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墨（Red Mo）
自特朗普重新上任後，一系列驚世駭俗的極右災難逐漸浮上檯面，從打著反毒名義公然違反國際法、實施「斬首行動」介入委內瑞拉事宜並逮補總統馬杜洛，再到試圖奪取格陵蘭主權，以及種族主義式的政策並放任美國境內ICE的濫權與暴行，以上都反映著特朗普的極右立場正為這個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帶來更嚴重的危害與變動。
然而在台灣，由於另一個新興霸權——中國——被視作對台灣的首要威脅，加上台灣獨特的歷史條件，使得台灣大眾——特別是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台派右翼——往往習慣用美化過的濾鏡讚許美國的諸多國際行動，甚至是為其背書。即使是對美國有所質疑的一般大眾，也鮮少公開違抗美國的右翼政策，而更傾向作壁上觀。
上述情況，不僅是台灣群眾對中美「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的不對稱，即高度防範中國、卻疏於對美國「認知作戰」的認識與觀念，更是民進黨執政下，支持台灣主權之群眾的單向思維與線性國際觀。
「親美」是台灣的歷史底蘊
若要論述這種單向思維的產生，首先得要釐清：台灣不是只有台派親美，連大眾認為「親中」的一眾國民黨官僚實際上也親美，唯一的差別是親美的程度不同。
這種差異可回朔至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後，由於中台長期分治，且1947年的反國民黨抗爭餘波未散，國民黨政權可以說是流亡到了一塊不受待見的土地上。為了穩固政權，國民黨一方面靠收買地方仕紳對其效忠來穩固內政，一方面則仰賴美國的軍事庇護與援助，以此抵禦中共與鎮壓內部異己。在美國長期的庇蔭下，上至政府官僚、下至一般群眾，台灣對美國的仰賴已是根深蒂固，相關的例證不勝枚舉，而主因則可歸結於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反共政策。為了不讓東亞諸國爆發另一波社會主義式的革命，美國透過「第一島鏈」強力介入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的地緣政治事宜。
研究指出，儘管美國對台灣從威權統治到資產階級民主化轉型的態度並不總是保持一致，但從蔣式家族威權時期至李登輝時代，再到民進黨執政，美國的制度、文化與經濟模式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美式民主」也成為了台灣政治轉型的標竿。
經濟方面，為了防止韓戰帶來的政治效應，美國開始大規模提供各式援助給予國民黨。從1950年代至1965年間，美國給予了台灣超過1億美元的非軍事援助與技術協助，並且向台灣開放美國本土市場。這些資助也成為台灣農業轉型與「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基礎[1]。
同樣因為韓戰，美國從1951年開始派遣美軍顧問團（MAAG）來台，並在往後的14年內提供大量貸款。直到1965年美援結束後，美國改用軍事採購取代軍事援助，影響了台灣後續的國防發展路徑。
科技方面，工研院於1976年與美國RCA公司簽訂積體電路技轉合約並赴美接受培訓，不少受訓人員皆成為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核心人物。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台灣作為親美且忠誠的「盟友」，加上外包化帶來成本降低的誘因，使得美國能專注於設計研發的任務。最終，積體電路的製程外包化，儼然成為台灣聞名全球的半導體神話。
早期台灣的交通模式雖承襲日本殖民時期的鐵路運輸規劃，然而在國民黨遷台後，國民黨隨即將美國的「大公路主義」照搬來台，使得台灣的交通模式徹底產生轉變。直到今天，車本主義都仍是台灣交通最主流的運輸方式。
上述表明了台灣對美國的歷史性依賴，並不是源自於特定人物的偉大功績，也不是源自於國民黨政權的良心發現、想積極治理台灣，而是在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量下，由各種客觀因素所交織的綜合性結果。這種歷史性的發展途徑並不是單方面建基於國民黨統治階級抵抗中共的需要，更涵蓋了美國將台灣視作反共前線與冷戰工具的戰略意圖。即便因為冷戰結束、台灣經歷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轉型，甚至成功實現政黨輪替，但是，台灣各階層知識分子、意見領袖與政治菁英長期所堆積的親美底蘊已難以反轉，導致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兩者的外交乃至政策研擬始終離不開美國，同時也無法超出美國所能容忍的政治範疇。
國民黨撤台與美國反共政策，構成了台灣親美的歷史底蘊
（圖片來源：中央社）
「親中」是兩岸經貿下的產物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台灣群眾普遍認為國民黨「親中」的刻板印象呢？將國民黨定性為「中國政權」、以此推論國民黨「親中」的論述固然值得參考，但若將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連續性排除在外，這種純然的「中華國族情感」式論述則過於抽象且片面，更不足以解釋國民黨為何轉變立場，從視中共為死敵並強勢宣告「漢賊不兩立」，轉變為合作對象？
國民黨「親中」的脈絡得回到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導致中國市場門戶敞開，吸引了諸多海外投資。彼時的台灣正因為產業轉型帶動經濟發展，同時卻也造成國內勞動成本上升。利潤走低強化了台商出走、另尋「奶與蜜之地」的決心，也間接鬆動了國民黨限制兩岸交流的禁令。早在1980年代，就已有台商透過香港與其他境外公司偷偷將資金挹注中國以此尋租，直到1987年解嚴、1990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對中直接投資後，大量台商得以進駐中國。這些台商並非是將單一公司設置於中國，而是將整條產業線搬遷至中國，以此謀取利潤最大化。
在這段時期，不只是台商收穫大量利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諸多官僚也成為兩岸資本流動的受益人與買辦。只要與中國的經濟足夠火熱，國民黨就能透過台商的支持來鞏固黨政根基。報導指出，自2009年起，國民黨歷任中常委就有近40%是赴中台商或是具有兩岸交流協會的背景。與中國的經貿交流，不僅是馬英九在2008年大勝的關鍵之一，更足以催動包括王雪紅在內的大資本家於2012年總統大選前夕，出面表態支持「九二共識」。
以上背景也必須結合中美的政治關係來做探討。美國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龍頭，當然也看準了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巨大商機。除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外，中美間的貿易也有大幅增長，自1979年建交至2003年，中美的貿易總額就從25億美元以下飆升至1,000億美元以上。換言之，中國資本主義化不僅帶來了「中美合作時期」，更推動國民黨及台商順應著中美的合作關係，以此實現兩岸資本的融合與「親中」的政治交流。
儘管1980年代中國開放市場催生了國民黨內部的「親中傾向」，但這並未徹底改變國民黨親美的歷史底蘊。2009年，國民黨總統馬英九與美簽訂「台美擴大美牛進口議定書」，引發巨大社會爭議。包括馬英九、吳敦義、胡志強等國民黨高幹力排眾議，為含有瘦肉精、狂牛症等食安風險的美牛辯護。這種「既親美也親中」的立場發展到今日，不僅成為國民黨「睦鄰外交」的政見，也是2024年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自2021年就已喊出的「經濟靠中國，國防靠美國」、現任黨主席鄭麗文說「親美親中不能兩個都選嗎？」之客觀因素。
藍綠同為美國階下囚
對比今天，馬英九時期群眾普遍「親中」的圖景是非常難以想像的。轉捩點在於，中國吸收大量海外資金所促成的經濟轉型，使得「中國崛起」不僅壓縮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空間，更是讓中國與美國從合作走向競爭。
相較於實質掌控黨政並在改革開放主導兩岸交流的國民黨，民進黨的建黨本就是為本土的中小企業主所服務，其並未像國民黨那樣，從兩岸的資本融合獲得太多好處；另一方面，作為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民進黨在1991年制訂的台獨黨綱更不可能兼容於中共的兩岸統一原則。上述兩個因素，使得民進黨執政後的外交路線一直沒有、也不可能有與中共合作的選項，高度親美成為了民進黨在國際政治現實下的唯一外交路線；反之，國民黨雖也曾在美國的庇護下度過了漫長的獨裁歲月，但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化、中美合作與台商西進，國民黨人不僅賺取了大量的人民幣鈔票，更因為國民黨作為流亡政權的歷史包袱，使得國民黨在中美兩強的選擇上不得不更加平衡與謹慎。
然而，無論是藍綠執政，兩者都無法改變親美的外交政策，為了爭取選民支持，兩黨也先後「互換角色」。例如2009年國民黨開放美牛進口時，蔡英文曾帶領著民進黨人在街頭上反對美牛進口；而到2020年民進黨執政時，蔡英文則反過來宣布將解除為期14年的瘦肉精豬肉進口禁令，轉而由國民黨人為台灣人的食安所「把關」。
藍綠先後在親美政策上「互換角色」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從「抗中保台」到「親美反中」
承襲上述背景，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一方面挾帶著對國民黨貪腐的群眾憤怒，另一方面卻也促使台灣的「恐中」情緒開枝散葉。加上2018年中美貿易戰拉開帷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送中」香港民主抗爭，一國兩制、九二共識逐漸失去說服力，內外的局勢變化使得「反中」逐漸成為台灣的政治正確。2019年的香港抗爭，不但震撼了全世界，更讓台灣「抗中保台」的呼聲水漲船高。若客觀檢驗「抗中保台」這個口號，其目的與本質僅是保衛台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受中共獨裁政權所侵擾，然而，任何具進步與改革意義的口號一旦脫離階級與基層，這些口號就極易變質與腐化。
2020年後，由於中美兩強在科技戰的競爭走向白熱化，美國在2022年先後祭出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晶片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以此穩定「供應鏈韌性」——即台灣晶片製程穩定輸出美國、孤立中國半導體發展的相關政策。同年8月，裴洛西（Nancy Pelosi）不顧勸阻執意訪台，導致中國發動圍島軍演予以反制。一連串的政治變動強化了民進黨備戰的決心，不僅在2022年末宣布將兵役延長至一年，後續更是修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解凍軍事審判，進而增加美台軍購案並拉高國防預算。透過這些政策，民進黨不僅是要緊縮權力、強化執政正當性，更是要打造符合美國期待的「台灣之盾」。對比2019年仍有些許進步性且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抗中保台」，如今的「親美反中」被包裝在「為守護台灣，不得不如此」的外衣下，任何對美國與民進黨的質疑都將被將冠上「疑美論」與「中共同路人」的污名。
為特朗普奪取石油與晶片背書
在近期委內瑞拉的事件中，台灣媒體也側重報導美國的「掃毒行動」，不少台派甚至持續轉發美化特朗普軍事行動的貼文。理所當然的，他們絲毫不顧慮美國是如何無視國際法發動軍事行動，也不願提及反對特朗普的諸多示威，更忽視了特朗普意圖奪取格陵蘭的意圖。
除此之外，委內瑞拉的事件也引發「今日委內瑞拉，明日台灣」的輿論。背後原因不難理解，起因為中共在去年12月再次發動環台軍演，導致不少台灣群眾擔心步上委內瑞拉的被强國「斬首行動」後塵。然而，這種去脈絡化的結論並沒有涉及「定義侵略者」，更是將討論限縮在「掃毒」、「清除腐敗獨裁者」的歌功頌德之中。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儘管特朗普掌握委內瑞拉石油的意圖已昭然若揭，但不少台派仍執迷不悟，始終堅信美國會是台海爭端的救世主。
也正是在1月16日，台美關稅正式敲定。除了15%不疊加關稅之外，台商更需赴美投資半導體與衍生產品，以此享有《232條款》最優惠待遇；不只如此，台灣企業還需投資2,500億美元，並由政府融資額外支持2,500億美元以推動美國半導體聚落和ICT供應鏈。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稱「未來對台灣半導體適用的《232條款》關稅，將對投資美國的台灣半導體製造商給予獎勵」，即免除《232條款》的半導體關稅。換句話說，此舉是變相鼓勵台商赴美設立半導體廠房、加速轉移台灣的半導體製程。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亦表示，特朗普的目標是將40%台灣半導體產能轉移至美國。
台灣半導體工業在台灣GDP占比達15%，且晶片出口比重達40%，40%的半導體轉移至美國，影響力當然非同小可。在全球皆仰賴台灣半導體製程的情況下，若大量半導體被轉移至美國，不只是國家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更會有諸多勞工會因產業鏈搬遷而失業。對於這種至關重要的問題，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僅是空洞地表示「將以『台灣模式』與美國磋商供應鏈合作，而非產業外移」！更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犬儒式的官僚回覆竟得到「台美友好」、「全壘打」的歡呼聲，可實質上，這些歡呼隨時都會變成台灣基層勞工與資產階級民主的喪鐘聲。
台灣媒體以至政府，持續為特朗普的掠奪行動背書
（圖片來源：行政院）
台灣民族主義還是台派沙文主義？
截至目前，美國在台海所主張的「戰略模糊」，除了與中國保持「鬥而不破」的競爭關係，也將台灣的資產階級民主當作打擊中共政權獨裁政權的武器。這讓本就十分親美的民進黨與部分台派政黨，將原先具有民主改革、民族解放性質的台灣民族主義寄生於美國帝國主義麾下。隨著中美霸權競爭逐漸激烈，台灣民族主義也日漸變質與右傾。以下即是例證：
黨外時期的民進黨人尚有反美帝、反中共侵擾、追求台灣民族獨立的進步性觀點，但隨著民進黨走向金權化，其政治性質也日漸蛻變。現在的民進黨早已不再尋求建立台灣共和國，而是尋求讓民進黨能長期統治「中華民國台灣」。以上論述，可從賴清德多次聲明「台灣不需要另外宣布獨立」得到證實。
去年8月，女權團體「婦女新知」發文批評賴清德政府並未兌現「三分之一女性內閣員」的承諾，結果遭致大批台派留言批評，例如「你們不會去跟藍白要婦女平權？」與「臺灣獨立安全有餘裕才有餘力關注你」。
近期國防部提升免兵役門檻，並預告《體位區分標準修正草案》，同時將跨性別者、間性人由免役改列為替代役。此舉遭到諸多跨性別團體與人權團體的強烈批評，譴責是在性少數權利上「開倒車」。
關於台美關稅談判，親綠群眾對最終結果一片叫好；但他們並未意識到，由於勞動部提不出防範衝擊的對策、僅提供補貼。實際上在最終談判結果前，關稅衝擊就已造成超過5,400人被放「無薪假」，而這數字恐怕還包括更多黑數。
這種將民進黨執政「綁定」一切民主權利的思維，正是在「守護台灣民主」號召下的右翼質變。即使民進黨早已不再尋求推翻先後屠戮中國勞工和台灣群眾的中華民國腐敗政權，即使民進黨在諸多政策上倒行逆施，都仍有大批親綠群眾與台派為捍衛民進黨執政，而選擇閹割包括女權、性少數與勞權在內的民主權利。
針對上述現象——暫且稱呼為「台派沙文主義」——與中共獨裁政權所不斷鼓吹的「捍衛中華民族完整性」、「中華偉大復興」之國族呼籲雖有脈絡上的差異，但在結論上卻出奇的相似，即為了統治階級所鼓吹的國族立場，任何被視為妨害國族整體性的「阻礙」都必須被清除。無論這些「阻礙」所攸關的，是既有少數人的權利、也有牽動著多數人的勞動權益，抑或是改革社會的根本基石，只要牽涉到「國安」的焦慮，哪怕是一點風吹草動，都應該被當作敵人而徹底掃蕩。
單向式的親美國際觀
上述解釋了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境，在中國崛起、中共獨裁政權不斷侵擾台灣主權的情況下，台灣被國際社會視為兵凶戰危的火藥庫，導致台灣群眾「親中」的比率不斷下降，而「恐中」甚至「反中」的聲浪則不斷強化。隨著兩岸分治的時間愈發增長，台灣青年更難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史觀抱以認同。這些因素結合台灣主流政黨一貫的親美方針，為台灣帶來了一種難以抹滅的現象：從文化、政策乃至世界觀的認識，台灣都高度仰賴美國，甚至連美國的外交政策都盲目跟從。
從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再到特朗普逮捕馬杜洛的一系列事件，台派群眾不斷為美國鼓掌叫好，而基數更大的中立選民則對這些事件噤聲。儘管諸多證據表明以色列正在濫殺無辜、儘管聯合國早已在9月16日宣布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但台灣的主流媒體仍高度讚賞以色列的國防工業，甚至將之視為效仿的對象。去年10月，台灣政府甚至高規格接待「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台灣親美的歷史底蘊，讓秉持「睦鄰外交」、「務實外交」的藍白兩黨，也同樣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暴行一事三緘其口。
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武力威嚇近在台灣咫尺，因此並非不能理解為何台灣群眾對中共的潛在威脅會如此關注。但是以2022年後的情勢發展來看，不就是美國率先在科技領域上圍剿與封鎖中國，加上裴洛西訪台作為導火線，才使得中共發起軍演進行政治反擊，以至於民進黨政府實施一系列軍事化政策嗎？若美國真是民主與和平的代言人，不是更應該促使台灣與中國進行更多和平談判嗎？上述提問並不是為中共獨裁進行辯護，而是試圖論證以下觀點：中共想吞併台灣是多數台灣人都感受到的現實焦慮，但美國不過是以民主之名，操弄台灣來打擊中國而已，可惜多數台灣人卻看不到。
由於美國與國民黨在冷戰時期聯手推行反共思想，加上中共長年的威嚇，導致本就對左翼陌生的台灣群眾更加排斥社會主義等思想。以近期「台灣革命共產黨」的事件來說，少數高中生、大學生單就組織改名一事就足以引發大眾議論甚至恐慌，除了反映台灣人對「共產黨」的恐懼與無知之外，還體現了真正關注民主與基層權利之左翼的缺位。誠然，台灣左翼的缺席同樣是眾多歷史因素交織出的結果，高調宣布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當然能得到短暫的曝光與關注，但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台灣左翼的發展並無捷徑，必須透過深度的理論分析、紮實的社運籌備與長期的勞工組織工作，才有可能換得更多影響力；進一步來說，這起「共產黨事件」帶來的諸多討論，也是台灣左翼解釋「何謂社會主義」的良好時機。
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早已建立了系統性的反中共「認知作戰」思維，可卻因為前述多項歷史因素與政治緣由，想在台灣推動反對美國霸權式「認知作戰」的公正觀念，截至目前都難以進行。即使台灣不少統派與「老左翼」長期打著「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旗號，可他們卻因為對中國威權資本主義缺少最基本的批判，而無法真正被大眾所接納。
截至目前，台灣都仍受制於親美的單線式國際關
（圖片來源：總統府）
揚棄霸權抉擇與右翼國族的新方向
幾乎所有證據都表明，中美競爭並不會趨於淡化，反而會愈加凶險與激烈。台灣長期單向式的親美思維，同樣不會增進台灣基層群眾的民主權利，反而會不斷鞏固右翼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並侵蝕／推翻過去所爭取到的改良成果。
支持基進民主權利的群眾並非不能從人權和人道的角度來思考政治問題，但我們不能忽略現實主義下的抉擇困境，根據歷史的經驗，後者往往才是決定政治走向的關鍵因素。誠心支持民主權利、反對壓迫與奴役的人們，不應該輕易落入「邪惡軸心與民主陣營」的扁平敘事與二元抉擇中，而是必須以更加立體的政治觀去體察以下問題：台灣如何在中美兩強的「認知作戰」之間，既能維持現有民主、持續推動弱勢權益與基層利益，又不會淪為特定陣營的馬前卒與附庸？
若要反對美國吹奏各種民主口號、而實則上是掏空與掠奪台灣的「認知作戰」，絕不能只是依靠單向且線性的反美譴責，而必須要有更加平衡的論述。台灣統派多年來的「親中反美」嘗試，除了證明自己只是「親美反中」的鏡像存在之外，亦無法真實觸及並解決台灣大眾對中共侵擾台灣主權的擔憂與恐懼。
同樣的，中國威權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對內宣稱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復興，更是強迫分隔多年、而中共也從未對台有過治理權的台灣，接受那早已與台灣相距甚遠的大中華民族思想。我們應該明白，中共為了維持所謂的「領土與民族完整性」，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統一台灣，這種戰狼外交同樣會對台灣民族主義的右傾產生作用力。
正如諸多左翼人士都不斷強調的，全球在右翼化的浪潮下，單純民族主義的改革號召都將變得比以往更不穩定、更尖銳，也更危險。正如特朗普民粹且瘋狂的「美國優先」政策一樣，右翼台派所高呼的台灣民族主義口號，早已不像過往黨外人士那樣殷切的追求民主改革與民族解放，反而帶有更顯著的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特質。
夾在獨裁戰狼與民主騙徒中間的台灣，除了得防範中共的武力威脅，更得揭穿美國的騙術與詐術。這也是為什麼，建立在地化且連續性、深刻而符合基層利益的反戰論述體系是重要的。 不同於其他經歷過戰亂的國家，台灣大多數群眾並沒有關於戰亂的歷史經驗與記憶，這導致台灣群眾——尤其是台派——往往慣用空洞的口號來美化軍事行動與衛國戰爭。對於那些真正經歷過戰亂的人民而言，這種口號是無知且片面的。因此，如何生動的體現強權爭霸所帶來的危害、如何讓更多人理解資本主義下的戰爭殘酷、如何乘載多數人嚮往寧靜生活並付諸行動，進而透過上述基礎來推行反戰運動也十分重要。
這些運動可以從軍事基地周遭的社區調訪做起、可以從面臨兵役延長與兵役體位調整的青年焦慮著手，更可以從揭露中美雙方的剝削與壓迫出發，以此結合系統化的反戰論述，藉此打造完整且動態的社會運動，並讓更多群眾得以與追求徹底民主的左翼建立更真實的社會連結。
[1] Shelley Rigger，《從MIT到中國製造：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春山出版，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