪的政治盟友。由特朗普提出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竟然與普京及習近平所聲稱「渴望建立一個公正的多極國際關係體系」完全相容，這理應讓任何人感到警惕。正如史峻（Craig Smith）所言：「當區域領導地位被包裝成命運、守護責任、或是一個文明中心時，我們就愈來愈難以區分『恩惠』與『霸權』的分別。」

就像小說中的通譯王千鶴覺得青山的「友誼」令人感到壓迫一樣，臺灣人同樣拒絕中國「兩岸一家親」的主張。王千鶴拒絕了這位殖民恩人的友誼，因為接受這份友誼將會抹煞她自身的身分認同；她擁有多個名字的描寫，正正說明了臺灣的文化遺產實際上有多麼複雜。正如歷史學家戴維理（Evan Dawley）所指，日本殖民經驗對於發展出獨特的臺灣身分認同起着核心作用。許多支持中共的左翼人士之所以如此討厭《臺灣漫遊錄》，正是因為這本書公開承認了這一點。美國左翼對於臺灣問題的回應，得首先承認並尊重這些臺灣人的聲音。

同時，我們必須留心王千鶴的聲明：她並不是某個「需要被保護的乖巧島民」，臺灣作為一個國家亦是如此。現實政治的替代方案，並非天真地將國際關係視作一場以臺灣為受害者的道德劇。正如我去年批評過臺灣的外交政策，即使臺灣內部經歷民主轉型，但其外交手腕依然困在冷戰思維中——為了尋找國際盟友，臺灣往往非常樂意對某些國家的戰爭罪行與侵犯人權行為（例如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暴行）視而不見。

但真正的左翼團結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在草根層面建立群體之間的橫向連結（horizontal solidarity）。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公民社會正試圖超越「冷戰二元對立」。黎巴嫩裔巴勒斯坦作家Elia Ayoub以「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為例，它是一個試圖在香港、臺灣、泰國、緬甸（甚至更遠的地方）本土群體之間建立同盟的網絡，為處於帝國夾縫的人們如何開始「在我們的土地上以及我們的離散社群之間，建立更有機的連結」提供了一個模範。

中國深明這種團結網絡對其霸權構成的威脅，並積極試圖加以阻止，向盟友與國際機構施壓，拒絕臺灣代表參與。無論是探討氣候變化對全球海洋影響的會議、國際法官協會（IAJ）、世界衛生組織（WHA），抑或是世界同志遊行（WorldPride），甚至今年5月的RightsCon因主辦單位拒絕DQ臺灣而直接被贊比亞強行取消活動，臺灣的參與資格往往被拒絕或撤銷、活動被取消，或者參與者被主辦國強行驅逐出境。

像AOC這樣的美國進步派政治人物，可以採取的一個具體行動，就是致力保護普通臺灣公民在全球舞台上發聲的權利，讓他們能參與國際活動與其他團結互助的行動。參與這些活動的入場券，絕不應該是逼使他們背叛自己作為臺灣人的身分認同。就像小說中的青山千鶴子最終學會讓她的「小千（千ちゃん）」做回真正的「王千鶴」，世界也需要讓臺灣，做真正的臺灣。

謝一誼：關於台灣、巴勒斯坦、越南與威尼斯

當AOC在慕尼黑會議上失語的消息傳到我耳邊時，我正由阿姆斯特丹轉機前往威尼斯。那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分析學院主辦、為期三天的「出奇制勝的視覺性：暴力與視覺問題（Wayward Visuality: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and Visuality）」。研討會結束後的翌日早上。籌辦會議的博士生們，將巴勒斯坦議題、電影放映與實踐工作坊，融入了這個原本預期會塞滿理論探討的學術場合。

在這類場合，當我聽到Judith Butler（性別理論）或Saidiya Hartman（美國黑人文學研究）等耳熟能詳的理論家名字被拋來拋去，卻沒有人正視在座參與者之間所身處的種族、性別、社會與經濟落差時，我感到非常不安。這種在文化研究領域中盲目追求左翼「大一統」普遍立場的做法，比起威尼斯文藝工作者罷工時那些我只聽得懂三成的意大利語簡短演說，更讓我感到心寒。一抵達威尼斯，我便去聲援這場文藝工作者罷工的第二次行動。這場罷工由我的意大利朋友組織，他們在今年5月8日發起了當地史無前例的文藝工作者罷工，並迫使許多參與2026年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展館關閉。我的學者朋友、威尼斯藝術組織「S.a.L.E. Docks」的核心人物Marco Baravalle再三強調，這些威尼斯的罷工行動從巴勒斯坦運動中汲取了重要經驗：這是自2025年秋季意大利全國聲援巴勒斯坦罷工以來累積的抗爭力量，隨後更演變成威尼斯人封鎖當地馬爾蓋拉港（Port Marghera）準備駛往以色列的貨船。在部分抗議與罷工中，我看到我的意大利策展團隊成員，駕駛着他們的小型快艇來包圍大郵輪。在當時來看，這些都是不可能的姿態與「任性」的抗爭策略。

在威尼斯與我的意大利社運朋友一起參與這些罷工和抗議時，我有時會想起1919年的胡志明。他當時站在凡爾賽和會門外，在遞交越南獨立請願書失敗後，他帶着挫折回到越南，並展開了他的武裝運動。我想起胡志明，是因為他讓我想起許多台灣的學術界朋友——他們現時正深度參與「黑熊學院」的民防訓練，動員普通臺灣民眾，為中共隨時發動的入侵作準備。無論是凡爾賽和會還是慕尼黑安全會議，儘管它們的目標聽起來多麼崇高，對於被殖民者而言，意義其實微乎其微。儘管我多麼希望相信臺灣與中共之間的談判能帶來正面結果，但殘酷的現實是，我們都親眼目睹了香港的下場。我的旁遮普（Punjabi）朋友也深切體會到這種痛苦的覺悟。在她積極投身巴勒斯坦運動的同時，亦持續而尖銳地批判大國在戰後向被殖民者承諾的「去殖民化計劃」（指英國讓印度獨立）：這個曾被南亞大陸許多人奉為圭臬的美好夢想，如今卻在民族主義和宗教分裂的泥沼中土崩瓦解。那麼，對於臺灣左翼而言，如果不是這種對「談判無意義」的痛苦覺悟，以及對所謂「戰略模糊」的徹底看透（這或許正是AOC在慕尼黑會議受訪語塞時，真正在腦海中盤旋的東西），還剩下甚麼呢？

對AOC而言，真正具建設性的做法，應該是發表一篇徹底反對「定居者殖民主義」的演說，因為殖民主義正是加沙種族滅絕和臺灣海峽問題的根源。在1945 – 1949年間，100萬中國難民跟隨戰敗的蔣介石軍隊逃亡到臺灣。說「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就等同於說「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一部分」。因為在蔣介石及其獲美國支持（作為防止共產主義蔓延緩衝區）的中國法西斯政權抵達之前，這座島嶼曾先後被大日本帝國、大清帝國、東寧王國 / 鄭氏海盜集團、在臺灣北部的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在南部的荷蘭殖民者佔領。將臺灣視作中國一部分，不僅是在維護國民黨為掩飾1949年戰敗而編造的定居者殖民敘事與幻想，更是中共作為戰勝國，為滿足其宣稱一塊從未統治過的領土野心，而呈現的一段扭曲歷史。許多人至今仍然抱持的定居者殖民論述，在歷史上是極度不準確的。這就像巴勒斯坦人、甚至胡志明在1919年所感受到的挫折一樣荒謬可怖：這些都是深深植根於過去與現在後殖民與去殖民化進程中，仍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AOC，或者任何將代表美國民主黨內民主社會主義派系的人，未來要介入臺灣問題，第一步就必須推翻並拒絕這套定居者殖民的框架。

美國左翼陣營中，在中共發動攻擊的假設場景下「放棄臺灣」的情緒日益高漲，這反映了國際社會對臺灣歷史的無知。事實上，這座島嶼的山區有着源遠流長的游擊戰傳統。無論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抑或是臺灣共產黨游擊隊為了對抗蔣介石的白色恐怖而藏身山林，都是如此。對自主的追求，是烏克蘭與臺灣在防禦各自面臨的威權侵略時，所共有的特質。臺灣的「黑熊學院」正正就是這樣一個民防訓練組織，近年來在島內獲得了各個階層公民的鼎力支持。這反映了公眾對中共無日無之的威脅及其愈發明目張膽的軍事企圖的憤怒。假若沒有當前的民主機制（即臺灣立法院與美國國會仍保有審查軍售預算的權力），我們必定會看到民族主義政治人物趁勢崛起，以回應台灣公眾對自我防衛的強烈訴求。

說到這裏，我又再次想知道，胡志明會說些甚麼或做些甚麼。在1940年改名為「胡志明」後，他從相信自由派的承諾—美國將帶領越南去殖民化以完成獨立—轉變為去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許多人認為，這是胡志明轉向一種獨特越南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轉捩點。踏上追求民族主義獨立的新道路後，胡志明前往中國尋求蔣介石的協助，結果卻被蔣介石囚禁了18個月。在中國被囚期間，胡志明寫下了後來被稱為《獄中日記》的作品，這是一部以古典漢文寫成的詩集，以下是其中一首：

南寧監獄真摩登，日夜通明電火燈；
打飯每餐粥一碗，肚皮時時作抗爭。

胡志明（1943）。〈南寧監獄〉 ，《獄中日記》。

夾在大國博弈之間，胡志明敏銳地意識到採取「出奇制勝（wayward）策略」的必要性，哪怕這種策略伴隨著腹中空空的抗議與顫抖。

我們最深切的期盼是，臺灣不會走到這種長期顫抖、苦難與戰爭的地步。如果1919年凡爾賽和會上有人聽見了胡志明的請願，或者在隨後的數十年間得到妥善處理，美國或許就不會在後來親手製造出一個如此強悍的死敵。對AOC及其民主社會主義同志來說，或許親身來一趟臺灣，聆聽臺灣人自己的真實聲音，才能帶來真正的反思。一個資訊充分、立足於現實的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是打破當前僵局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