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A夢滾熱辣之一
（編者按：封面圖片為2005年香港反世貿運動中，韓農與香港防暴警察對峙場面。）
區龍宇
一直是所謂全球化先鋒的美國，在特朗普統治下，現在退縮為經濟民族主義者，而從前自力更生做得極端的中國，今天反而成為全球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捍衛者。爲何發生這種驚天動地的突變？特朗普的個人號召力之外，我們也要研究票投特朗普的七千七百萬美國人，爲何這樣做。如果是共和黨支持者，這不奇怪。他們從50年前的「新保守主義」，到15年前的茶黨，再到侵粉，變得越來越右。但有些人投侵是一種抗議票，只為表達不滿這不滿那，這些人不是侵粉，或最多只可稱爲「邊沿侵粉」。而這部分人中，有一個大比例是感覺到生活和待遇都有所惡化，國家方向越來越錯，而這又和美國「過於開放」有關。就這點而言，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即日本車大量進口美國而造成一部分民意仇外。但這時候的世界市場，惡性競爭還遠不及1990年代開始的所謂全球化時代— 它是一把三叉戟，即「公共服務私有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撤銷政府管制」，一把插進各國種種多少保障小農和工薪族的國内/國際法律與制度。惡果最初在第三世界出現，但很快波及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特朗普現象不過是最近惡果。
黃金時代結束，全球化開始
有人說特朗普既逆轉全球化，又推倒戰後國際秩序。其實，這兩者不是一個東西。二戰後的「世界秩序」的時間長得多，要從1945年計起，至今80年。頭卅年是「黃金時代」，國際上對資本流動自由有所規管（香港的「自由貿易」在世界上只是特例）。在發達國家内，則實行福利國家，普羅大衆生計較有保障。但到了列根（1979）和戴卓爾（1981）先後上台，此時這個秩序已經進入瓶頸，但兩人的對策是復辟戰前的「市場原教主主義」，大規模地把公共服務私有化，削弱「有規管的資本主義」秩序，特別是福利國家。再到19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時代，官商勾結力推的大資本自由剝削全世界的計劃，才是「戰後秩序」更大的破壞者。2025年的美國大變局，只是前40年不斷倒退的後果而已。
不是沒有人警告過，追隨這種全球化，去推倒福利國家和較有規管的國際金融流動，後患無窮。難怪1995年成立的世貿組織不久，便遭到很多工農團體及進步人士的反對。1999年首次在西雅圖發生反世貿運動，並促進了後來世界各地類似運動。接著是拉美和歐美左翼發起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首届舉行於2001年，與全球商政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唱對台。WSF此後多數年份都有舉行，雖然聲勢不如之前。
當時不少媒體都把這些抗議說成「反全球化運動」。由於發起1999年西雅圖反抗和成立WSF的人，很多是左翼，容易被誤導為「左翼都反全球化」。這是誤解（不幸地，到今天還有人抱著這種誤解）。的確有些民族主義者既自稱左派（例如大陸的所謂「新左派」），又是反對世貿，也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的。然而，當時WSF的參與者，有相當比數不是出於民族主義而反對世貿（或者是國際貨幣基金會），而是出於國際主義。他們認爲，全球化可以有不同版本，而民間版本和官方版本針鋒相對。很多抗議運動的意見領袖都說，「我們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反對財團推動的那種全球化(corporate led globalization)。我們要的是從下而上的全球化，各國民間互助合作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他們的意思是，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現在官商勾結所推動的所謂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都是財閥的剝削自由，所以要反抗，代之以普羅大衆真正民主自治的全球人類共同體。當然這是長遠目標，而眼下，第一需要各地人民聯合去阻擋用世貿代替《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關貿」- GATT），推銷所謂 自由貿易(詳見系列二)。其次，是在國際間發展民間公平貿易。
2005香港反世貿的辯論
2005年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當時也有31個團體聯合組成《民間監察世貿》的聯盟，批評香港政府模仿外國的私有化和削減政府責任等政策，並和外國同道一起組織了一周的抗議活動。當時外國抗議者，包括一千南韓農夫，他們指責世貿推倒保護他們小農生計的關稅。部分香港主辦者最初擔心本地人的反應，因爲香港崇尚自由貿易，且因此成爲金融中心，而我們去抗議世貿，會否引起香港人反彈？令人意外的是，即使在抗議最激烈那天之後，不少市民似乎同情抗議者，至少支持他們的抗議權利，特別是韓農。
值得一談的還有反世貿運動前後、香港的一些辯論。第一種意見，認爲香港既然素來都是自由港，那麽世貿推動的自由貿易，只對世界其他地方有影響，對香港沒有影響。相反的意見則認爲，這恐怕有點過分一刀切對待這個題目了。後來的香港雖然名義上和一百年前一樣是自由港， 但1970年代以來，又的確做了一些改良，有一點點福利國家 — 當時還有一半人口住在公屋，水務和郵政還是公營且收費很便宜。所以香港人事實上手上有些可貴的福利需要保衛，防止政府反攻、取消。但世紀之交香港政府已經開始私有化，先對房屋署員工開刀，再賣公屋，後來還想賣掉水務郵政呢，只是公務員工會屢屢反抗才多少暫時保住公有。而當時郵政工會也有積極參與反世貿行動。所以世貿及其所帶動的「全球惡性競爭」，怎麽對香港沒有影響呢。
第二種意見[1]認爲，「自由貿易」沒有不好呀，它在人類歷史上悠遠長久，與資本主義無關。平民之間一直都自由交換產品和服務。香港民間也可以促進自己的社區經濟，彼此平等自由交換，不需要依靠大財團和政府。所謂世貿，它根本不是支持自由貿易的，而是相反。所以我們要做的，不是反對世貿，而是重奪自由貿易，發展社區的自由貿易。不同的意見則認爲，社區經濟很好。小型食店，無論如何要比麥當奴的無限多元。食材越多來自本地/社區農場也越好。然而，促進社區經濟，與反世貿並不矛盾，不是要二選一；兩者甚至是相容的。從前有興旺的社區經濟，後來逐漸消失，正是因爲資本主義大魚吃小魚啊。所以超級市場紛紛取代小商店。而世貿推動的是否真「自由貿易」，大可留給學術界辯論。總之它就是大財團大官僚的工具。所以，如果要維護中下階層的生計，恰好需要正面抗衡世貿，尤其當世貿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這不正符合那句話「在地行動，放眼全球」(act locally, think globally)嗎？
不過，無論是「反對世貿」，還是反對大財團主導的「全球化」，運動裏面當然並非意見均一。相反，除了左翼、工農團體和進步派之外，民族主義情緒和主張一直都有，特別在第三世界國家。然而，我們也要區分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壓迫者的民族主義。五百年資本主義世界史，就是歐美强國對世界的殖民史、侵略史。這種民族主義只有壞的一面。特朗普呢，他史無前例地提高全世界的關稅，這種「保護主義」不過是黑幫要收的「保護費」而已。只有窮國對自己幼小工業或者小農經濟的保護主義，才是正當的。所以，第二種民族主義，則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這相對於壓迫者，有其合理性。所以，我們應該在歐美强行打進韓國農業市場的時候，支持韓國小農的反抗[2]。
這些辯論的具體内容可能過時了，但脈絡上不是。香港本來完全依靠中美（及英）兩邊的暫時停火/妥協（1945-1979）、以及後來的中美蜜月（1980-2016），才能先於大陸而崛起，然而，1990年之後的香港社運圈子，主流傾向於只看本土，而忽略國際地緣政治，也對於「政治」了解不足。這倒不是要怪罪誰，這個現象本身有深刻歷史原因。簡單講，可説自1949年一直到1997年，香港其實是被兩個强大政府所統治的，彼此雖然鬥爭不息，但在鉗制香港的民主意識和民主反抗上，其實高度一致。這種鉗制令香港民主意識一直無法出現突破。
雙手只有大棒的惡霸
特朗普之倒行逆施，固然和戰後秩序是一個裂變。然而，兩者也有繼承關係。無論現在人們怎樣懷舊，兩者畢竟都植根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史，幾百年以來專門殖民專門搶劫。其科技與暴力工具很先進，其行徑卻一點不文明，其思想更充滿「强權即真理」（might is right）的强盜邏輯，即香港人所謂「誰大誰惡誰正確」。戰後頭卅年，美帝國做了很多壞事，例如接下法國的爛攤子去打越戰，但它的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重建是做對的（當然也有制衡蘇聯的意圖）。這時候的美帝國，是右手拿棒子左手拿胡蘿蔔的巨人。1989年以來，美帝國開始家道中落，也逐漸變得更加勢利。特朗普的美帝國呢，丟了胡蘿蔔，雙手都拿棒子了，所以連歐洲盟友也要棒打。
然而，歷史上所有帝國都有衰落的一天，或者被新崛起的帝國所取代，或者陷入更大亂世。中共成功令中國崛起，成為新帝國的最佳候選人。21世紀的今後戲碼，中美爭霸會否成為主旋律？會的，只不過，玩家遠不止於兩國最高領袖。玩家多著呢！大家看看現在來自社會各界的反侵運動就知道。特朗普上台後不足三個月，4月5日的《住手！》（Hands Off!）全國抗議浪潮爆發了。150個工運、民主、女權、性小衆等等團體，在50個州1400個地方，組織了三百萬人抗議特朗普。
華人侵粉的世界觀
可惜華人社會，到今天仍有不少侵粉。當中有極右派 — 物以類聚，這很自然。不過，也有許多只是「邊沿侵粉」，只是相信了「侵侵」是唯一有資格代表「美國先進文明」的領袖，餘皆可棄（如自由派）甚至可殺（如左翼）。這真是開玩笑。今天特朗普那種大美國主義，所代表的是極右派，恰恰和中共的極權主義，程度雖異，本質趨同。如果特朗普幫派繼續得逞，美國就跨進極權主義大門了。
上述那種見解，同一種流行港台兩地的世界觀相關，即「要麽中國文化要麽西方文化」二元對立。這是把刻板印象（通俗些講就是成見—stereotype），當成事實了。這種認知錯誤，往往帶來更爲嚴重的錯誤 — 以爲西方不存在極權主義元素，只有中共才是極權主義。懷抱這種世界觀去行動，「邊沿侵粉」很難不碰破腦袋。2024年八月初，英國20多個城市發生極右派暴動。一些香港人居然支持極右派反擊警察。當中，又有人忘記了自己也是新移民，也是極右派的打擊對象，還沾沾自喜說「我們不是新移民，是英國屬土公民」！太不懂政治，不懂什麽叫極右派，難免要付代價的。
上述世界觀的另一個變種，便是「不惜一切代價反共」。中共當然需要去反對。但若「反共」凌駕一切，那麽我們便要問問，用什麽宗旨、什麽政治與社會制度，去取代中共？可惜那些KOL皆略去不談，只是一味指責別人反共不夠，或者香港人所謂「鬥黃」。難怪這種反共旗幟下，民主、人權、多元的價值都消失不見了。這種立場一定不是民主派立場。換個「很中國」的講法，不多不少，這種世界觀還是大一統的專制思想，其所不同於中共的，只在於一個是「中共領導一切」大一統，一個是「反共大一統」而已。這種反共，不過是純粹取而代之的奪權而已 — 奪權成功，但專制不變。
[1] 《基進論壇》，專題二/透視世貿，2000年12月，第六期。
[2] 當然是在合理範圍內支持，超過界綫便要再看了。民族感情/身份本身沒有可以質疑的。然而，民族主義作爲一種價值/邏輯系統，容易違背人權、勞動人權和民主多元等價值。兩者不相同，這是要警惕的。民族而加上「主義」，表示它要將其民族身份，當成凌駕一切其他價值的圖騰，外則損害近鄰，内則壓迫本國的少數民族。任何民族國家都有可能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