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rittes
貝安德（Andy Burnham）在上月成為英國新任首相，亦是自2016年「脫歐之亂」十年內第6位首相。他上任後探望一間安老院時，就被一位長者嘲諷政府「每5分鐘就換人」時也只能苦笑道「I know」。最近出版The Land Where Nothing Works: How Britain Lost the Plot（甚麼都行不通的國家：英國如何迷失方向）的英國歷史學家霍普金斯（A.G. Hopkins），雖然著書那刻未有預料到貝安德拜相，但從其爬梳戰後英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目前的狀況相信也是霍普金斯預料之內。
保守黨常將戰後工黨執政時期貶為「衰退主義」（declinism），並將戴卓爾夫人的「反革命」奉為挽救英國頹勢的靈丹妙藥。然而，霍普金斯指出，當今英國貧富懸殊、經濟停滯，甚至淪為「不聯合王國」（Dis-United Kingdom），戴卓爾夫人的十年執政正是打開這個潘朵拉魔盒的關鍵破口；而真正在幕後推波助瀾、釀成這一連串惡果的，則是亟欲擴張特權的倫敦金融城。
霍普金斯過去專注於英美帝國主義擴張的研究，此次將目光轉回英國，從戰後政治經濟脈絡剖析當前的迷失。在1945至1973年間的「黃金時代」，英國其實經歷了高於本世紀初的經濟增長率，且失業率與通脹率保持低位，不平等與兒童貧窮問題亦有所減少。然而，戰後兩黨為了維持「帝國餘暉」，試圖建立一種「圍城經濟」（siege economy）——亦即依賴在英聯邦體系內實施排外性關稅優惠的「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以及維持以英鎊作為共同儲備與結算貨幣的「英鎊區」（Sterling Area），藉此保護英國免受外部競爭。這種沉溺於帝國舒適圈的心態，令英國遲遲不願正視國內產業轉型與升級的迫切性。隨着帝國解體，這種「選擇性全球化」（selective globalization）的發展模式逐漸偏袒了英國的金融業，而非傳統製造業。在生產力低下卻又要維持龐大福利國家開支的窘境下，歷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只能陷入所謂「走走停停」（Stop-Go）的惡性循環——即在通脹惡化時「急踩煞車」緊縮開支，在經濟衰退時又「放水」減息刺激，卻始終無法對症下藥，從根本上提升國家的實體生產力。
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與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為英國帶來了嚴重的通脹與國際收支赤字，甚至迫使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霍普金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連串危機正好為「倫敦金融城」（The City）這群在英國歷史悠久的金融與政商權貴中心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事實上，這群菁英並非被動等待，早在1960年代，他們便四處吸納不受各國央行監管的海外美元（包括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金與冷戰時期蘇聯的美元外匯），建立起一個規避政府匯率管控的「歐洲美元」（Eurodollar）市場。這群早已習慣在缺乏監管的金融蠻荒中獲利的政商集團，趁著70年代的經濟混亂，順勢推行了一套主張開放經濟、放寬監管與減稅的替代方案。因此，戴卓爾夫人的十年執政，無疑是確立這套「去規管化」（deregulation）錯誤路線、為日後一連串惡果埋下禍根的歷史轉捩點，但這場以小圈子利益為出發點的「反革命」，幕後真正的推手，正是那群亟欲擺脫政府管控的金融城寡頭。
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徹底重塑了英國面貌，重視社區的集體/合作精神被驅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道德經濟」。自此，英國陷入了缺乏實體投資的結構性困境，公共與私人投資水平從1973年佔 GDP 高達 25%，跌至2024年的約17%。隨後的1994至2008年被霍普金斯稱為「揮霍時代」（Age of Excess），保守黨的馬卓安、「新」工黨的貝理雅與白高敦等繼任政府皆全盤接收了低稅制、輕度監管及對倫敦金融城的無條件支持。金融業帶來的熱錢推高了資產與房地產價格，令資本被導向利潤豐厚的「尋租」（rent-seeking）活動，而非生產性投資。
直至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這場依賴信貸擴張的狂歡終告沉沒，隨之而來的是席捲全社會的「悲慘時代」（Age of Misery）。白高敦政府選擇以公帑拯救那些「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體系，2010 年上台的保守黨卡梅倫政府更為了削減債務而迫使全民「勒緊肚皮」（austerity），無疑是對災難雪上加霜。緊縮政策導致實質工資停滯、精神病與自殺率攀升、預期壽命下降，食物銀行成為常態，更令千禧世代徹底失去了安居樂業的機會。
底層階級被政商集團拋棄後的強烈民怨，成為了極右民粹黨派冒起的溫床，最終引爆了脫歐公投。如約翰遜等民粹領袖曾將脫歐形容為挽救英國頹勢的萬應靈丹（Magic Bullet），但霍普金斯則笑言這個Bullet反而是「射穿了英國雙腳的子彈」：他更批評脫歐派骨子裏是「小英格蘭人」（Little Englanders），不僅未有解決更關鍵且根本的國內生產力問題，反而進一步破壞了與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等地的關係，削弱了聯合王國的團結。
在宏觀對比上，霍普金斯警告英國正逐漸向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靠攏，將萬物商品化，並將貧窮歸咎於個人的失敗。相比之下，歐洲的協調市場經濟體（政府介入）雖然稅收佔GDP比例較高，卻擁有更佳的醫療福利、完善的基建與較少的不平等現象。更甚者，英國的財政因「避稅天堂」付出了沉重代價：單在2019年，英國納稅人藏匿於海外的資金高達5,700億英鎊，在英營運的美國跨國企業亦藉此大幅避稅，導致公共投資嚴重失血，徹底戳破了政客口中「齊心共渡時艱」的謊言。
總括而言，霍普金斯認為，除非英國願意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例如按市價徵收物業稅、修改土地補償法以釋放土地，並由政府主動介入以彌補「市場奇蹟」的局限——否則在既得利益者根深蒂固的阻撓下，英國將難以走出當前的迷失。若繼續執迷於以「去規管化」換取熱錢經濟，只會令民眾對體制更加絕望，英國這個「甚麼都行不通」的困局，注定難以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