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是天生和平主義者，但女權主義是一個反對暴力和霸權的運動。
作者：Judith Levine 2023.10.26
原文：https://theintercept.com/2023/10/26/israel-palestine-feminism-ceasefire/
（大根翻譯，嵐山編輯）
封面圖片：社運人士於2023年10月4日在耶路撒冷的寬容紀念牌聚首一堂，參與由以色列婦女和平鬥爭(Israeli Women Wage Peace)和巴勒斯坦太陽之女(Palestinian Women of the Sun)發起的一個活動。圖源：Menahem Kahana/法新社及蓋蒂圖片
在哈馬斯向以色列公民施行了最血腥的襲擊的3日前，以及在以色列國防軍毀滅性還擊的4 日前（這不過是它長期集體懲罰巴勒斯坦人的歷史的延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女權主義者聚在一起為和平發聲。
10月4日，數以百計的女性在分隔西耶路撒冷和被佔領的西岸的城牆相遇（很多巴勒斯坦女性無法參加此活動，因為她們未獲以色列批准進入西耶路撒冷）。她們穿著白色和青綠色的衣裳，帶著頭巾和太陽帽，撐著白色的雨傘徒步前往耶路撒冷的寬容紀念碑集會，再開車到死海去。在沙灘上，她們與外交官員和其他公眾人物圍著一張象徵性的談判桌，讀出一份「母親的宣言」，要求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宣言由以色列婦女和平鬥爭和巴勒斯坦太陽之女共同撰寫，第一句為：「我們作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的母親，為了我們孩子，堅決要制止血戰的惡性循環，並要改變兩國之間存在的艱苦衝突。」
或真如中東地區和平聯盟的總監胡達·阿布·阿鲁卡所說：「我們要孩子活着，而不是死去。」
將那文件稱為「母親的宣言」，既發自內心，又具有戰略意義。「婦孺」，尤其是「母孺」，是暨有力量也有害的論述。對記者來說，「婦孺」是「人」的簡稱。對政治宣傳者來說，它能提高賭注；以色列國防軍宣稱，哈馬斯是「謀殺嬰兒、婦女、兒童及長者的恐怖份子」。對一些女權主義者來說，它指出因女性具生育的能力，她們天生是和平主義者，並有獨特的責任去制止暴力。
同時，「婦孺」這個隱喻將女性貶得幼稚。殺害一位女性比殺害一個男性更醜惡，因為女性和孩子一樣，都是無力的、被動的、無辜的。這個隱喻用於以色列很諷刺，尤其是因為以色列將自己把性别平等當作創國原則而引以為傲，並要求所有成年以色列公民（阿拉伯以色列人和正統猶太人（orthodox jews）除外）服兵役。這隱喻用於以巴衝突很羞辱，因為在這衝突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女性是最勇敢的和平倡議者。
女性應以女性的身份反對戰爭嗎？這是女權主義長期辯論的一個問題。但有一點是無可否應的：女權主義者應該——並必要——以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反對這場戰爭，反對以色列對加沙的佔領和轟炸。以色列資深的女權主義者漢娜·薩夫蘭曾說：「如果你不想他人自由，你怎可以想自己自由呢？」
事實上，女性作為日常生活的保障人，在戰爭和佔領中受到的影響不成比例。2022年，位於西岸城市拉馬拉的婦女法律援助及資訊中心的主任發表了一份聲明，當中描述了以色列的政策，例如房屋拆毀、行動限制、夜襲行動和扣留兒童，如何增加家庭和家務的負擔，並鞏固了女性在巴勒斯坦父權社會的「傳統角色」。再加上有關家庭團聚和婚姻的歧視性法律，以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在文化上的監管，這些政策擴大男性的霸權及女性的依賴，並將婦女困在虐待關係中。
暴力也有性別之分；女性受到的影響別於男性。在一份近期出版的關於埃塞俄比亞戰時強姦的研究報告中，幾個作者寫道：「在衝突中，強姦與性暴力被策略性地、系統性地、刻意地用作戰爭、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的工具。」此報告引用了粗略的發生率：39%女性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期間被姦，在阿塞拜疆：25%，在利比里亞：33.5%。作者們寫道，強姦也許是「對將被殺害的人施行的最後的羞辱行為」。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常常被視為社會渣滓，他們的孩子會被逐出社區，被視為敵人的後代。
然而，如果這種獨特的經歷激勵女性以女性的身份反對戰爭，那麼動員當代女權運動為巴勒斯坦解放和非暴力和解而抗爭，是普世人權價值。
對於中東及海外的巴勒斯坦女權主義者來說，男性霸權與殖民壓迫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總部位於美國的巴勒斯坦女權主義集體稱自己為「一群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女權主義者，致力通過正面對抗制度性的壓迫和剝削，無論其為性別的、殖民的，還是性暴力的，來實現巴勒斯坦社會和政治解放」。婦女法律援助及資訊中心則將「解決巴勒斯坦社會中婦女受到的歧視和暴力的需要，以及支持巴勒斯坦擺脫以色列佔領和爭取自由的需要」扣連在一起。
巴勒斯坦女性（Filistiniyat）支援女記者，特別是來自加沙的女記者，並在 NAWA 線上婦女媒體網路上發佈她們的作品，為「自由、媒體發展、婦女權利和人權等相關問題」而發聲。為了避免有人認為這個媒體組織是一個中立的平臺，它的標籤是 #GazaGenocide。
以色列的女權主義者花了一段時間才將女權和巴勒斯坦問題聯繫起來。薩夫蘭告訴記者貝納特（Peter Beinart）：「過往我們會說女權主義就是爭取婦女權益和讓女性當兵，與巴勒斯坦的處境無關。」由最近去世的第二波女權主義領袖艾麗絲·夏爾維（Alice Shalvi）創辦的「以色列婦女網絡」（Israel Women’s Network），也長期以來一直倡導女性平等地參與在以色列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軍事參與。
但不是每一位第二波女權主義者也想參與以色列男性所做的一切事務。馬西亞·弗里德曼（Marcia Freedman），一位美國出生的左翼女權主義者及以色列議會中首位出櫃的議員，早就支持兩國解決方案。雖然以色列國防軍聲稱保護婦女和兒童，但弗里德曼理解軍國主義與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之間的連繫。1976年，當弗里德曼將家庭暴力問題帶進議會，她遭到嘲笑和駁斥。
薩夫蘭說，以色列婦女網絡「為了讓婦女成為戰機機長而抗爭。[他們相信]我們必須進入每一個存在決策權的地方」。在以色列，高軍銜幾乎是擔任高官的先決條件。「但我們不支持婦女」——或任何人——「加入軍隊。」
但在這一點上，自由女權主義獲勝了。幾十年來的官司與立法鬥爭使以色列國防軍的每一個崗位及軍銜都逐漸有女性加入。但像以色列般徹底軍事化的社會——以色列國防軍自誇基本的軍事訓練就可以「變平民為士兵」——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社會。婦女必須被女性化，即使手持武器的時候也是如此。當婦女要做起「女性的事」，譬如結婚生子時，是可以免服兵役。當成為預備役軍人，她們很少會像這次被調動到加沙地區作戰的360,000名人士一樣，被召集出戰。此外，儘管女性在軍階中有晉升到更高，男士兵總會挫她們的銳氣。一份2021年官方報告發現，超過1/3服兵役的女性曾被性騷擾。
以色列人公開表明了這樣一個信念，爭取婦女全面公民權的運動也必須是爭取每個人全面公民權的運動，這是朝著「跨越檢查站」開展合作邁出的第一步。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Intifada) 期間，無大台的「黑衣婦女」開始每週五守夜反對以色列佔領。很快，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黑衣婦女」的足跡遍佈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
後來，一些自由女權主義者的態度也改變了。1991年，夏爾維在當了耶路撒冷一所實驗性的正統派女校十多年的主任後，被逼辭職–那並不是因為她推行什麼像家庭生育計劃或衝突解決等有爭議的課程，而是因為她邀請了阿拉伯女孩參加這些課程，同時也參與了與巴勒斯坦女性的對話，支持以巴的和平進程。
即使不是每位女權主義者（無論是巴勒斯坦人還是以色列人）都會將婦女權益、巴勒斯坦人權益和人權連結起來，但她們的敵人肯定會這樣做。兩方婦女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上的女權主義者都受到了其社會中最部落主義（tribalist）分子的攻擊，每個部落主義分子都憧憬著自己版本的 「純潔」社會，而要實現這樣的社會，需要婦女的謙遜、虔誠和順從。
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讓自己的利庫德集團與極右的宗教猶太複國主義者結盟，他建立了以色列史上最具激進民族主義和宗教爲先的政府。女性和性小眾權益成為了此政府想摧毀的對象。內塔尼亞胡政權將原先獨立的婦女地位推進機構改變為由政治任命的機構。據稱女性被殺害的案件數量正在上升，而大多數凶案是由男性伴侶或家庭成員所為，但內塔尼亞胡政權撤回了對伊斯坦布爾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歐洲委員會反對針對婦女暴力的條約——的支持，同時也削弱了反歧視法律及受家暴者保護令的執行力度。
那些渴望將猶太人的土地擁有權擴大到約旦河與地中海之間每一寸土地的救世主式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樣渴望將婦女從公民生活各方面驅逐出去。他們著力削弱最高法院權利的同時，也加強拉比法院，將以色列變成一個神權國家，其中民事、刑事和個人生活都遵循嚴格哈拉哈 （halachic，猶太教宗）教法 。宗教黨的目標之一是終止軍隊中的性別融合，將女性全面地逐出國防軍；婦女的職責是生育和撫養猶太嬰兒，越多越好。
在內塔尼亞胡的行政當局下，女性只佔64個職位中的9個。令人最憤恨的，或許是將梅·戈蘭任命為促進婦女地位部部長。作為一個猛烈的鷹派和自稱「自豪的種族主義者」，戈蘭對女權主義和和平主義者可謂毫不友好。「我從未見過這麼多女權主義者在同一時間保持沈默。」戈蘭上星期跟一位馬屁精記者說：「他們唯一沈默的時候就是當猶太婦女或以色列女性被姦或被殺的時候。」在她長達20分鐘的發言中，她用其「女性身份和促進婦女地位部部長的身份」，堅持合理化其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毫不值得憐憫的信念。 她宣稱「我了解全世界阿拉伯女性的處境」。「這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文化……我們和她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善與惡。」
與此同時，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伊斯蘭激进分子的压迫性和侵略性与日俱增。在清真寺內和社交媒體上，如果有人反對兒童婚姻、基於性別的暴力的運動，以及支持安全墮胎、婚姻中性別平等、性別平權和性自由的運動，都被譴責為違反伊斯蘭教法的敗壞「外來勢力」。女權主義者、記者、LGBTQ+人群和人權倡導者不斷受到攻擊，有時還會被殺。這些並不是獨行恐怖分子的作為。西岸的教育部門正在打壓學院中的婦女研究，並在公立學校中取消很多非宗教和講授有關人的權利的課程。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巴勒斯坦當局在西岸和加沙地帶繼續嚴格限制言論、結社和集結自由。他們還任意拘捕了不少人，並對他們進行酷刑和其他虐待。」據報道，在2022年， 被以色列佔領的領土上有29名婦女和女童被家庭成員殺害，但法院阻礙了針對家庭暴力的申訴。同年7月，「在拉馬拉一場有彩虹旗的遊行，一批人毆打參與遊行的青年和兒童，在場的治安部隊視而不見。」
兩邊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都指責女權主義者煽動混亂，破壞傳統性別和父權家族制度。極端民族主義者則譴責女權及人權倡議者，稱ta們因爲堅持每個生命的平等價值，令戰線模糊不清。這些指責者是“正確”的。
女權主義的本質是一場反對霸權的運動。女權主義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對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和佔領。女權主義是一場反對暴力的運動。無論引發暴行的罪行有多麼巨大，女權主義者都要譴責。若要對抗霸權和暴力，女權主義者（不論是作為女性或是母親，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必須要求立即停火和結束對加沙的封鎖控制，要求西方大國禁運武器到以色列，並在加沙地帶實施大規模的人道主義行動。
女權主義運動是建立在人類有可能作出深刻變革的基礎上。女權主義者堅信以巴問題是有談判解決的可能性，無論解決方案是一國還是兩國，都要確保所有人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