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校監獄

黃絲雅

去年一個老視頻[1]又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火爆了一把。視頻實際拍攝於前幾年，內容主要是一位在華美國人與中國朋友的對話：

“那棟樓是什麼，天天都燈火通明，是個工廠嗎？”

“不是，那是學校。”

“什麼學校晚上9點20還開著。”

“可能是個高中吧。”

“學生們現在還在學校？”

“對，晚上自習。”

“他們什麼時候回家，晚上10點嗎？那他們什麼時間睡覺……我的天，這也太慘了。”

中國學校的強制晚上自習，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筆者印象中，至少在千禧年代時，大陸很多高中就已經實行此制度。筆者高中時代的作息時間大致是：早上7：30到校，然後上課到12：00（每節課之間有5-20分鐘的課間休息）；午餐加午休到13：30（夏季為14：30），然後上課到16：00（夏季為17：00）；晚餐加自由活動（有人會參加社團活動，有人會選擇體育運動，也可以回家或在校外玩耍）至19：00，然後必須返回教室自習到21：00；遇到作業量大的時候（臨考或高年級），到家後還需要學習——如果在晚上自習已經完成作業，則有一兩個小時的娛樂時間；入睡一般在23：00以後——有七到八小時的睡眠時間；週五沒有晚自習，週六日雙休，但周日晚上必須要返回學校晚上自習。

在那個年代，大部分學生並不在學習住宿。筆者所在的小城市，高中生多選擇騎自行車通勤，花費時間也並不長。作為重點高中，筆者的學校在當時已經屬於當地學習時間最長的。這樣的學校生活，在西方人看來無疑會覺得“太慘”，但與二十多年後今日的學生相比，其實已經是good old days了。

筆者的高中生活，雖然比不上歐美同齡人，但至少大致滿足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提出的八小時工作制口號：“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而現如今，臭名昭著的“衡水中學模式”已經成為高中的主流標準。根據維基百科，其最廣為人知的作息時間如下：

每天5:30起床，洗漱整理內務，5:40到操場開始跑操，跑操結束開始早讀，6:30開始各年級分批吃早飯，早飯後有“早預備”自習，然後開始上課，每節課40分鐘。上午有五節課，第三節課後跑操（課間操）。12:45到13:45為午休（南校區提前十分鐘）。下午有五節課，各年級分批吃晚飯後於18:50到19:10收看新聞（《新聞30分》錄播），晚上有三節課為自習，21:50結束，22:10熄燈就寢。各節課開始時間與就寢時間前兩分鐘為預備時間，要求“進入狀態”，例如上課前兩分鐘開始學習，不得說笑、喝水，就寢前兩分鐘須躺在床上進入就寢狀態。[2]

……約三周放假一次，時間從高一年級的約一天到高三的一晚不等，國慶等節日放假時間短於法定假期。[3]

中國很大，不同地區不同學校肯定各有不同的制度，上述時間表只是最極端的情況。但據筆者觀察，有幾點共性是現在大部分學校與筆者學生時代明顯不同的：1.高中多為寄宿制；2.多為封閉式管理，只有週末放假時可以離開，平日不得外出；3.休息日減少；4.非上課時間的規劃也做了統一安排，很少有真正的“自由活動”。

外界對這種學校生活的解釋，多集中在升學競爭上。中國的大學名額有限，考取名牌大學的難度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取得大學學位，又與今後人生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密切關係。比如，北京大學2021年的調查顯示，該年博士、碩士、本科、專科的月起薪算數平均值分別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中位數分別為15000元、9000元、5000元、3500元。[4]又比如，上海2024年公佈的1104名擬錄用公務員當中，本科396人，碩士697人，博士10人，大專僅1人（更低的學歷根本沒有機會）。[5]

“衡水模式”的流行，就是因為衡水中學在採取這種作息時間後高考成績確實很亮眼。[6]中國高考的方式，是在規定時間內答完根據統一教材編纂的、大部分題目有唯一答案的試卷，因此是有規律可循的。2022年曾經有這樣一則新聞：一名廣東學生為了獲得學校獎金，在2020、2021和2022年代表三所不同高中參加了三次高考，並且都考上了北大。[7]這名學生當然是異常聰明，但一般來說，非天才學生花越多時間練習考試，分數就會越高。那麼，當衡水中學通過壓縮學生的自由時間成功提高高考成績之後，其他學校就不得不跟進模仿，否則其大部分學生就要在競爭中失敗。

每個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時，即使把其他時間壓縮到只滿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進食，排泄，睡眠），擠出的學習時間終究是有極限的。這種“逐底競爭”結果必然是，所有採取此模式的學校最終會回到同一起跑線。這個道理，相信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會不懂。所以，筆者並不認為“衡水模式”是中共為了提高國家的教育水準或加強對青少年的控制而刻意推行的。

實際上，至少在表面上，中國政府一直在試圖遏制這種“內卷”。早在1951年，就發佈了《政務院關於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其中對學生作息時間的規定為：

(1)學生每日上課、自習(包括高等學校及中等學校的實驗)時間：高等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不得超過九小時，初級中等學校不得超過八小時；小學高年級不得超過六小時(均包括課間休息時間在內)。

(2)學生每日睡眠時間：規定高等學校八小時；中等學校九小時；小學十小時。夏季酌量增加午睡時間。

(3)學生每日體育、娛樂活動或生產勞動時間：除體育課及晨操或課間活動外，以一小時至一小時半為原則。[8]

而筆者相對輕鬆的學校時光，則得益於1993年制定發佈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其中指出：“中小學要從‘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學、勞動技能和身體心理素質，促進學生生動活潑地發展，辦出各自的特色。”[9]

但這種政策性的文件並沒有什麼強制力，中國人常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策普及之後，又成了法不責眾，於是之前的政策就不了了之。有人曾統計，從1985年到2020，教育部已經發佈超過50次“減負令”，幾乎每年要發佈1.5次的“教育減負”政策。[10]

當然，誰都明白，解決教育內卷靠教育部空洞的政策文件是無用的，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改變各省大學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居民；創建更多的優質大學教育名額；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提高藍領工人工資；糾正公務員錄用中的學歷歧視。

另外，教育的基本精神更是一個亟需更正的問題。很多人批評中國的應試教育，認為這種方式只是訓練考試高手，很多年輕人是“高分低能”。但所謂的“高能”又往往是以企業的用工需要和政府的統治需要為標準，比如能“隨插即用”為企業創造利潤、深諳官場之道、創造出“超英趕美”的科學技術等等。真正以人為本的liberal education（譯作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核心内容是以學生為本，鼓勵個性的全面發展），尊重學生選擇的發展目標（當然，前提是不危害他人權益），鼓勵他們的夢想，塑造自尊、自愛、同情、互助的品德。不論是灌輸標準答案的填鴨教育，還是以“升官發財”為“有能”的功利教育，都應該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教育內卷，並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而是很多社會弊病影響了校園生活。而解決這些弊病，是需要政府很多部門通力合作以及大量資金投入的。就像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會喊出的口號那樣：“資金要用於醫療和教育，而不是戰爭和佔領。”

雖然說沒有證據證明是有意為之，但筆者認為監獄式的學校教育至少在幾個方面有利於極權統治。

筆者曾聽過一個泰國故事：遊客看到一隻成年大象拴在一根很細的鐵鍊上，便問馴養者為何不怕掙脫；後者答曰，因為從小拴住大象的就是這根細鏈，它小時候努力掙脫未果，之後就不再去嘗試了。“衡水模式”最可怕之處還不是流水線式的時間壓縮，而是其對青少年的全面規訓。比如，它有如下校規：

宿舍秩序：午晚休期間禁止說話、走動；午晚休期間禁止說笑；午晚休期間禁止看書、學習；禁止遲歸宿舍樓；晚休時禁止打手電；禁止提前或集體上廁所；禁止提前或滯後起床；禁止串鋪或與他人同鋪；禁止休息鈴響後洗漱；禁止起床鈴響前洗漱。[11]
為了學生的身體健康，學生可攜帶下列保質期較長的食品：牛奶、餅乾、蘋果、梨、橘子、香蕉。未列入範圍的一律不要帶來。[12]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視情節輕重予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回家自我反思，接受家長教育1-2周的處理，並全校通報，扣班級行為量化分3分/人次：男女生非正常接觸①男女生互相陪護到醫務室看病②男女生互相追逐打鬧，動手動腳③一男一女在隱蔽角落單獨接觸④男女生互相請客，互發短信，互贈禮物，互傳紙條、書信⑤互相以兄妹或其他昵稱稱呼⑥男女生兩人頻繁交往⑦男女生兩人把手搭肩等。[13]

這些荒謬的規定放在監獄中可以視為懲罰，而在學校中則是服從性訓練。當青少年習慣了服從這些規則之後，他們步入社會之後就有可能像故事裡的大象一樣，不會反抗其他荒謬的制度。自89之後，中國甚少出現學生運動，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點助力是塑造了能忍受長工時的新生代工人群體。筆者那代學生的每日的上學時間，其實和當年父母們的工作時間差不多——當然，作為一所市民子弟為主的學校，我們的父母主要是國企職工、公務員、知識份子、個體商販等，但同時代的農民工其實享受不到八小時工作制。

如今，996工時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不論是私企白領、基層公務員、教師、醫生，還是快遞員、餐廳服務員、流水線工人，都很難逃脫長工時的魔爪。習慣了長時間學習的年輕人，就更容易適應這種工作節奏。

最近還有這麼一條新聞：佛山一家企業制定了《如廁管理規範》，規定小便時間不能超過兩分鐘，並稱會隨時調取監控來實施處罰。[14]如果員工從學生時代就習慣了“衡水模式”，或許也會默默忍受這種有違人道的職場規則。

最後，封閉式的學校，也讓青少年缺少與其他群體接觸，或許會導致他們缺乏共情和社會團結的能力。筆者發現，很多年輕人進入大學之後有了更多自由，但卻對社會的不幸非常冷感。

這種封閉也會隔絕很多資訊。記得高中時，筆者每日離開學校後都會逛一逛書店、書報亭、盜版碟店，回家會使用電腦上一上還沒有“牆”的互聯網。雖然看最多的是小說和動漫，但也零零星星知道了切·格瓦拉、西雅圖的無政府主義抗議青年、《寂靜的春天》、1968年的“五月風暴”、鮑勃·狄倫、性手槍……而如今校牆內的學生，手機會在到校後統一上交，圖書館只有審查過的藏品，書報亭已經幾乎絕跡——在物理圍牆和互聯網防火牆的雙重禁錮之下，反抗的種子會更難萌芽吧。

中國這種違反人性的學校制度會長久持續下去並不斷製造服從、忍耐、冷漠的新一代麼？對此筆者也並非只剩悲觀。在歷史上，最壓抑、最嚴控的時代之後，往往會出現巨大的反叛和釋放——比如文革之後就迎來了八零年代持續不斷的學生運動。所謂物極必反嘛。

一份網路上曝光的衡水中學違紀通報單上有一條令人印象深刻的違規記錄：窗戶玻璃霧氣上畫有孫悟空頭像。或許，今天在“監獄學校”中受苦的很多孩子，都有一個大鬧天宮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