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利亞·布德拉茨基斯與菲力浦·施密德（Ilya Budraitskis & Philipp Schmid）
編者按：原文為德文，發表於Sozialismus。本中文版根據英文版編譯，有刪節。
翻譯：陶本明
本文是菲力浦·施密特訪問了流亡的俄羅斯政治學家和活動家伊利亞·布德拉茨基斯的訪談，他先後解釋了極右勢力崛起的原因，新法西斯主義的目標，以及激進左派應該從20世紀反法西斯鬥爭中吸取什麽教訓，他還對如今反法西斯政治可以從哪裡開始提出了一些建議。黑色字體為採訪者的問題。
歐洲的政治發展令人極為擔憂。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2025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了20.8%的選票。在德國的示威中，人們說現在不是午夜前，而是19:33（編者注：暗指1933年希特勒上臺）。這種恐慌是否合理?
我認為這些恐懼是有道理的。歐洲、美國、拉丁美洲等地各類極右政黨的影響力都正在不斷增加。當然，這一全球趨勢在不同國家背景下表現得各不相同，但危險是真實存在的。它與某些精英階層希望徹底改變資產階級權力的政治格局並建立一種不同類型政權有關。在俄羅斯，這已經發生；在美國，這一進程正在進行。在西歐，極右派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選舉成功，但仍在等待政治統治的轉變——考慮到他們壯大起來，未來一切皆有可能。
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樣的政治秩序？
美國的例子最清楚。在特朗普領導下，極右派重新掌握了權力。他們控制著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如參議院、眾議院和最高法院。現在，他們試圖從上到下重建政治體系，朝著威權統治的方向發展。這個體系的組織方式類似於企業。這是特朗普和馬斯克的目標。這意味著要廢除自由民主，並用一種現代君主制取而代之。他們力求建立一種不是基於民主正當性的權威，而是基於個性化權力和威權主義領導人。
極右派的意識形態綱領除了對社會專制重組外，還有哪些內容？
他們意識形態綱領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已經結束。他們稱這只是一種偽裝的統治，背後隱藏著一個全球精英群體。極右派批評自由派精英所謂的道德和價值觀，認為他們保護的是弱者而非強者。
在極右勢力的想像中，國際政治的唯一原則應該是強者為王。這是治理社會的“自然”方式。這就是特朗普和普京治理的邏輯。我們可以從普京對烏克蘭支持者的批評中看到這一點：在他的思維方式中，無法自我防衛的小國沒有生存的權利。因此，在極右勢力看來，小國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主權，也是不自然的。
如何解釋過去10年中歐洲極右和法西斯勢力的崛起？
歐洲極右政黨選舉成功率上升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隨著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行，歐洲社會發生了變化。社會變得越來越原子化（個體化），工會和其他工人自我組織有所瓦解，民主傳統又衰退了，這一切都是原因——民主傳統，本來包括社會以集體和有組織地自衛的能力。
這是自由派精英意識形態危機的物質基礎，因為人們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及其機構越來越失望。他們感到沒有得到代表，也沒人傾聽。極右翼巧妙連接了這些廣泛存在的情感。
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始終將其視為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反應，以及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强大起來的回應。這樣的分析今天是否仍然適用？
儘管歷史背景有所不同，但1920/30年代與今天的情況確實存在相似之處。魏瑪共和國政治機構的危機、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以及相關的巨大社會動盪孕育了德國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奪權的土壤。雖然當時並沒有立即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契機，但德國工人運動是全世界最強之一。社民黨和德共都是與法西斯競爭影響力的大眾政黨。由於整體社會危機，民眾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普遍失望——這和我們今天觀察到一樣。
然而，如今也有一個根本區別。在1920/30年代，法西斯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競爭，在應該用什麽願景來取代資本主義制度上，彼此互相競爭。法西斯傳播的未來願景，是不再有階級衝突，國家的榮耀將團結人民。他們的雄心壯志是創造一種新的社會人，這種人將在國家團結和某種法西斯集體主義的意義上與社會相連。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反動的法西斯烏托邦在1920/30年代的歐洲對許多人具有如此吸引力。這也是它能與社會主義烏托邦競爭的原因，和社會主義所許諾的人際關係變革的願景競爭的原因。今天，我並沒有看到各派還有關乎未來替代願景的競爭。
但是法西斯分子今天是否還在宣傳一個不同的社會，強調國家邊界、同質化的民族和固定不變的性別角色？
是的，但現在與一百年前的歐洲截然不同。那時，更美好的未來和期待社會進步，是社會願望的中心。1980年代以來，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下，未來的觀念正在消失。人們主要關心現在以及對導致當前狀況的過去的解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重構社會的結果。柴契爾的名言“沒有替代方案”或多或少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特朗普的政治方案也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他既不提出具體的建議，也不傳播明確的未來願景。他僅僅是在他所定義的“真相”名義下否定“自由主義的當下”。
回到對新極右派的特徵描述。著名的法西斯研究者，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恩佐·特拉弗索（Enzo Traverso）在著作《法西斯主義的新面孔》中提出了“後法西斯主義”這一術語，來描述新法西斯分子。他所指的是什麼？
特拉弗索認為，今天的後法西斯政黨與它們的歷史模範不同，並不試圖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民主的機制決裂。相反，它們成功地利用民主機制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它們只是想利用這個系統來掌握權力。這可以通過義大利的例子觀察到。後法西斯主義者梅洛尼並沒有顛覆政治體系並用法西斯政權取而代之。相反，他們將努力逐漸改變社會和精英的心態。目前，統治圈內尚未達成共識，無法將政治制度轉變為一種新的威權法西斯主義形式。但在極端右翼持續的壓力下，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府正在接受極端右翼的要求。我們必須明白，極端右翼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機構和選舉的利用，可能是通往他們最終政治目標的一個過渡點。因此，我認為“後法西斯主義”這一術語有助於描述當前的極端右翼。
你認為今天普京的政權是法西斯嗎？
是的，為什麼不呢？當然，今天的法西斯主義在許多方面與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有所不同。俄羅斯與德國和義大利不同，法西斯主義沒有歷史模型。但是，有各種其他專制傳統可以供普京的政權借鑒。普京利用沙皇帝國極其保守的宗教傳統來為他的獨裁統治辯護。他也採納了史達林主義過去的壓制性做法——正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克格勃的繼任者）的角色所顯示的那樣。
部分西方激進左派人士，忽視或否認俄羅斯法西斯政權帶來的危險。
確實如此，甚至更悲慘的是，他們對自己國家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也完全沒有準備。新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左派來說是一個重大挑戰。例如在美國，特朗普再任之前，激進左派主要將批評集中在拜登和民主黨身上，忘記了特朗普主義的實際危險。現在他們完全迷失了。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也可能發生。我們從歷史中知道，20世紀的左派也沒有為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做好準備。史達林主義下共產國際長久都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輕描淡寫。而且今天激進左派的力量比一百年前弱得多。
20世紀的反法西斯抵抗還可以給出哪些教訓？
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是法西斯主義總是導致軍事化和戰爭。這在1920/30年代並不明顯。現在，這一點已經顯而易見，因此我們應該將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宣傳與反法西斯宣傳相結合。左翼不應僅限於批評不斷上升的軍事開支。像普京這樣的政權拒絕任何形式的和平共處，並將戰爭美化為治理國家和擴大影響力的手段。這一邏輯是所謂多極世界概念背後的原因——一個不再存在普遍權利和規則的時間，而是強國主導的世界。
21世紀的反法西斯主義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以便比以前更有效地對抗（後）法西斯主義？
我們需要形成廣泛的聯盟，反對極右翼的崛起。但這些聯盟不能訴諸於保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機構。這不是我們的任務，也將是徒勞的。因為自由主義霸權的危機，正是許多人對現有制度失去信任並轉向極右翼的原因之一。
在我看來，激進左派應該追求兩個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社會不滿——但要提供其他解決方案。極右翼想讓人們相信，移民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這在客觀上並不真實。事實證明，在2025年的德國聯邦選舉中，移民人口比例最低的地方，德國另類選擇黨得到了最多選票。這為左派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政治真空，我們必須通過指出真正的問題根源來填補這個真空。 其次，我們應該將捍衛“民主”置於中心，而不僅限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及其運作。我們必須將捍衛“民主”與平等和參政的要求聯繫起來，這正是18世紀和19世紀“民主”出現時所主張的：下層階級爭取政治影響力和代表權的鬥爭。把民主理解為“自下而上的權力”，可以作為一個廣泛的反法西斯聯盟的共同基礎，將左翼政黨、工會以及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生態主義和社區自我組織團結在一起。因為這些團體正是後/新法西斯主義者想要摧毀的，因為它們與其要仿照資本主義企業來建設其等級森嚴的國家秩序的理念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