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項
2025年9月19日，蘋果公司的iPhone 17在全球發售，馬上成為電子消費市場頂流。在中國也不例外，人們紛紛以第一時間換上這款手機為榮。
但是，當我得知全球最大的蘋果組裝廠依然是鄭州富士康, 且大批iPhone 17正來自此厰，還是有些意外。因爲此廠在2022年爆發了中國最近十年內規模最大的工人抗爭。
關於2022年的事件，筆者曾撰文介紹其原因。總結下來，就是因為政府不合理的防疫封控和資本為了利潤不擇手段，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工人以各種方式開始反抗，包括暴力抵抗中共軍警的鎮壓。
得益於智慧手機的發展（這不得不說是蘋果手機的功勞），與之前的工人抗爭不同，大量的富士康工人自拍影像甚至直播可以迅速傳出，因此即使疫情當中國際媒體無法派記者現場報導，此事也迅速在全球引發關注——連蘋果股價也遭遇大跌。
富士康抗爭，和當年的彭載舟事件、白紙運動等事件一起，迫使中共最終放棄了極端防疫政策（但毫無準備的政策掉頭也令大批老弱成為病毒的犧牲品）。它也讓觀察家看到，即使在完全沒有獨立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存在空間的中國大陸，無產階級的自發性集體反抗依然能迸發出令極權政府畏懼的力量。
愛美國，蘋果要在美國做 — 講就容易
但是對於西方資本來說，難以預測的政府政策和沒有集體談判代表的憤怒工人，並不是它們習慣應對的。因此，觀察家認為蘋果公司很可能會將生產線逐步撤出中國。2023年的一系列海外佈局則佐證了這個猜測：
據美國媒體CNBC報導，去年一年間，富士康先後在印度兩地分別投入6億美元和5億美元，又在年末宣佈計畫在印度加大投資以配合來自蘋果的訂單需求，這筆投資數額將超過15.41億美元。同年，墨西哥也收到富士康的5億美元投資用以擴大產能。
路透社報導，今年初，富士康再次宣佈將在越南兩地投入共超5.51億美元建廠，並預期在2027年5月正式投產。
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次當選後發起的新一輪中美貿易戰也在逼迫跨國公司選邊站。在今年4月份的關稅戰高潮時，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最高加碼到了145%。當時有分析指出，即使對中關稅只升至125%，256GB的iPhone 16 Pro Max售價也將從1199美元飆升至1999美元。
但是，特朗普的關稅大棒並不僅僅指向中國，他甚至要求所有蘋果手機必須在美國製造。今年五月，這位以口無遮攔而聞名的總統向外界透露了他對蘋果CEO庫克的“期望”：“我們對你們在印度建廠沒興趣……我們希望你們在美國製造。”
手機組裝是勞動密集型的，蘋果公司的高額利潤，是建立在第三世界國家產業工人低工資、低福利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基礎上的。2024年YouTube博主小豹曾親身前往鄭州富士康瞭解工人情況，在視頻採訪中一位女工說：
早上我會6點起床，6點50出發，中午可以出來一個小時，晚上如果加班兩個半小時的話，就是7點半下班；一個月工資能發到手兩千多。
也就是說，這裡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1.5小時。即使按照一週五天工作制，一個月22天也需要工作253小時。工資不到三千元的話，就是時薪不到12元人民幣。當然，實際到手工資可能扣除社保繳費，所以富士康本身支付的月薪成本肯定要超過三千元。但無論如何，不到兩美元的時薪是不可能在美國招募到工人的，這就是為什麼2022年之後的生產轉移目的國也是全球南方國家。
中美關稅談判依然在進行當中，太平洋兩岸的首腦具有同樣的不確定性。繳納高額關稅和支付美國工人可以接受的工資，對於蘋果公司的利潤都影響巨大。雖然我不知道庫克會如何決策，但目前的局面是蘋果公司不但沒有放棄鄭州富士康，而且後者還加大了在當地的投資。比如2024年7月，富士康和鄭州政府簽訂合同，投入約1.5億美元用以建造新總部大樓和七個中心。
產線工人的時薪低於12人民幣，甚至更少（圖片來源：中新社）
蘋果工資高的假象
對於中國工人來說，糟糕的就業形勢意味著沒有選擇。為了iPhone 17的生產，鄭州富士康從今年年初就開始大規模招工，且薪資遠比上述2024年採訪中的誘人：底薪每月2100元，另有加班費、津貼和補貼，以及在職滿90天發放的最高8000元獎金，綜合計算做滿三個月收入可達1.92萬至2.3萬元。
這個數額對於雇傭美國工人來說依然不可想像，但在內陸省份河南卻屬於高薪。根據河南省人社局公佈的數位，去年鄭州市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106674元，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7738元。電動車企業龍頭比亞迪去年也曾在鄭州大量招聘，其薪資待遇也略遜一籌：操作工底薪2100，按國家法定每個月21.75天，每天8個小時上班算，時薪約為12元，平常工作日加班為1.5倍，週末2倍，法定的節日3倍；工資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底薪，加班加點工資、車間的超產獎，超產獎有幾百到兩千不等，月綜合薪資5000-7500。
不過，富士康的如此高薪只是臨時性的，這次招聘到的工人並不會全部留下，只是為完成iPhone 17的訂單的一時之需。而選擇鄭州，也正是因為其周邊有大量季節性的富裕勞動力。如接受《證券時報》採訪的工人所說：
今年2月份短暫來幹過，現在農忙時節已過，可以安心來賺旺季工費了。旺季忙碌三個月，就能到手兩萬多元，今年再打點零工，收入也不差。
當然，中國報紙卻不會報導高薪的背後的惡劣工作條件和各種違法行為。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觀察“今年對鄭州富士康展開了為期六個月的調查，包括派人進廠採訪工人，寫就一篇《蘋果公司供應鏈對中國依賴的調查報告》。其中的問題包括：
- 臨時工人數超過50%，是合法比例上限的五倍。
- 部分工資保留到下個月發放，臨時工如果在特定薪金結算截止日期前辭職，將無法獲得數周的加班費。
- 大多數工人每週工作60至75小時，遠高於中國法定最高工作時間，以及蘋果公司設定的每週60小時上限。
- 使用學生工，時薪只有12元，且違法強迫未成年人上夜班。
- 非正式工無法享受社保、帶薪休假和產假。
- 招聘明確排除維吾爾族、藏族、回族和彝族申請人。此外，孕婦和女工面臨系統性招聘歧視。
- 針對危險化學品的防護不足。
- 員工進出時需接受隨身物品檢查，個人資訊與指紋被詳細記錄；公司資訊安全團隊監控員工網路活動，並對批評者實施報復。
- 辱駡和性騷擾現象普遍存在，提出投訴的員工往往遭到監視、威脅，甚至個人資訊被公開披露。
這些問題似乎並不足以引發2022年那種規模的抗爭。而且，富士康也在有針對性得把抗爭的苗頭掐滅。比如在小紅書、抖音等平臺分享騷擾經歷的前員工，就立即遭到刪除帖子的威脅，其姓名和住址也遭到公開曝光。
目前來看，能幫助蘋果公司用上述手段來壓榨如此多工人的，只有中國政府。但也不能排除，蘋果公司最終在特朗普的壓力下選擇了將生產線搬離中國。屆時，大量富士康工人必將面臨失業的命運。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是系統性的。普羅大眾積攢的壓力和怒火，往往會意外點燃。比如今年早些時候發生在四川省江油市的一起青少年霸淩事件，最後就演變為市民集體包圍政府，直至中共調動大批軍警才將其鎮壓。
在鄭州工廠這樣有著數十萬工人聚集的地方，一旦發生大規模裁員，群體的情緒很可能會再次點燃。無組織的工潮雖然並不會直接把矛頭對準政權，但每一次群體性事件都會成為官僚集團不同派系之間相互傾軋的藉口，從而加速其宿命的分裂。
“全美無產者和資產者聯合起來！”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關稅戰在國內卻也有一些工會領袖支持。從基層工人到工會領袖，都展現出了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應和。一個典型例子是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中國徵收關稅，他都“讚賞”，包括拜登政府去年以“國家安全”為由將電動汽車關稅提高至100%。實事上，美國工人對中國的排斥情緒可以追溯至19世紀第一批華工來到美國之時。百多年前，美國工會領袖就批評“靠吃米飯和老鼠就能活”的中國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如今，願意接受富士康這樣低工資的中國工人同樣成為壟斷資本惡行的替罪羊。這種搞錯敵友的態度，亦會將中國工人推向民族主義的方向，容易相信只有團結在中共周圍才能免受“洋鬼子”欺辱。
缺乏國際主義的應對之策，是中美工人運動都亟需補上的短板。有著更完備工人組織和理論傳承的美國，應該首先做出姿態。比如，工會運動與其去支持特朗普的關稅，不如去要求改革國際勞工組織（ILO），使之有力量對中國施壓，要求其履行簽署的各種ILO公約（上述鄭州富士康的種種問題，都可以找到違背了哪些ILO公約條文）。再比如，美國工會領袖可以向蘋果施壓，要求其制定一個全球性的最低工資。這些做法會鼓勵中國及全球南方國家工人共同反抗全球工資與待遇“逐底競爭”，使之全球比好而非比賤，才能阻止壟斷財團擠壓和分化各國工人。
幾百年來，世界工人運動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就是：要和與你不同膚色的工人站在一起，而不是與你的老闆一起對抗來自他國的工人。每當這個立場遭到摒棄之時，結果往往就是各國衝突螺旋上升的對抗直至戰爭。而每當這個立場得到貫徹之時，工人階級就會得到普惠的權利與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