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畫家：貓爵與貓奴／關鍵評論

程以凡

川普宣布，2025年4月2日將作為美國的 Liberation Day（解放日）載入史冊，突如其來大幅調升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並揚言將擴大至其他貿易夥伴。此舉引發全球市場劇烈震盪，台灣政府擔憂經濟衰退，企業害怕訂單減少，勞工唯恐再現裁員潮，「共赴國難」的口號蔚為流行。然而，各自代表著資本利益和勞動利益的群體，在過去經濟發展尚稱一帆風順時，是否平等共享紅利？又在經濟危機的風口浪尖上，讓對方為自己少得的利益買單，然後大言不慚「共體時艱」的情況是否才是常態？

因此，在面對國際變局的當下，似乎有必要回顧自2000年以來，近20多年台灣勞動者生活和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一、實質薪資停滯與房價飆升

2000年至2025年間，台灣勞工的實質薪資成長緩慢，遠遠落後於經濟成長與房價上漲的速度。根據主計總處資料，台灣全體受僱員工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從2000年的約38,000元，至2023年僅上升至約42,000元，20多年來增幅不到15%。然而，同一期間內，住宅價格指數則從2000年的100上升至2023年的270以上，代表全台平均房價近乎翻了2.5倍。此消彼長的結果是：購屋負擔大幅上升。依據內政部統計，2022年全台房價所得比已超過9倍，雙北地區甚至突破15倍，遠高於國際合理負擔水平（約3至5倍）。青年族群普遍面臨「買不起房」的困境，延後結婚、生育與家庭規劃。對於無產者來說，居住已不再是一種基本權利，而是資本主導下的篩選工具。造成房價高漲與薪資停滯的原因，包括土地市場的高度壟斷、不動產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合流，以及政府政策對於房地產資本的默許，甚至鼓勵。在這樣的條件下，眾多勞工終其一生也難以晉身有房階級。不動產的世襲性成為資本再生產的主要機制，而非以往資本主義宣稱的勤勞致富或社會流動。

二、GDP中的勞資分配

從國民所得分配結構來看，資本對勞動的榨取變得更加明確。台灣勞動報酬占 GDP 比重從2000年的51.2%下降至2021年的44.3%，而營業盈餘等資本報酬則從35.3%上升至43.5%。在資本強勢主導的分配體系下，即便經濟成長，勞動者卻難以分享成果。這並非市場自然機制的結果，而是制度設計與社會力量不對等的具體表現。企業藉由自動化、外包與彈性人力降低成本，並透過非典型雇用削弱工會組織，使得勞工的談判能力逐步喪失。在「市場效率」的神話掩護下，資本在分配中毫無節制地擴張，而勞動則被逐步推向貧困邊緣。稅制改革與財政政策亦助長這種不平等。所得稅結構持續偏袒高資本所得階層，而間接稅與消費性稅負則由多數勞工階層承擔。這樣的稅收結構不僅未達到財富再分配，反而加速了資本集中，使得社會越來越走向「M型化」：一端是少數富人資本增值的自由天堂，另一端是普羅大眾無盡內耗、沒有出路的難堪現實。

三、資本報酬率下滑與資本過剩

台灣資本報酬率自2000年的約9.5%一路下滑至2025年預估的5.0%。這種下降，並非資本運作效率的提升或公平分配的成果，而是資本過剩在缺乏有效出口的條件下，自身進入積累與報酬矛盾的泥沼。超額儲蓄的膨脹證明了這一點：從2000年的2,800億元到2024年的3.55兆元，超額儲蓄率接近 GDP 的15%。這些過剩的資金並未投入生產性產業，而是流入房地產與金融市場，形成泡沫與高資本所得階層的新一輪積累，進一步拉開與勞工階層的距離。這正是資本過剩但不轉化為生產性投資的具體寫照。這種積累模式無法長期維持。一方面，低報酬率使得資本投資動能疲弱，導致經濟長期停滯；另一方面，勞動所得的停滯和分配不公削弱了內需市場，使得整體經濟陷入停滯與空轉的惡性循環。

由此可見，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已失去進步性。這是一種「向資本集中但回報遞減、對勞工剝削卻難以轉化為內需」的病態體制。它不僅無法解決民生問題，更使得貧富落差持續惡化。對於任何一個自詡為民主的社會來說，若其資本積累建立在勞動條件下降與生活成本高漲之上，便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發展方向。

真正的出路不在於依賴所謂產業升級與國家導向的成長策略，而在於建立一個根本不同的制度邏輯：以人為本、以勞動為核心、以平等為目標。唯有揭穿資本主義榨取機制下所謂「成長」的假象，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未來的方向，而不是繼續走向資本支配一切的深淵。

然而，要力挽狂瀾，目光就不能只放在每四年一次的台灣大選。唯有勞動者的運動，才有帶來真實改變的潛力，此時此刻，或許應當回顧過往的寶貴經驗，方能展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