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閒雲

本站最近發佈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社會危機的文章，比如貧困問題、養老問題、青年失業問題。而今，西方大媒體也越來越關注這一議題。如英國的富豪報紙《金融時報》這個月就有一題：習近平能否遏制中國日益加劇的社會壓力？

該文對當下中國社會壓力的描述有三個切入點：工人、青年和大眾心理健康。

關於第一點，文章舉了建築行業工人的例子。中國房地產的崩塌是有目共睹的，文章援引中國指數研究院（China Index Research Institute）的資料：在打擊房地產行業過度杠杆三年之後，官方衡量新房價格的標準正以近十年來最快的速度下降，而今年第一季度上市的法院拍賣房屋數量比一年前增加了35%。這一   衝擊是：2022年和2023年，3億農民工中約有1千萬人離開建築業。

文章還採訪了一些工人。在貴陽某勞動力市場，一位胡師傅指出，當天聚集在那裡的尋工群眾中約有七成將無功而返。另一位王師傅則說：“老闆投了錢卻收不回來，（我們）就拿不到工資。我有三個孩子在上學，一個女兒在上大學。我每月只有兩、三千元（人民幣）的收入，根本不頂用。”

更糟糕的是，王師傅的女兒即使大學畢業，也未必能找到足以自立的工作。现在各地找工作的人特别多。文章引述“BOSS直聘”網站的資料，稱該平臺的月平均用戶數量比去年增長了47%以上。另外學術界認為，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資料並沒有反映出農村地區大量失業返鄉人員的情況。北京一家智庫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與（官方）調查相比，失業形勢非常嚴峻。比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還要嚴重。”但對於青年人來說，官方經過粉飾的資料也是觸目驚心：2023年7月，16-24歲青年失業率躍升至創紀錄的21.3%，令到國家統計局之後中斷有關統計的發佈，直到今年五月才敢繼續發佈此資料。

雖然沒有系統性的研究，但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形勢的惡化是大眾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要誘因。文章採訪了一位年輕大陸女性（曾在香港的投銀工作），她說“現在很多中國年輕人因為經濟不景氣而產生了心理問題，但很多人並沒有表現出來，他們選擇‘平躺’，或者變得憤世嫉俗。我認為現在很多中國年輕人開始幻滅——他們沒有得到國家在他們小時候承諾過的東西。”

另一則引述來自一位山東官員：“公眾的心理問題日益嚴重，涉及隨機殺人的極端暴力事件越來越頻繁。”非官方資料也證實官員的觀點。2018到2023年，百度上與心理健康相關的網路搜索量平均每年增長35%；而在視頻網站Bilibili上，2023年心理健康相關視頻的流覽量比上年猛增83%，其中關於焦慮、抑鬱和壓力解決方案的搜索量增長高達224%。

筆者認為，這些心理問題的產生，也和疫情期間中共採取的嚴酷封控有關——很多人都有居家監禁、饑餓、強制隔離等非人道的經歷。

關於社會壓力引起反抗，文章提到：總部設在美國的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稱，今年第一季度它記錄了655起“異議事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1%；《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則記錄了2023年有近1800起群體性事件，是2022年的兩倍多，超過了疫情前的水準——其中建築業占大多數，其次是製造業。

另外文章披露了來自中共官方某研討會的說法：雖然去年的街頭抗議活動比疫情前有所減少，但網上抗議活動卻在激增；這些抗議大多是“非政治性的”，沒有組織性，但受到了“社會情緒”的推動。

回到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大部分受訪者和學者並不認為當前的壓力足以根本動搖習近平的統治，但發展趨勢也並不利好這位獨裁者。

文章引述來自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兩位中國問題研究者：“（我們的）研究結果並不表明民眾對當前不公平模式的憤怒會在抗議活動的社會火山中爆發，但這些結果確實表明，中共領導層通過數十年持續經濟增長和生活水準提高所積累的政績正當性似乎開始受到損害。”

一位北大教授則表示，緊迫的社會問題不太可能威脅到習近平的統治，因為他完全控制了黨的高層領導，而且“技術監控”意味著他可以控制社會——“在他死之前不太可能面臨嚴重的挑戰者”。

但來自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一位學者對“技術監控”的全能性表示懷疑：“依靠監控的問題在於其成本極高。目前該系統可以直接監控約1%的人口。如果社會壓力將這一數字提高到2%，將對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造成打擊——後者承擔了習近平監控國家的大部分成本。習近平政權會挺住，但如果經濟增長長期放緩破壞了社會凝聚力，那麼中共將進入一個未知的水域，這是自鄧小平在上世紀70年代末讓中國進入快速發展以來鮮有先例的。我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因為在後毛澤東時代我們沒有很多類似的例子。”

當然，《金融時報》也不忘援引自由派學者開出的藥方。比如關於失業問題，那位北大教師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你需要私營企業，基本上需要大量新的私營企業來雇用超過1000萬名畢業生，但習近平的政策扼殺了這部分經濟。”

但正如本站先前的文章指出，中國的許多私營大資本家與中共一樣没有任何人權與勞動保護權的概念。即使在私營企業大展宏圖的時代，低工資、長工時、低勞權也是大部分中國工人的常態。更不用說，讓中產和普羅大眾都受苦受難的房地產投機，恰恰是私營資本與中共官僚集團狼狽為奸的“傑作”。

當然，如今中國的大資本家也跑得七七八八，無論習近平如何花言巧語，我猜也不會把錢拿回來再次創業。至於外國資本，恐怕《金融時報》也不會建議它們此時進入中國。

筆者認為，如果中共良心未泯，此時就不要再想著什麼超英趕美、統一大業、千年大計，應該趕緊把錢用於構建福利國家，提供醫療、住房、教育保障。給失業者、受災者、身心健康受損者發點真金白銀，比什麼花裡胡哨的新質生產力更能救中國！更重要是，與其偽造統計，隱瞞數字，不如開誠佈公，實現新聞自由吧。欲蓋彌彰，豈不更顯猥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