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闖良

近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版發佈一文，稱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正面臨危機，未來中國人可能領不到政府承諾的養老金。

因為種種原因，此事大概率是會發生的。比如：對人均壽命提高缺乏預見造成的初始設計失敗；嬰兒潮和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結構失衡；當下大量年輕人因為失業、非正規就業和對政府養老體系的不信任而不參加保險；政府為填補財政缺口或官員腐败，而挪用養老金；政府對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不足等等。

但我們不要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即使在目前正常運轉的養老保險體系之下，中國的大部分退休勞動者也缺乏保障。

根據“星圖金融研究院”的總結，當前中國大約有3億人在領取養老金，其中約1.3億人領取的是職工養老金，約1.7億人領取的是城鄉居民養老金——前者人均為3158元/月，而後者平均只有170元/月左右。

中國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齡，女性為50歲，男性為60歲。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的數據，2023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9697萬。另外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中方案的預測資料，中國1960年到1969年出生的女性有1.0677億人，1970年到1979年出生的女性有1.0766億人——如此可以大致推算出目前50-60歲的女性也有約一億人。那麼，全國50歲以上女性和60歲以上男性加起來應該為4億人左右。就算除去仍有正式工作的人（主要是高級技術人員和幹部）和資本家，也至少有幾千萬人是雖然已經退休但得不到養老金。當然，那1.7億每月只有170元養老金的老人，境遇也基本沒什麼差別。

筆者最近看到一個視頻，一位元70歲還在北京做清潔工的外地女性對著採訪者說：“實際上打工還是高興的，來這享福了……到頓了（編按：到吃飯時候）人家大鍋飯做好了我去吃，你看多得勁！”如此可見，很多退休年齡的農村女性，光靠政府養老金恐怕都吃不飽飯。

狀況最好的1.3億人，其實也是分層的。外企、國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的正式雇員，養老金無疑是大大高於從私營製造業工廠中退休的農民工的；發達地區養老金標準也是高於欠發達地區的。全國平均值只有三千出頭，意味著有些工人辛勞數十年之後也只能每月拿到兩千多甚至一千多人民幣。

但拿到較高的退休金，往往就需要補貼子女。筆者最近讀到的關於深圳“跑樓阿姨”的文章就是例子。賽格廣場是深圳知名摩天大樓，樓高355.8米，有72層，其中有無數電子產品檔口和IT公司。在樓內工作的人大都靠外賣充饑，但錯綜複雜的建築結構和電梯等待時間意味著送餐騎手不可能親自送餐上門。於是就催生了一個外賣鏈條的一個新環節：跑樓員。送餐騎手現場支付兩元後，由他們跑進大樓送入具體房間或店鋪。

擔任跑樓員的大都是退休人員，文章中提到的例子解釋了他們為何依然要從事這種體力勞動：

70歲的馮泉滿頭灰髮，來深圳已經30年了，是跑樓江湖中為數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見過他跟老外講英語。女兒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來生了病，家裡一直在花錢。他借弟弟的身份證跑了七八年外賣，跑到弟弟也年過55，超齡了。馮泉再想找工作，什麼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

她之前在煤礦上做保管員，跟老伴原本有一筆積蓄，兩人退休金加起來每月有7000塊。直到兒子要在深圳買房，他們交了首付，剩的錢也被兒子拿去炒股，還欠了親戚朋友的債。反正付著利息，兒子不著急還，張玉英受不了負債，做代送攢下的，就先還一部分。兩代人因為金錢觀爆發了衝突，老兩口從兒子給租的房子裡搬出來，從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個城市，也極少跟兒子聯繫。

也許，中共看似瑕疵的養老保險體系就是為了創造一個願意廉價出賣勞動力的群體。從功效上來看，和資本主義在英國萌芽時使用童工或美國開發大西部時引進華工頗為相似。雖然這些老人不能替代年輕的技術工人，但他們構建起的廉價送餐、保潔、托兒等服務，有效降低了年輕工人在大城市維持生活的工資標準。那麼，養老保險體系的危機，又有助於進一步釋放廉價勞動力。

更妙的是，中國老年人節儉和幫助子女的傳統，使得國家發放的很大部分養老金最終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具體數字很難統計）、這一政府重要的財政支柱。

中共從九十年代開始推行的這套由勞動者繳費（企業繳納的部分其實只是工資成本的轉移）維繫的養老保險體系，其實本就背棄了建國初期國家養老的“社會主義承諾”。如果現行體系破產，中共可能會把問題進一步推給市場，讓年輕人去買商業保險或自求多福。不過，目前的數億退休人員，和已經繳納了十幾年保費且面臨退休的同樣數以億計的勞動者，只要有1%因為感到自己被逼到牆角或“have nothing to lose”而集體行動，恐怕就會是一場火山爆發。

雖然歷史上灰髮族和銀髮族一般不是激進社會運動的參與主力，但既然中國已經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出現什麼新情況也都不足為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