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墨（Red Mo）
台灣的中小企業，指資本額1億元以下，經常雇用員工數在200人以下的企業公司。綜觀《2025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台灣中小企業已有171萬5,000家，在全體企業的占比達到98.87%，且在全國就業人口中佔據80%（919 萬 4,000人）。
另一份由經濟部所做出的《中小微企業多元振興發展計畫》顯示，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屬於不具備工會籌最低門檻的「中小微企業（即30人以下之企業）」，其在中小企業中占比為87%，顯示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無法籌組工會。
以上，突顯了一個關鍵的現象：規模狹小的中小企業，不只是增加了台灣勞工組織工會的難度，同時也削弱了勞工展開集體行動的能力，並瀰漫著小資產階級式的社會氛圍。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將資本「原子化」的現象，也解離了台灣的階級意識。就結論來看，若一個國家不具備積極的勞工運動，那麼該國家的社運動能也會相對軟弱與疲乏。
中小企業營運觀測調查樣本結構與特性
（圖片來源：2025中小企業白皮書）
從土地改革到出口導向
1949年至1960年代前後，由於台灣土地改革與進口替代政策等因素，台灣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被解放，且紡織、合金等大量輕工業也初步成形。由於內部市場趨於穩定與飽和，台灣亟需吸引外資，以此將飽和的內銷政策轉型為「出口帶動生產」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出於冷戰的考量，美國一方面希冀南韓、日本與台灣等國的經濟發展能仰賴於美國，另一方面則是要實現美國國內的產業轉型以擺脫不斷增加的成本負擔，因此，美／日等國除了將勞力密集產業向外轉移之外，也開放台灣製造品進入美國市場。1958年，國民黨政府放寬了進口管制、改革外匯制度、降低關稅與鼓勵出口，並重點支持包括塑膠、合成纖維與電子零件等特定產品的生產與出口。
1960年代「出口導向」的主要策略，並不只是獎勵出口這麼單純。1979以前，國民黨政府並非採取完全放任市場自由化，而是藉由掌控匯率、限制民眾持有外幣、實施複式匯率、出口所得強制結匯，以及要求貿易商申請許可證，確保國民黨政府即使不是直接參與國際貿易，也能維繫政府機構在最上游的進出口管制能力。
不只如此，政府還藉由「海外加工出口區」為外國公司進行代工，這種模式免除了台灣本土企業的困境。當國外公司或台灣貿易商派發訂單時，台灣企業就只需專注於生產與技術研發的工作，而不需要顧及品牌經營與行銷問題。不只是加工出口區，1972年，由台灣省政府所推行的「客廳即工廠」運動，更是將出口擴張的任務從中小企業外溢到家庭單位，鼓勵家家戶戶接洽鄰近工廠提供原料，由家庭所有成員予以加工。但凡是需要大量人力且能簡單製造與組裝的產品，生展者就有較大的比重囊括了婦女（有時包括孩童）。
要滿足上述需求，條件包括靈活、迅速，最重要的是便宜。大型企業不僅難以兼顧所有條件，更不可能在低利潤的勞力密集代工市場穩定發展。這種情況，導致台灣的中小企業數量暴增，以此滿足台灣巨大的勞力型代工需求，同時更將製造產品的價格壓低到國外製造者難以與其競爭的程度。在1954年到1994年間，員勞工數在百人以下的台灣企業長期維持在98到99%之間。上述也創造了一個獨有的現象，也就是讓勞工有更多機會躍身成為小雇主或自營業者（即轉變為小資產階級）。
創業精神與社會分工網絡
在台灣因為代工經濟正繁榮的時期，「黑手變頭家（即勞工變老闆）」這句話，成為社會大眾津津樂道的座右銘；同時，這句話也代表了彼時台灣社會階級流動的彈性。
大量的外包需求，讓工廠除了擴大產能外，就是外派訂單給其他小型代工坊甚至是家庭單位；相對的，勞工只要具備基本的加工技術，且能拉攏到其他同事成為自己的勞動力，就有機會自行創業。這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情況，倘若創業門檻低，勞工就不會長期留在同一家小型企業單位中，工廠要想持續擴大產能、增加生產規模，反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依循前述的脈絡，既然工廠不足以吸收全部訂單，一種專屬於中小企業的社會分工網絡因此而成形。在台灣出口導向的代工制度下，從工廠、小代工坊到客廳工坊，多樣化的生產單位讓生產過程並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單位的內部分工」，還囊括了不同工廠之間的平行式分工，以及垂直性的「下放外包」，也就是工廠將訂單下放給小代工坊，最終流入家庭單位，以此形成完整的社會分工網絡。
出口擴張政策，導致了台灣出現大量的中小企業與家庭代工
（圖片來源：聯合報）
自我剝削與華人家父長制
然而，台灣中小企業要想徹底發揮「靈活性」，必須具備兩大因素：自我剝削與家族付出。
無論是客廳工坊，還是因為受雇者投入積蓄所設立的家族企業，雇主本身的自我剝削，也包括了對家庭成員的剝削。以1972年的「客廳即工廠」運動來說，婦女不只是要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甚至要成為客廳工坊的勞動者，某些情況下，婦女還能獲得微薄的收入補貼，但更多婦女卻是無法得到任何報酬；同樣的，早期台灣的家庭企業並不是發放薪資給家族成員，而是用企業收益來養活家族。
雖然在華人的傳統中，家族財富往往被認為是「共同擁有」，但實際上，父權思想仍然深深束縛著華人家庭。多數情況下，家父長擁有資源分配的最終決策權，在家族企業中，則是由家父長決定資本的分配，只有在家父長逝世後，財產才會分配給家庭後輩。這種現象並不只是發生在台灣，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皆是如此。
早在資本主義制度出現前，關於「祖上基業」、「宗族榮光」的傳統華人價值觀就已存在千年以上。無論是中國帝制下達官貴人的裙帶關係，還是數百年前漢人定居台灣所發展出的宗族社群，都深深烙印在台灣華人的歷史記憶中。
這種華人獨有的家族價值觀與台灣資本主義互相結合的結果，首先帶來「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闖蕩精神。在創業相對容易的條件下，勞動者創辦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企業，以「家族事業」為號召，不只帶來家庭成員的勞動誘因，更是讓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合而為一。然而，家族企業的缺點也相當明顯，祖產的均分主義，導致後輩更傾向創辦不同的法人實體、削弱既有家族企業的規模；另外，家族利益也常被凌駕於企業利益之上，家族內部的紛爭與衝突，常常演變成企業體的分裂。
中小企業與代工模式的轉變
由此，從國民黨政府最上游的政策制定，到下游私營企業的生產分工，再到基層家庭的客廳工坊，一套完整的社會制度既滿足了台灣出口擴張的經濟需要，也保障了私營企業乃至家庭單位的生產活力，更維繫了獨裁政權的政治力量與地位。這套制度得以形成，源自於台灣土地改革後大量勞動力被解放、國民黨政權壓制勞工運動、美／日等國所遭遇的產業轉型，使得大量勞動密集產業的訂單湧入台灣。以上讓台灣得以培植出大批靈活的中小企業，而不是資本集中的大型企業。
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貿易順差的經濟失衡、勞基法設立造成生產成本增加、貿易過於集中美國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化的風潮，導致美國要求台灣開放市場、降低關稅並升值台幣，加上外匯過剩帶來的台幣升值內在壓力（1987年台幣對美元升值42%），使得台灣社會一連串的重大轉變。以上因素造就了台商西進、引發台灣關廠浪潮，自主勞工運動也開始興起。然而，即使在1990年代台商出走至中國後，其餘更為細小且離不開台灣的中小企業，依舊是台灣出口的主要支柱。
在台灣經歷產業轉型後，台灣代工市場轉變為「資本密集」產業，走向高資本、高門檻、高技術的代工模式。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內在變化，代工產業早已不同往日，規模小、資本額低且技術門檻低的中小企業已無法滿足代工需求，反而是必須交由資本更加集中的大型企業來負擔。
但是，台灣中小企業並未因此而消散。中小企業逐步從過去的勞力代工生產，轉變為更多元的產業樣貌，包括服務業、自營業、餐飲、精緻農業，都有中小企業的身影。這也構成了台灣當前的圖像：中小企業承包著大型企業下的技術支持與顧問服務，同時跨足其他不須高資本需求的產業領域。對諸多中小企業勞工來說，其身分也不僅限於出口導向時期的「藍領」身分，而涵蓋了更多具各式技術專業的「白領」勞工。
現代中小企業大多已轉型成白領、服務型業務
（圖片來源：104人力銀行）
台灣小資產階級文化如何形成？
前述歷史發展，構成了台灣中小企業林立的景象，也發展出了台灣小資產階級式的社會底蘊：溫順、鄉愿、中庸，甚至短視。以下列舉幾項常見的客觀因素。
首先，科技業的強勁發展雖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繁榮與股市，但這種發展卻難以外溢到其他產業上，這也反映了台灣「科技業獨大」的狀況，而科技產業內的企業體與受雇者，靠著薪資與分紅，待遇通常也較其他產業更高。在電子產業與科技產業異軍突起的現況下，這類型的專業也就會更搶手且具競爭力，進而引發台灣教育的一個現象：「萬般皆下品，唯有理工高」、「重理組，輕文組」，父母想破頭也要鼓勵子女學習理工類專業，能成為白領工程師最好。
第二，因為電子科技業已吞噬掉了台灣絕大多數的資源——包括政策獎勵、自然資源、財富與資本，這又會導致已歷經產業轉型到各領域的中小企業所之利潤更為薄弱。當中小企業所能獲得的訂單／合約／利潤／案件（以下用「案件」統稱）減少，勢必需要承接更多案件才能維持企業運作，但大量案件所衍生的行政工作、溝通成本與作業複雜性都會增加，換言之，受雇者的勞動強度也會水漲船高；另一個常見的情況，則是雇主自己都得投身於勞動。然而，若中小微企業的規模有限、人力有限，且業務類型屬於「低利潤、多案件」的狀況，那企業要能穩定擴張也會變得更困難。
假設企業營利狀況不佳，受雇者的晉升機會與加薪幅度也會受到限制，這往往使得雇者自行離職，有的選擇轉換待遇更好的領域，有的選擇自行接案，並在未來創業。然而，在專業技術與分工愈發細緻的資本主義環境下，想要輕易轉變領域並非易事，而在同一個領域自行創業，又會回過頭來增加中小微企業的數量與競爭壓力，讓本就相當有限的利潤進一步被分割。
第三，報導揭露了一個驚人的數據，超過70%的上市櫃公司、90%的中小企業都屬於家族企業。對於家族企業的成員來說，上述現象將鼓勵這些人留在自家公司，或是拿著自家公司的資源向外開拓家族的第二春。
另外，傳統華人的血緣關係或多或少都會排斥其他外來受雇者，使其升遷機會降低。以大型企業來說，因為上市與股票等因素，使得家族成員僅能透過家族關係壟斷經營權，但龐大的公司規模也將使得家父長必須大量聘僱外來員工甚至外部主管來維繫企業運作，從而讓台灣大企業的工會籌組難度相對較低、受雇者更容易籌組工會來捍衛勞權。但是，這種情況放在中小型的家族企業卻完全不同，家族經營權、所有權、管理權，甚至部門內的分工統籌都往往都由家族成員一手包辦。
台灣勞工的階級意識，被科技產業的發達景象、低廉的創業條件與誘因、家族企業的文化所層層束縛。不只如此，40年的黨國威權，並非只有「反共思想」被廣泛流傳這麼簡單，還包括群眾對勞工運動／社會運動的陌生，以及勞工政治教育的認知缺失。在解嚴後，台灣自主工運雖然有著不少值得銘記的鬥爭，但卻僅限於特定抗爭過的勞工記憶之中，社會大眾仍然不理解勞工運動。群眾不僅分不清「公會」與「工會」的差別，也不認為自己是勞工，而傾向認定自己是「中產階級」（民調顯示，有45.1%民眾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
這種認知，說明台灣勞工對於自身階級地位的不熟悉，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勞權爭議的普遍態度，諸如「不爽不要做」，公眾對勞工維權的事件時常抱持批判，而非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社會相當流行「慣老闆」、「社畜」、「小確幸」與「躺平」等詞彙。一方面，諸多勞工不是不知道自己被剝削，但因為勞權教育與勞權意識的匱乏，使得多數勞工並不會積極抗爭，而是以「過一天是一天」的消極態度來看待職場生涯。除此之外，社會大眾崇尚小資產階級式的生活模式與社會觀點，即使身為勞動者，但只要能個人權利不受到太大的影響，能盡情消費、滿足物慾、有基本的享樂能力就已足夠，具備堅定的價值觀且願意為之而努力的勞動者則是相當罕見。
各式因素，創造了台灣深厚的小資產階級底蘊
（圖片來源：陳祖傑）
被解離的集體主義
進一步來說，台灣大眾看待社會議題的角度，並不是從階級的集體主義出發，而是被裂解成個人主義式的價值判斷。
以台灣LGBTQ運動為例，個人的身分認同、性傾向的決定權更能得到大眾的支持與共鳴，即使台灣仍然存在反對同志的聲音，但這類運動相對容易號召大批群眾參與——即使並不是所有運動參與者都是同志。
相反的，勞工運動仰賴的是集體行動。以工會為例，其講究的是勞工團結而形成的基層力量，有越多勞工加入，勞工對雇主的談判空間就越大。但是，這也引發最矛盾的命題：倘若勞工發動罷工，影響了社會的正常運作，將使得社會大眾認定罷工侵犯了其他人的「個人權利」。以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來說，社會輿論一面倒的譴責參與罷工的空服員，「貪心」、「不爽不要做」這些字眼再次出現。只要不影響自己的權益，群眾對待社運的態度往往趨於冷漠。
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台灣特有的產物，但是，只要一個國家內的勞工越不認為自己是「勞動者」，那麼集體的勞工階級意識就越容易被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取代。同時，台灣中小企業林立的現況也削弱了勞工團結的機會，讓勞權爭議不僅容易被視為個人的問題，工會也難以成立。倘若勞工遇到職場爭議時，主動辭職成為最常見的選項，而非耗費大量心力與公司周旋。
總的來說，因企業型態、華人傳統、經濟因素、勞權認知不足等因素，創造了台灣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底蘊，並且讓台灣社運常被限縮成少數運動者的相互串聯，而不是一呼百應的群眾運動，這也是台灣社運的「緊箍咒」。縱使資本主義存在其運作上的「普遍性原則」，但也會因為帝國主義、地理環境、歷史等因素的交織，從而在各個國家形塑出國際資本主義下的「特殊性結果」。
台灣左翼不能總想著照搬具有深厚工運底蘊的歐美國家為參照案例，反而是需要先認清台灣的歷史性問題、理解台灣當前的產業樣貌與文化特徵，才有機會尋求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