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為英文，作者稍再編輯
作者：區龍宇
譯者：嵐山
當我們哀悼香港自治及其民主運動的逝去時，或許我們也該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百年以來，香港經歷了多次民主運動浪潮，儘管每一次浪潮都有很大不同。最近一波民主運動始於1970年代初，結束於2020年。首先談談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他們比前代更受到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從個性解放/醒覺到民主和社會反抗的思想，這導致當時許多青年人公開與父母發生衝突。在目睹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和1967年香港暴動後，許多父母教給子女的座右銘是「好好學習，遠離政治」。當時殖民地政府一向鎮壓民主運動，所以青年人政治化需要勇氣。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第一次群眾集會被香港警察暴力鎮壓。1972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民主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因素進一步加強，雖然四人幫在1976年倒台，暫時抑制了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的發展（長遠而言則又不是那麽簡單）。
然而，這一代人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間，與過去有了決定性的決裂–儘管他們仍將自己視為「中國人」，但現在他們更注重追求香港而非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這一時期可説是香港近年「本土主義」運動的前傳。這新一代開始出現社會改革者，其中有些人要求立法機關局部直選，也因此而成爲後來的泛民。他們在1991年贏得了大部分直選議席（但在1997 年回歸後被逆轉）。隨後十年，他們在其他社會團體推動下，並將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大規模抗議推向高潮，標誌著回歸後社會動員的新紀元，顯著擴大了民主運動的基礎。沒有2003年的群眾運動，就不會有後來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不會有2019-2020年的反政府抗議活動。
但是，雨傘運動也是泛民主派政黨失去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的時刻，並為九七世代所取代。所謂九七世代，是指出生在回歸前後的那一代人。九七世代批評泛民路線過分溫和，已經無法適應時代。泛民的策略是在《基本法》的緊箍罩下開展工作—按照基本法，普選雖是正當目標，但要「循步漸進」實現，卻又沒有時間表。泛民主派遵從這些限制，才會從1986年到世紀之交，都一直堅持爭取普選只能一步步，要先經過一半直選的立法機構，並認為若要求立即普選就未免太激進。
到了2010 年，那時已經很清楚，北京是不會給香港普選的，但民主黨仍繼續採取「有偈傾」和「袋住先」的策略。前者意思是「我們可以（與北京）輕鬆交談」–遊說北京給香港更多直選議席。後者意思是「接受北京的任何讓步」。其他泛民主派政黨可能在其他地方不認同民主黨，但對上面的策略是基本一致的。然而此舉不受新一代歡迎，使泛民失去支持。儘管他們之前如此，他們在2019年卻沒有繼續實行上面路綫，而是多少默默支持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19年的抗議活動表明，繼2003年的抗議之後，年輕人的勇敢反抗再極大地擴張了香港的民主運動。然而，他們也沒有成功。
針對他們的激進行為，北京實施了《國家安全法》，實際結束了香港僅存的自治權。數以萬計的人逃離香港。青年人也開始反思這場運動，例如懷疑「攬炒」（焦土戰略）是否做錯了。「攬炒」的問題在於它從未有明確定義。它可能指罷工或罷課，但也可能指過度暴力–例如，一名蒙面人向沒有武器的「藍絲」澆汽油然後點火焚燒（因此而重傷）。採用「焦土戰略」這種一刀切的方法很容易變成「普羅克魯斯的床」（Procrustean bed）[1]。 從本質上講，戰爭中的「焦土」行動充其量只是一種戰術，而絕非戰略。作為一種戰術，它也只能在極端情況下，在雙方實力大致對等情況下才能考慮，而北京與香港的實力對比並非如此。
另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是「時代革命」的口號。宣傳這一口號的人很少加以解釋。中國歷史以其週期性「革命」而聞名，只是它從未產生過任何民主政權。關於中國「革命」，即傳統所謂「易姓革命」，其實是「新王朝以天命所歸的名義去取代舊王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另一個流行的口號是「奪權」。「易姓革命」和「奪權」都不是對社會關係的真正民主改造。辛亥革命起初被認為是打破了王朝循環，以人民的授權取代了「天命」。然而，辛亥革命很快就讓許多人失望了。這種循環在1949年重演。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最初都抄襲了西方理念，最終卻沿襲中國的傳統「革命」。
或許可以這樣說，即使2019年大反抗沒有任何缺點，一旦北京決定鎮壓這場運動，反抗運動也難以成功。另一方面，如果要展望將來，那我們就要回答以下問題：「香港人的時代革命，又怎樣才能避免重蹈過去中國革命的悲劇」？
區龍宇是香港寫作人和活動份子。著有《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和《起義中的香港：抗議運動與中國的未來》（英文）。
[1] 普羅克魯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大盜，他愛把抓到的人放在一張特製床上，身長於床者便切脚，身短於床者則將人拉長。「普羅克魯斯的床」意謂以過分概括的方式對待世間複雜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