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Dave Kellaway
編譯：Drittes
原文

編者按：英國兩黨政治長達兩個世紀以上，但會否因2026地方選舉而根本改寫？其次，這次選舉結果，再次刺激了有關投票制度的多年爭論。人們批評現行「簡單多數制」令代議民主從一開始就很不公平（即使得票少於一半，只要得票比其餘候選人多都能贏），主張要用比例代表制代替。何況，從前那種溫和右派黨和溫和左派黨當道的兩黨政治，如今都由更爲多元的左中右所取代了，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都同時登場了。本文作者是從左翼觀點去評論是次選舉結果。

在工黨票倉威爾斯，也是貝文（Nye Bevan）（註1）的故鄉，工黨得票率大跌至11%；在蘇格蘭，工黨幾個月前還滿懷信心從蘇格蘭民族黨手上收復失地，結果倒輸3席，甚至被蘇格蘭綠黨從後趕上。這是工黨史上最慘烈的地方選舉結果之一。外界此前將「流失1500席」定義為災難級（catastrophe），而工黨最終的損失距離這個災難門檻僅差100席。綠黨從工黨手中奪走了兩個民選市長席位，並拿下了泰晤士河南北兩岸多個東倫敦市議會的控制權。

【註1】 
貝文原為威爾斯礦工及工會積極分子，二戰前夕晉身下議院，並於戰後成為首任工黨政府衛生大臣，亦是國民保健服務（NHS）的奠基者。因此當時工黨內的左翼派系又會被稱為「Bevanite」。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推算的全國得票率，工黨與保守黨同為17%、自民黨16%、綠黨18%，而改革黨則高達26%。《Sky News》的另一項推算顯示，改革黨得票率為27%、保守黨20%、工黨15%、綠黨和自民黨則各得14%，其他黨派10%。若換算成國會大選議席，改革黨將可能取得284席、工黨110席、保守黨96席、自民黨80席，綠黨13席。

這組數據無疑預示一個迫在眉睫的真實危機：只要有42張棄權票，英國就極有可能出現由極右翼牽頭的聯合政府或政治結盟，並由改革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拜相，並無可避免地為基層勞動階層的福祉和利益構成巨大威脅。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建立最廣泛的團結抗爭，以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選票反映了民眾的普遍憤怒——面對生活成本危機，兩大傳統主流政黨根本無法帶來具意義的改變，社會瀰漫著一種「情況正在惡化」的無力感。我們的下一代甚至無法享受到我們為人父母者當年所擁有的基本保障，例如分配到公屋或一份安穩的工作。今屆整體投票率上升至約43%，在地方選舉中已算高水平，例如高車士打（Colchester）的投票率就大升了11個百分點。這種踴躍投票的現象，正正反映民眾並非只在口頭抱怨，而是實質地透過選票來宣洩心中的憤怒；遺憾地，目前能夠成功收割這股社會怨氣，主要是極右翼的改革黨。

改革黨的崛起

除倫敦市中心及其他大都會核心區域外，改革黨幾乎在所有地區都表現出色。該黨在威爾斯得票第二、在蘇格蘭並列第二。由於該黨以往極少在這些選區派人參選，這次猶如從零開始，一口氣進帳近1400個議席。該黨現時擁有超過 2300名地方議員，並在原有控制的10個地方議會基礎上，新拿下了13個議會的控制權。

這種地區層面的政治根基，將有助改革黨在社區落戶生根、鞏固勢力，一改其一年前缺乏基層網絡的劣勢。這些並非小型議會，例如本來有近半數保守黨影子內閣成員坐鎮的雅息士郡（Essex），現時已由改革黨領導。在其他地區，改革黨的選票進帳導致工黨失去領導地位，令議會陷入懸峙議會的局面，伯明翰就是一例。「脫歐」的長遠政治效應仍在為改革黨帶來回報，他們在當年的支持脫歐區域贏得了最多選票。那些曾認為脫歐是「左翼機遇」的社會主義者，事實證明大錯特錯。

儘管取得選舉成功，改革黨依然難以突破30%的支持度門檻。近期民調停滯在27% – 28%左右的情況，並在此次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改革黨始終無法代表大多數英國民意，社會上仍有龐大的聲音反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正如近期有半百萬人參與的「團結」（Together）大遊行（註2）所示。然而，正如工黨在2024年贏得虛有其表的「壓倒性大勝」一樣，在現今碎片化的多黨制及不民主的「簡單多數制」（First past the Post, FPTP）下，大約30%的得票率就足以贏得最多席位、甚至取得過半數優勢（註3）。

【註2】 
今年3月28日，由多個工會、反種族主義運動、新移民群體等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在倫敦發起以「團結」為主題的反極右遊行，主辦單位表示有50萬人參與。

【註3】 
對香港讀者而言，在主權移交後實施比例代表制之前，一直都實行簡單多數制（FPTP）。至於英國，國會大選及英格蘭等地的地方選舉同樣採用FPTP，得票最多者便能取得議席（勝者全取）。然而隨着近年政黨政治多元化，傳統兩黨依賴地區鐵票，往往僅憑3成得票率便能當選，但餘下7成支持其他小黨的民意則被忽略。

在今次選舉中，改革黨雖然在英格蘭僅取得約四分之一的支持率，卻憑藉賽制優勢狂攬最多地方議席，合共拿下1,454席。相反，支持度高達18%的綠黨，最終卻只分得587席；而遭遇滑鐵盧、得票率跌至17%的工黨，反而憑着傳統票倉的優勢保住了1,068個議席。造成「得票少、議席多」失衡結果的FPTP因此才會被作者Kellaway形容為「不民主」。

目前雖然有少數企業開始向改革黨押注，但大資本的核心板塊則……仍未表態。不過，正如我們在意大利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所見，商界老闆和統治階層絕對有可能拋棄主流政黨，轉投極右陣營的懷抱。英國大財團會否開始出現這種轉向將值得注視——情況就如上屆大選前，商界見風轉舵、爭相與工黨建立「夥伴關係」一樣現實。然而，大企業歸根究底最討厭局勢動盪，因此對任何可能觸發群眾大規模抗爭的政權，他們依然會抱有戒心。

若工黨在未來一段時間被證實已成「破產貨色」（busted flush），我們可能會看到商界轉向極右的趨勢加劇，儘管建制派的首選方案仍是與相對穩定的保守黨共組聯盟。最終若出現「改革黨—保守黨」聯合政府，將是勞動階層的嚴重挫敗，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抵抗。

綠黨的進擊

儘管今屆選情突顯了政局持續向右激進化的趨勢，但政綱遠比工黨左傾的綠黨，支持度亦節節上升，反映部分民意同時正向左翼陣營靠攏。綠黨成為議席進帳第二多的政黨，共增加399席，並贏得4個地方議會控制權。他們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取得議席，現時擁有遠超一千名地方議員。其黨員人數正逼近25萬，很可能已超越工黨（工黨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未公布官方黨員數字）。

隨著綠黨結束工黨在克尼（Hackney）長達28年的管治，並在Waltham Forest取得微弱多數，泰晤士河南北兩岸的東倫敦實質上已建立起一條「綠化帶」（green belt）。綠黨現時是哈林基（Haringey）的最大黨；在康登（Camden）進帳10席成為主要反對黨；並在紐漢（Newham）奪得13席。在紐漢，因「加沙議題」而退出工黨的獨立人士與綠黨合共握有40席，工黨已失去過半數優勢。塔村（Tower Hamlets）同樣脫離了工黨控制，由拉赫曼（Lutfur Rahman）領導的「渴望黨」（Aspire）控制市長席位（註4），而綠黨在該區市長選舉中亦取得20%選票。綠黨更一舉贏得了克尼和路易咸（Lewisham）的民選市長選舉。

【註4】 
塔村區是全英孟加拉裔與穆斯林人口最稠密的區域。現任市長Lutfur Rahman原為工黨出身，2010年因被指與極端組織有聯繫而遭工黨DQ參選資格，但他轉以獨立身份出戰並成功當選。

他雖然在2014連任，卻因涉嫌選舉舞弊而被判褫奪官職及禁止參選5年。其支持者對此強烈反彈，批評是白人建制派對少數族裔領袖的「政治迫害」。2022年禁令解除後，他創立偏左民粹的地方政黨「渴望黨」並重奪市長寶座；至今年，Rahman不但連任市長，更率領該黨一舉掌控整個塔村區議會。

克尼能夠變成新的「綠色共和國」絕非偶然。工黨右翼領導層在選前悍然開刀，將在當區深耕多年、曾任郝爾彬時期影子內政大臣的資深非裔議員Diane Abbott逐出工黨（註5）；同時在地方層面封殺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並惡意DQ當地親Abbott的左翼候選人。這一連串派系清洗，導致地區分部和常務會議被徹底架空、流於形式，根本容不下任何實質的政治討論。眼見高層倒行逆施，當地大批基層活躍分子在競選期間心灰意冷，索性袖手旁觀，任由工黨區議員自行洗樓拉票，自己則紛紛倒戈轉投綠黨。工黨右翼對原為克尼北區主導力量的「郝爾彬派」（Corbynist）左翼的打壓，最終導致工黨在該區遭遇歷史性慘敗，目前僅剩9名區議員。

【註5】 
Diane Abbott自1987年起經克尼北選區晉身國會至今，是目前在任時間最長的女性議員，因而享有「下議院之母」的尊稱，並先後在文立彬及郝爾彬的影子內閣擔任要職累計近8年。

2023年，她撰文指猶太人與愛爾蘭人遭遇的偏見，無法與黑人一生經歷的「種族主義」相提並論。工黨高層隨即指控她淡化反猶主義，並凍結其黨籍。縱然其黨籍於2024年獲短暫恢復，她卻一度被剝奪大選參選資格，施紀賢直到選前3天，才在黨內壓力下讓步准她披甲上陣。不料一年後，工黨再次以她2023年的言論為由「秋後算帳」，正式將其逐出工黨。

克尼：綠黨與社會主義者聯盟

綠黨，尤其是克尼的新任市長Zoe Garbutt，一直高調支持巴勒斯坦。此前被工黨粗暴阻撓、拒絕進行任何討論的撤資運動（將區議會基金投資從有份向以色列供應武器、與佔領巴勒斯坦業務相關的企業中撤出） 現將重新啟動，並將會終止與以色列海法（Haifa）的姊妹城市關係。

克尼的綠黨不僅僅著眼於選舉。他們支持Ridley Road Market商戶的反財團迫遷行動，並與當地的獨立社會主義者建立同盟。遺憾的是，所有社會主義候選人最終落敗，即使他們取得了接近1,000，甚至過千票的亮麗表現。顯然，問題在於一般選民並不清楚他們是綠黨的盟友，選票上更不會顯示這個關係。Your Party未能為當地社會主義者提供一把「大傘」，導致他們只能各自為戰，並最終被綠黨的崛起浪潮大幅擠壓，而且這個情況更非只在克尼發生。

另一方面，當綠黨開始執掌地方議會後，首要面對，就是因為中央政府沒有給予地方足夠撥款而面臨緊縮開支的新挑戰。綠黨以往在白禮頓（Brighton）和碧仙桃（Bristol）執政時，在處理緊縮削減開支議題上的往績並不理想。目前綠黨內部正討論發起一場包含工會及各區議會參與的全國運動，抗議因中央削減撥款而衍生的緊縮措施。社會主義者必須在此議題上，與新近激進化的綠黨成員積極溝通。

工黨無法阻擋改革黨

工黨在今次選戰，試圖將施紀賢及中央政府政策與地方選舉工程完全切割，你在任何選舉文宣上都幾乎找不到施紀賢的相片；另一邊廂，他們向綠黨發動可恥的抹黑，以反猶、鼓勵濫藥的藉口進行攻擊，甚至聲稱綠黨不會處理社區上的非法傾倒垃圾、路面坑洞問題。結果工黨這些策略全數失效，尤其是選民眼睛是雪亮的，他們都看到綠黨成員一直積極參與大量基層社區運動。

一如所料，施紀賢的領導地位在經歷這次慘敗後受到直接衝擊。多名非「社會主義運動團體」（Socialist Campaign Group）的後座議員正要求首相定下落台時間表，他們這項主張，無疑正暗暗為大曼城市長貝安德（Andy Burnham）鋪路（編註：工黨曼城國會議員Josh Simons已於5月14日宣布辭職，被指是為貝安德製造補選重返國會，以取得競逐首長之資格） 。

現任國會議員、郝爾彬時期影子財相麥祖恩（John McDonnell）表示「我們不需要政變」，亦暗示了相同的策略取態（無須即時逼宮）。Diane Abbott亦一針見血地指出：政策必須徹底改變。否則，若車子繼續駛在同一條道路上，只換司機根本毫無意義。

雖然社會主義者不應對貝安德抱有任何幻想，但他上台或許會讓留在工黨內的社會主義者日子好過一點。由他提出的「比例代表制」——如果他能堅持下去——將是民主進程的一大步，亦有利於綠黨和社會主義左翼。同時，他亦能阻止右派的衛生大臣施卓添（Wes Streeting）接任黨魁。

這場選舉再次徹底粉碎了「支持工黨是阻止改革黨最佳方法」的論調。數據不會說謊。自2024年7月以來，本屆政府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助長了改革黨的崛起。工黨抄襲針對移民和難民的排外政策，只會賦予改革黨的主張更高認受性。正如所有選舉分析師指出，工黨向左翼陣營流失的選票，遠多於流向改革黨的選票。事實上，大量選票流向綠黨，反而讓改革黨得以在部分選區漁人得利勝出。

施紀賢又一次「重啟」？

施紀賢要如何透過又一次的「重啟」來化解這場戰略矛盾，實屬疑問。工黨不可能同時度身訂造一套既能取悅反移民的改革黨選民，又能討好進步派的綠黨選民的政策；施紀賢和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同時又不願放棄與大企業資本的合作夥伴關係，因此任何會動搖財團經濟控制權的激進財富再分配措施亦難以推動。

至於把施紀賢包裝成在國際危機中守護大眾安全的權威政治家形象，一樣無法打動選民，事實證明，他的外交手段無法阻止因伊朗戰爭而預期惡化的生活成本危機。無論如何，他的「重啟」大計可能在他落台前就已經胎死腹中。大部分工黨國會議員心知肚明：如果在下屆大選繼續綑綁施紀賢，他們的議席將岌岌可危。

搬出前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和前主席夏雅雯（Harriet Harman）等工黨「重量級人物」來試圖幫首相解圍，此舉無異於垂死掙扎，亦不見得有多大可能保住他的仕途。

工黨高層最新拋出的藉口，是聲稱不想陷入「末日狂刷」（doomscroll）的情況下如藥石亂投搬挑選首相人選，但這番說辭根本不符史實。當年保守黨踢走文翠珊（Theresa May）換上約翰遜（Boris Johnson），實際上反而幫助了保守黨贏得大選並延長了執政壽命。（註6）

【註6】 
Doomscroll是英國新興流行用語，最初指疫情期間民眾在社交平台上不斷「碌」負面消息而引起個人焦慮。房屋大臣李世勳（Steve Reed）在地方選舉前夕，以此用語警告黨內人士不應像保守黨為解決政治僵局（當時是脫歐）而多次替換首相。不過作者Kellaway反指正是當年保守黨逼宮，約翰遜上任後兩個便提前大選（2019年），並成功取得國會過半執政權，才讓他們的政治壽命得以延續至2024年。

對社會主義者而言，這次選舉警示了法拉奇領導政府上台的潛在風險；但從某程度上看，選舉亦帶來了一絲希望，證明左翼的激進化趨勢仍在持續（至少在部分地區如此）。我們必須繼續凝聚反抗力量，既要抵禦法拉奇，也要反擊所有意圖向民生開刀、侵害民主權利的攻擊。

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集結一股強大的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t）力量，與綠黨成員、工會人士、以至留守工黨的左翼並肩作戰。我們目前的弱點之一，是在改革黨勢力龐大的地區缺乏影響力。我們必須探討如何克服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