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文明」就像一列自殺式火車快速駛向「氣候大變/生態災難」的深淵。人類的任務就是要「拉下緊急煞車來讓火車停下」。
AI翻譯/陳佳生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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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作者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的社會科學榮休主任，出生於巴西，長期居於巴黎。他的著作涉獵甚廣，著作及其譯本遍及29個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崩潰之外還有出路》，《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祖國還是地母》，也是多年來推廣「生態社會主義」的專家。本文是根據他一次演講的筆錄。這次演講主辦者是「國際研究與教育機構」（IIRE）。
我認為我們必須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已經存在，而且在未來兩年內將會變得更加嚴重。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政治問題，一個根本問題，因為它是一個威脅，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不是像人們通常說的那樣對地球的威脅，不是對地球本身的威脅——地球在那裡好好的，而是對地球上生命——所有形式的生命，包括我們人類自己的威脅。
因為如果我們允許資本的「一切照舊」再持續幾十年，將會出現一個氣候變化的過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僅對生物多樣性，而且對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條件都是如此。
氣候災難就在當下
我們知道，當氣溫超過工業化前水準1.5度之後，將開啟一個無法控制的氣候變化過程，帶來真正災難性的後果。
氣候變化的後果是海平面會上升，這意味著可能在幾十年內，人類文明的大多數城鎮，里約熱內盧、香港、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倫敦、紐約、上海等等，都會這樣淹沒在水下。沙漠化將會加劇。飲用水源將會縮減，甚至可能消失。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有時候科學家或媒體會說，看看2100年會發生什麼，不，不是2100年。這會發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這正在發生，它已經開始了。我們知道它已經開始了。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發生了可怕的森林大火。在下一個十年及以後，這種情況將增加兩倍、四倍、十倍。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對2100年的一個模糊威脅。不，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情況會變得越來越糟。所以我們必須對此採取行動。
現在，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我們知道這種破壞的根源是資本主義體系。這不是這個或那個政府的問題。當然，有些政府完全是努力破壞自然的生態殺手，例如巴西的波索納洛，澳洲的莫里森，美國的川普，這份名單很長。但還有更糟糕的。這不是某些政府的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如果沒有擴張、增長、競爭、資本與利潤的積累，這個體系就無法存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增長、環境破壞和氣候變化。因為這種增長和擴張是建立在導致氣候變化的化石燃料之上的。我想你們都知道這一點，所以我不再贅述細節。
證明問題與資本主義體系有關的最好證據，就是所謂的締約方會議（COP）——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徹底失敗。上一次會議在格拉斯哥舉行，完全是一場慘敗。就像這類會議通常的情況一樣，雷聲大雨點小（直譯：大山生出了一隻老鼠）。這是最好的證明，說明幾乎所有為資本主義體系服務的政府都無法處理這個問題，因為處理這個問題就要攻擊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它正是問題的根源。當然，這是他們不想做，也做不到。
那麼，這場危機，這場生態危機要求我們改變對什麼是資本主義以及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理解。它改變了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傳統上，我們左派、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常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剝削和社會不公的體系，當然現在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但它也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一個破壞的體系，對人類生命、社區、環境以及生態平衡的破壞。所以它是一個具破壞性的體系。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見解。
但生態危機也要求我們改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傳統上，甚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社會主義是關於生產關係的改變。恩格斯說（甚至有時馬克思也會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變成了枷鎖，成為生產力自由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無法繼續發展。是的，它們被這些生產關係所遏制。所以我們必須改變，必須有一場革命。是的，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並以集體的社會化佔有來取代它。
當然，這是正確的，但這還不夠。但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能自由發展。不，因為這些生產力和生產設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也是氣候變化、生態破壞和災難的罪魁禍首。所以我們不僅要改變生產關係——當然要用集體財產取代私人財產，還必須徹底改變生產設備。
首先是它的能源來源，因為過去200年來，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之上的。而這些正是導致氣候變化的罪魁禍首。不僅如此，整個生產設備及其運作方式，也完全服從於資本主義的邏輯。
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時曾經寫道，工人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機器並讓它為自己服務。他們必須打碎它，並用別的東西來取代。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這同樣適用於生產設備。可以說，必須打碎，並用另一種生產方式、另一種生產邏輯、另一種能源來源等等取代。因此，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談論生態社會主義。
我們今天將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理解為生產方式、生產設備以及消費模式的改變，而消費模式已經被資本主義、廣告宣傳、故意令產品短命等完全扭曲了。所有這一切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合理的消費模式，這也是導致生態災難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還必須改變消費模式，改變商品和人員的運輸方式——因為從生態的角度來看，目前以私家車和卡車為基礎的系統是一場災難，諸如此類還有很多。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改變，因為它觸及了問題的根源。
問題就是資本主義本身
問題的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工業現代文明。因此，生態社會主義所提出的是一種新的文明。這是一個非常深刻、非常激進的改變，是文明典範的改變。那麼，馬克思在這個故事中處於什麼位置呢？嗯，我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理應被視為生態社會主義的先驅，因為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發現了許多重要的見解。
這一點在過去幾年中得到了發展，特別是由所謂的「新陳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學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他的朋友們以及《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所發掘。他們做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重新閱讀馬克思，並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發現了經常被馬克思主義傳統所忽視的元素。這些元素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破壞環境、破壞自然、破壞土地肥力、破壞森林等有著非常深刻的見解。
而且在他們的一些著作中也出現了這樣的想法：社會主義將引入一種與環境的新關係，其超越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這種新陳代謝斷裂的關係。所以這是重要的見解。新陳代謝斷裂學派的追隨者之一名叫齋藤（Saito，即齋藤幸平），是年輕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他也寫了一本有趣的書，展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環境的觀點是如何演變的。雖然在早年他們並沒有太關注這個問題，但後來在《資本論》及之後著作中，他們變得越來越擔心這個問題。例如，他們閱讀了一位名叫李比希（Liebig）的化學家關於土地肥力問題的著作等等。他們越來越意識到資本主義動力對自然環境的這種威脅。我認為這是對我們討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我對貝拉米·福斯特、齋藤以及這些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新陳代謝斷裂學派的其他人唯一的批評是，他們有點誇大了馬克思這種生態見解的重要性。齋藤甚至在某個時候寫道，生態問題是馬克思最重要的問題。不，真的不是。
在長達數千頁的三卷《資本論》中，沒有一章是關於生態學的，真的沒有。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在19世紀的那個時候，生態危機還不是一個關鍵的政治問題。
當然，那時候危機已經開始了。所以，他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見解，但這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核心問題。它不可能是，因為在現實中，它並不是一個核心問題。這是剛剛開始的事情。所以生態學、生態危機不可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的關鍵問題，因為它不是19世紀環境狀況的關鍵問題。但在21世紀，它是一個關鍵的、本質的、決定性的政治問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從馬克思開始，當然也要運用馬克思所有的見解。還有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等等。但我們必須發展它。
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並不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已經準備好的。它是在整個20世紀中，與列寧、托洛斯基、羅莎·盧森堡、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等人的思想一起發展出來的。當然，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活生生的思想，而今天它必須將生態維度納入其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談論生態社會主義。這也是為什麼第四國際通過了一項生態社會主義決議。這是關於馬克思的部分。
「去增長」（degrowth）的右和左
關於「去增長」（degrowth）說幾句話：因為在生態學和生態運動中有一個重要的流派，其旗幟觀點就是去增長。我認為我們必須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嗯，去增長運動是相當異質的。我會說，它有右翼和左翼。右翼相信去增長和資本主義可以並存，或是去增長和市場經濟可以並存。他們相信，他們可以說服資本家減少增長等等。這當然是一個完全的幻覺，完全絕對的幻覺，因為資本主義的邏輯在競爭中需要增長。一個參與市場的資本家，如果不努力增長、不改善業務以銷售越來越多的商品，他就會消失。他會被他的競爭對手淘汰。如果他生產較少的商品，他就會被趕出市場。所以他們不能——即使他們想這樣做，即使他們突然被生態學所啟發——也做不到。這是違背系統邏輯的。所以這些資本主義去增長生態學家站錯了邊。
現在我們有左翼的去增長派。我們可以和他們對話，因為他們說，為了實現去增長，你必須擺脫資本主義。他們是反資本主義的，我們也同意這一點。我們不同意的是，在一個社會主義或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過程的主要模式、基本規則將是去增長嗎？這是有問題的。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理性地思考，在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某些生產、經濟活動，不應該只是去增長，不應該只是減少，而是應該消失。
舉個例子：我們不希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核子潛艇，或者核子武器等等。我們不需要廣告，應該零廣告。資本主義就是廣告，我們不需要，這是一種完全荒謬的不合理。在社會主義中，我們不需要廣告。我們需要給消費者資訊，但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目前（廣告）消耗了大量的勞動力、電力、原物料，這完全是荒謬的。這些是我們想要擺脫的活動，而且有一長串的名單，包括原子能等等。其他的，顯然還有石油和煤炭的生產。正如口號所說，我們必須把石油留在土裡，把煤炭留在洞裡。我們必須這樣做，不是一兩年內完成，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擺脫、最大限度地減少石油和煤炭的使用。如你所知，它們是導致氣候變化的原因。所以這些活動必須逐步淘汰。
我們想要減少所有的生產。例如肉類的消費。肉類生產也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無法解釋——我可能讀過有關機制，但肉類的生產必須大幅減少，特別是在富裕國家。貧窮國家的人們不吃太多肉，但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歐洲、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他們消耗了巨大的數量。全球南方的一些國家也是如此，比如阿根廷。但只是某些社會階層消耗了大量的肉，而不是窮人。所以我們必須大幅減少肉類的消費。這當然是一個難題，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但我們必須減少（吃肉），不是壓制，不是消除，而是減少。
還有汽車，私家車的使用，也是我們必須減少的。繼續這種完全荒謬、不合理的私家車運輸系統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必須減少（私家車），不是壓制，而是減少。這些是我們想要的；有些東西我們想完全壓制，有些我們想減少，但還有一些我們想讓它們增長，讓它們發展。
我們需要更多的生物農業（有機農業）。我們想要壓制工業化的農業，即建立在殺蟲劑和化肥等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農業。我們想要推廣有機生物農業，它今天規模還很小，我們希望它增長。我們想要開發基於風能、太陽能、水力等的替代能源。如果我們想要有電，另類能源就必須增長。
我們還希望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增長——更多醫院、更多學校。所以有些東西必須消失，有些必須減少，而有些必須增長。所以「去增長」這個詞並沒有給我們這種質的區別。它太模糊、太籠統，也太抽象了。
誰來決定增長？
那麼，誰來決定什麼增長，什麼去增長，什麼應該消失，什麼不應該消失？誰來決定這一切？市場嗎？不，因為市場是盲目的，並且被那些掌握市場鑰匙的人控制著——工業銀行、資本等等。而且市場是由那些擁有更多金錢的人決定的。我們不能把這交給市場。我們也不能把它交給政治局來決定，因為我們看到了在蘇聯等國的後果。所以我們相信民主的生態計畫，這意味著由人民自己決定生產的優先事項是什麼，以及我們需要什麼。
當然，我們需要食物，我們需要水，我們需要基本的衛生設施，我們需要更多的學校和醫院等等，這都是基本需求。因此，人民自己決定應該生產什麼，應該如何分配，應該投資在什麼事物上等等。基本的經濟決定應該由人民自己根據他們的真實需求，以及對環境、對生態平衡的尊重來做出。這是民主生態計畫的兩個標準。
那麼，我們如何確定人民會做出正確的決定？我們無法確定人們會做出正確的決定。他們當然可能會有錯誤的決定。但這比任何其他形式都好，我們不能把決定權留在官僚或科學家或任何人的手中。唯一能做出好決定的是人民自己，即使有時他們會犯錯。他們將決定他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我們相信，一旦壓制了廣告，人們會慢慢看清他們的需求是什麼。如果你把可口可樂的宣傳壓制10年，人們可能會忘記他們絕對要喝可口可樂。這就是我們的賭注，對民主理性的賭注。以及人民的民主生態理性的賭注。
這是我們的提議。當然，這是一個經典的社會主義計畫提議。我們認為，民主計畫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概念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我們引入的新維度是生態。這意味著這種計畫必須考慮到地球的極限、生態平衡。這種計畫需要阻止氣候變化的過程。當然，這必須處於民主計畫過程的中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自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沒有生態考量的社會主義是失敗的。蘇聯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也是如此。那裡有社會主義嗎？無論如何我對此表示懷疑。
我們必須批評20世紀社會主義中的反生態思潮，無論是史達林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也忽視了生態問題。他們只是繼續遵循資本主義體系的規則。我們需要一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不是這種反生態的、生產主義的。這樣說吧，20世紀的生產主義社會主義，無論是史達林主義還是社會民主黨，我們都反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沒有生態的社會主義是失敗的。同時，沒有社會主義的生態學、市場生態學也是失敗的。我們已經看到各種綠黨參與的政府。如果他們遵循市場規則，就無法對抗與資本主義體系有關的生態問題。所以我們批評市場生態學和非社會主義的生態學。
但同時，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挑戰。我們必須說服我們的同志 — 一方面是左翼的行動主義者，另一方面是生態運動中的行動者，我們必須說服他們生態社會主義是替代方案，正如我所說的，沒有生態的社會主義或沒有社會主義的生態學都不是解決方案。
與運動中的同志們討論並說服他們，是我們必須的工作。我們必須促進發展一種雙重覺醒——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詞：同時喚醒對生態和社會主義需求的意識。現在，生態社會主義不會一蹴即就。它必須從此時此地的具體鬥爭開始。我們必須從具體的鬥爭開始。這是我們有朝一日實現某種生態社會主義過渡的唯一希望，但並不保證一定成功。
指明道路的三位女性
生態鬥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些生態鬥爭中，有三位女性正在為我們指明道路。
女性為我們指明道路並非偶然。第一位是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在她的著作《這改變了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中，她使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來談論生態鬥爭：封鎖（blockade）。封鎖資本主義和具破壞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無論是石油管道、破壞森林還是毒害水源，我們都必須封鎖它們。這類鬥爭一直在加拿大、美國、拉丁美洲和歐洲進行著。有時候會取得勝利。例如在法國，我們贏得了反對朗德聖母村（Notre-Dame-des-Landes）新機場的這場大戰——它是一場巨大勝利。
再舉一個法國例子。我們贏得了反對水力壓裂法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鬥爭。這就是兩個重要勝利了。我們必須戰鬥以贏得勝利，但也要透過鬥爭來發展意識，發展對自我組織需求的意識，以及對誰是敵人的意識。敵人是政府，但在政府之外，敵人是整個體制。所以娜歐蜜·克萊恩的「封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
另一位女性，年輕的格蕾塔·彤貝里（Greta Thunberg）。你們都知道，她在「改變體制，而不是氣候」的口號下，激發了全世界如此龐大的青年動員。這非常重要。我們非常感謝格蕾塔·童貝里做了這項出色的工作，幫助提高意識並刺激動員——群眾動員。在世界各地的這些罷課等活動中，有數百萬人參與。所以格蕾塔·彤貝里是另一個美妙例子。
我想提到的第三位女性是不幸被謀殺的貝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你們可能聽說過她，她是洪都拉斯一個生態原住民運動的領袖，對抗那些想要建造水壩的跨國企業。那座水壩在生態上極具破壞性，並會破壞原住民社區的生活方式。她組織了抵抗，且相當成功。因此，這些跨國公司的負責人以及洪都拉斯警方和軍隊的頭目，策劃了一場謀殺。貝塔·卡塞雷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啟發。
我們必須認識到，原住民社區，不僅在洪都拉斯，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加拿大、美國和拉丁美洲，都處於抵抗生態破壞的最前線。他們是先鋒：保衛他們的森林、土地和水域，反對礦山的毒害，反對農業企業的破壞，反對養牛業的破壞等等。他們處於第一線，在保衛自然環境免受資本主義破壞的第一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殺害，就像貝塔·卡塞雷斯一樣。
這三位女性指明了道路。她們是女性並非偶然，因為女性確實再次處於這些運動和鬥爭的最前列。但顯然這些運動只是一個重要的開始，而我們想要的是這些運動不斷發展，並引發類似反資本主義革命過程、生態社會主義革命過程的結果。這是我們的戰略目標。
人類當下目標：煞停火車
在這裡，我將引用哲學家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位馬克思主義猶太裔德國哲學家，也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的一句話來結束我的介紹。這是我最喜歡的句子之一。他在提到馬克思時寫道：馬克思寫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也許現在事情有點不同。也許革命是指人類緊急煞車，讓火車停下。我認為這正是我們今天的情況，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列名為「西方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文明」的自殺式火車上的乘客。而這列火車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駛向一個名為「氣候變化生態災難」的深淵。
我們的任務是努力停下這列火車，並走一條不同的路線。好的，我就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