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Drittes
作者:Ivan Drury Zarin
原題:Peoples’ Unity Against Fascism is slippery in action: A reflection on campism in our midst – Report on day two of the 2026 anti-fascist conference in Porto Alegre, Brazil
出處:美國左翼組織「團結」網誌:https://solidarity-us.org/peoples-unity-against-fascism-is-slippery-in-action-a-reflection-on-campism-in-our-midst/#comment-383855
在3月的最後一週,巴西兩大左翼政黨——社會黨及勞工黨(現任總統魯拉所屬政黨)召開了「反法西斯大會」,來自不同國家、參與不同抗爭的革命行動者都就各自的理念進行交流與交鋒。然而,會議首日(26日)的討論情況不免令人驚訝。有講者認為不應批判馬杜羅政權,又譴責烏克蘭在烏東地區「屠殺」俄羅斯人。最令人憂慮的是,他們還斥責伊朗的年輕示威者是被荷里活影視文化洗腦的特務。
當「反法西斯」淪為替暴政護航的遮羞布
雖然這些言論被同場的其他講者一一駁斥,但顯然而見是,雖然講座主題是「人民團結反法西斯」,甚至也是整個反法西斯大會的核心前提,但大家對「團結」的理解,明顯存在分歧。這種「團結」,是指抗爭中「人民」的團結嗎?若果他們反抗的國家機器,剛好也是美帝國的打擊目標(譬如伊朗),這種「團結」也涵蓋他們嗎?還是說,所謂的團結,只能透過那些自稱代表人民的民族國家來代勞?
在「陣營主義」(campist)(註1)視角下,「人民」被強行塞入由民族國家定義的既定框框中。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研究所」(Simon Bolivar Institute)主席兼國會議員Blanca Eekhout(於2016 – 18年間擔任馬杜羅政府的婦女及性別平等部長)的視像發言正完美示範這種思維:「沒有人民的團結,就不可能對抗並擊敗帝國主義。這不是那種重複帝國主義傳媒謊言的團結,而是一種真實的、深度的團結(deep unity)……這才是能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團結。」
【註1】「陣營主義」一詞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戰間時期(interwar period),指一種將世界簡化為對立陣營的思維,並視「第一陣營」(first camp)為「世界霸權」而支持所有與其敵對之國家,但忽視了這些國家自身存在的內部獨裁壓迫。這類立場至冷戰期間又被稱為Tankies(坦克左派),源自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引起各國共產黨內分裂為支持與反對侵略兩派,共黨以外的其他左翼,很多也譴責入侵,而那些支持侵略者被譏為坦克派。
在這種「深度團結」下,任何異見或批評都不能成為支持各國對抗帝國主義的一部分。我們的合作不容許有絲毫的差異與分歧:深度團結必須是絕對平滑的,就像被磨平打光的石頭一樣。
這是反法西斯主義嗎?這是反帝國主義嗎?古巴代表顯然不這麼認為。來自哈瓦那「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ericas)(註2)的Fernando Rojas雖然亦呼籲「團結」,但他更強調是各地區與運動為了自身的生存與抗爭而建立的相互聯繫,這番論調明顯是針對委內瑞拉代表那種對「陣營」予以「無條件支持」的論調。
【註2】是古巴政府在古巴革命後為支援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同樣受軍事獨裁而遭打壓的人民之組織。
面對古巴近期持續受到美國的軍事威脅,Rojas呼籲在場的左翼人士在支持古巴時,不要盲從政權,亦不要為古巴內政花言巧語,「我們來這裡不僅是為了爭取支持,也是為了促進批判性交流。我們過去一直為此投放很多心機。」
團結對象是人民不是政府
這背後存在一個政治路線綱領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將「人民」與「國家」畫上等號,這等同默認國家機器的鎮壓是合法且必要的——因為政權唯有透過鎮壓,才能維持「鐵板一塊」的假象。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放棄質疑的權利。同時,這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如果我們任由僵化的教條取代嚴謹的探究、用空洞的口號取代批判思考,那麼當新法西斯主義崛起時,我們將會毫無還擊之力。法西斯主義本身是反智的,但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與理智,才能真正理解並擊敗它。
第二天早上以及整個會議期間,我與許多人討論了那場關於「團結」的座談會。一位來自波多黎各的同志表示,這顯示了討論和辯論的必要性,否則潛伏在我們團結口號背後的分歧,將會削弱這個我們極度需要的聯盟。為了對這一討論作出貢獻,我決定在這篇「報告」中聚焦這個問題,希望能深化我們的團結,增進相互理解,同時探討行動上的難題。我擔心,一個過度廣闊、把壓迫性國家機器及其所鎮壓的人民都包含在內的「團結」,將無法成為一個能採取共同戰略行動來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聯盟。
坦克派為普京辯護
在「人民團結」座談會上,只有一位講者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而他只是作為回應嘉賓,並非正式講者,但他冷酷地聲稱「烏克蘭才是屠殺俄羅斯人的劊子手」,其厚顏無恥的言論令人咋舌。他的言論並無新意,完全是普京的宣傳口徑,並與反對烏克蘭自衛戰爭的普遍論調如出一轍。而這也代表了這場反法西斯會議中一股重要政治思潮的立場。
當晚較早時候,波多黎各前參議員Rafael Bernabe觸及了這個問題:「在反對美帝國主義旗號之下,我們絕不能對其他國家的鎮壓、暴行與共謀視而不見。我們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同時,我們也譴責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的軍事入侵和侵略;我們同樣譴責伊朗政府對其人民的神權獨裁與暴政。」
他補充道:「有人指,普京是為了應對俄羅斯被包圍而作出『反擊』。但這種攻防正是敵對帝國主義強權競爭的產物,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帝國主義企圖,正是這場競爭的其中一面。有人說澤連斯基是右翼資本主義政府,所以我們不應該支持他的政府,但我們堅決支持烏克蘭人民為自身主權而戰。我們重申:工會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罷工權、婦女權利與自由——這些不是所謂的『西方價值』,而是國際工人階級共同擁抱的價值。」
「廢除非法債務委員會」(CADTM)(註3)的印度代表Sushovan Dhar指出,將國際反法西斯陣線與專制國家綑綁在一起,是一個錯誤的開端。達爾說:「在對抗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創造出新的帝國主義。多極化確實是對現有美國世界秩序的反制,但它能為我們提供一條通往更美好未來的不同道路嗎?不能。看看金磚國家(BRICS)就知道了。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不尊重人民權利和民主權利,其經濟建立在掠奪性開採(extractivism)之上。這些國家無法帶領我們走出陷入其中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陷阱。」
【註3】
CADTM全稱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Illegitimate Debt,是一個主張無條件取消各國不合理的公共債務的國際組織。該組織長期批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大國霸權,認為強國往往透過「債務」與「經濟援助」作為剝削工具,藉此干預他國主權與掠奪資源。近年亦積極批評中國藉「一帶一路」於發展中國家製造「債務陷阱」,如同過往西方霸權所使用的經濟控制與剝削手段。
Rafael Bernabe以古巴的處境為例,直斥這種「盲目團結」極其危險。他指拉美一些所謂的「進步政府」為了保住自身的資本主義經濟,正忙於向特朗普妥協。當面對美國施壓要求切斷古巴的石油供應時,他們選擇了屈服,自以為能藉此討好特朗普、爭取喘息空間。但Bernabe批評,任由特朗普牽著鼻子走並配合打壓古巴,無異於在霸權面前暴露自己的軟弱。
他警告,如果我們不加批判地將「團結」對象延伸至這些政府,變相是將抗爭的政治行動與決策權拱手相讓。結果就是,當我們要聲援那些真正捱打的國家時,竟只能無奈地受制於這些「昔日盟友」的政治算計與面色。
在第二天的一場分組座談會上,CADTM創辦人Eric Toussaint表示,隨著全球權力結構的重組,舊有那種非黑即白、「支持或反對美國」的「陣營思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多餘。「特朗普曾說他想說服普京停止與中國合作,」Toussaint說。「對他來說,處理對俄關係是為了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特朗普的潛台詞是:讓我隨心所欲地對付你的盟友伊朗和古巴,我就不會在烏克蘭問題上煩你。」
烏克蘭工會領袖Vasyl Andreyev指出,烏克蘭一直受到大國的控制,因為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天然氣、礦產,以及農產品和土地。「俄羅斯發動戰爭是為了支配烏克蘭的土地和資源。而現在,我們看到特朗普也對這些資源虎視眈眈。」烏克蘭憲法列明,國家資源應由人民擁有和享有。但瓦西里表示現實並非如此,企業控制並從剝削烏克蘭人民的資源中牟取暴利。現在必須保護烏克蘭的主權免受俄羅斯的攻擊,因為俄羅斯若征服烏克蘭土地,將會進一步阻礙當地反抗企業霸權的階級鬥爭,無論這些企業是來自歐美還是烏克蘭本土。
無可否認,歐美帝國主義者對烏克蘭的能源財富和主權也有著自己的盤算,但這並不意味着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對烏克蘭民族自決的戰爭袖手旁觀。相反,這要求我們無論烏克蘭工人階級的抗爭採取何種形式,都必須基於他們所面臨的四面八方的帝國主義壓力,與他們堅定地站在一起。
坦克派以犧牲女性來捍衛伊朗政府
更荒謬的是,巴西Iman Al Mahdi Dialogue Center(註4)的Hossein Khaliloo猶如代表伊朗的非正式大使參與了座談會。Khaliloo宣稱,美帝國主義已經「透過經濟、文化、電影滲透進伊朗,試圖控制新一代的思想」。在談及遭到政府軍和革命衛隊血腥鎮壓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時,Khaliloo將責任歸咎於荷里活殖民了伊朗年輕人的思想。
【註4】Iman Al Mahdi,是伊斯蘭什葉派(也是伊朗主要教派)視為末日救世主的神話人物,他們相信Iman重返人間之時,將會消滅世上暴政、重建公義社會這個機構因此在意識型態上與伊朗高度相似。
誠然,美國的文化工廠確實源源不斷地輸出大規模的文化宣傳。但若認為這些思想之所以能生根發芽並腐蝕年輕人的心智,這純屬唯心主義的論調。大眾是透過自身的行動去利用文化產品,並作為歷史的主體去詮釋和重塑這些產品。文化並非以一種單一的、自上而下的、陰謀論的方式塑造世界。 那種認為人民是被龐大文化機器操控的傀儡的觀點,其根源在於威權政治和父權制,並容易導向反猶太主義的陰謀論。真相往往更具挑戰性,因為這要求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去應對社會中的根本矛盾。如果思想不能幫助理解或解決矛盾,它們就不可能生根發芽。
那位拋出普京式烏克蘭論調的回應嘉賓,同時也附和了Khaliloo的觀點,聲稱伊朗的起義源於外國干預。對於有人批評伊朗將女性定罪、進行性別管制甚至屠殺女性,他故作不解,並辯稱伊朗60%的醫科學生都是女性。顯然,這就是他用來證明「無論政府的神學立場如何,伊朗女性並未真正受到壓迫」的證據。我們根本無法將這種無視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父權根基的言論當作一回事。
托賓稅(tobin tax)倡議者Patricia Pol在他們誇誇其談之前,已經預算先就這種以反帝國主義之名犧牲女性權益的行徑,提出了女性主義批判:「讓特朗普、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內塔尼亞胡得以發展法西斯政治與政策,就是厭女症(misogyny)這股社會動力。如果不對抗父權制,我們就無法對抗法西斯主義。我們需要向戰爭宣戰、向性別歧視宣戰、向法西斯主義宣戰。」
她表示,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必須在家庭內外、街頭、工作場所和各種運動中建立起來,且必須堅持不懈——即使女性主義政治受到攻擊時——也必須為了反擊父權壓迫而堅持下去。這亦表示,在那些被帝國主義針對的國家,當地的婦女解放運動絕不能被邊緣化,而應被視為戰鬥性反帝抗爭的基石。
兩邊無妨激辯,聯合行動就免了
在會議開始前幾個月,我聯絡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其他社會主義團體,鼓勵他們支持並參加這次會議。有些團體回覆時有所遲疑,表示聽說會議是由「陣營主義者」主導,這些團體支持普京對抗烏克蘭,並在政治上支持馬杜羅,因此不想參加。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在主要座談會上聽到這些情緒時並不感到驚訝,儘管他們支持(特別是對伊朗政府)的程度確實令人震驚。我們雖然預測到會議的討論方向,但最終還是決定參加,因為我們知道還有很多隸屬於「第四國際」的團體會去,他們支持人民反抗自身政府的運動,即使這些政府也正與美國交惡。
這次反法西斯會議過於廣泛包容,但並沒有阻礙高質量的討論和尖銳而坦誠的批評。但當那些精打細算着金磚國家聯盟實際利益的政黨,以及那些盲目支持任何受美國攻擊之政府的人,與我們同坐一桌時,一旦涉及戰略和行動,這種交流就會碰壁。在會議結束前,我們必須回答一些嚴峻的政治和戰略問題。除了承諾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支持移民、支持性小眾(LGBTQ+)、反法西斯的運動之外,我還希望會議能達成以下共識:
- 呼籲巴西和墨西哥向古巴運送石油。
- 與巴勒斯坦團結一致對抗以色列。
- 與烏克蘭團結一致對抗俄羅斯。
- 發表聲明拒絕美伊戰爭,同時向伊朗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民族伸出政治上團結的援手。
但這不太可能發生。那麼,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戰略行動?如果這個龐大的群體無法作為一個整體有效運作,我們又能採用什麼組織形式?對我而言,我們似乎需要更多的討論,並把重點放在共同行動和戰略上,以有效應對帝國主義對我們世界協調一致的攻擊。但為了獲得超越空談、採取共同行動所需的團結,我們必須清楚一點:國家機器及其捍衛者,絕不能成為我們「人民團結反法西斯」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