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澳洲《連結》雜誌，參見原文。
訪問者：Federico Fuentes
答問者：區龍宇
譯者：小米
左翼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為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定位。其飛速崛起讓許多人不禁要問，中國究竟是發展中國家（Global South，或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還是已經成為了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今天的地位？
問題在於，中國現在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第三世界國家。四十年前，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而今天，其六成人口已經城市化，國家也實現了全面工業化。中國的製造業既有低端產品，也有高端產品。因此，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已經跨過了中上收入國家的門檻。然而同時也有6億中國人的月收入是在140美元以下的。
中國同時包含許多元素，因此非常獨特。單看人均的GDP或月收入，你可能會認為中國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是，任何單一的衡量標準或經濟指標都無法為我們提供關於中國地位的確切答案。今天的中國仍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元素，但這些元素的重要性已越來越減弱。我們不能抹殺它們，但也要看到只是界定中國地位的部分元素而已。要得出任何有用的結論，必須整體地看，考慮到所有元素。
但是，如果中國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將其定性為帝國主義國家？
中國的地位既複雜又矛盾。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明確的“是”或“不是”；倒不如說，既“是”也“不是”。我認為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它是非常強大的地區性大國，其影響力遍及全球。它也擁有統治較小國家的意圖和潛力，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尚未鞏固。
為什麼要下這個定義？讓我們從帝國主義的基本標準談起。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需要隨歷史發展而更新，特別是針對二戰後去殖民化的世界。但我們仍可以以列寧的分析為起點——他將壟斷程度、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融合、金融資本的形成以及資本輸出的程度，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徵。如果我們將這些標準應用於中國，會發現它們都一一在中國出現。
例如，我們正在目睹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人們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正是由於城市國有土地的私有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出售土地使用權），才有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土地國有制”也決定了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市政府、銀行（大多為國有銀行）和開發商。它們共同組成了以土地為基礎的金融資本寡頭，為官吏及其裙帶私人合作夥伴的致富提供便利。
在世界其他地區，帝國主義的邏輯是由私人資本在國家支持下推動的；但在中國，儘管私營部門占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國家和國有資本才是主要推動者。有些人可能會說：“如果國有企業壟斷了經濟制高點，那就是社會所有制或公有制。國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徵嘛，或者至少是抵禦逐利的私人資本的堡壘。”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很久以前恩格斯就嘲笑過那些認為俾斯麥的國有制計畫具有社會主義特徵的人。實際上，國有制和社會所有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中國掠奪性的國家機器完全由剝削階級控制，後者的核心是中共官吏。我把這個剝削階級稱為資產階級化的國家官吏。這意味著，中國有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但這種資本主義應該有自己的名稱。在我看來，官僚資本主義是最適合中國的術語，因為它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官吏的核心作用，不僅體現在改造國家（從一個敵視資本主義邏輯的國家——儘管其從未真正致力於社會主義——到一個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方面，也體現在通過融合政府權力和金錢權力來致富方面。
這種融合為官吏推動工業化和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新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由中共推動的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帶來了快速工業化，這與俄國形成鮮明對比—俄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是由蘇聯的崩潰、原有官吏統治集團内訌分裂開始的，所以）它帶來的是工業破產而非工業化。反之，中國國有企業實際上由黨官控制，他們通過控制國家權力，剝奪工人階級基本的組織權利。在操作層面上，這些企業通常是通過高度秘密的安排，由不同的官吏部門和小集團所“擁有”。
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帝制時代的中國特色也是官僚主義，以至於一些社會學家認為中國是一個“官僚社會”。帝國之所以能夠實行專制，完全是因為成功地用忠誠的官吏取代了貴族階級來管理國家。官僚與皇帝之間經常都關係緊張，表面上往往是皇帝享有絕對權力，可以壓服官吏，但往往不過是贏得戰役，而最後贏得了戰爭的還是官吏——皇帝變成了官吏名義上的首腦。其次，不要忘了帝制中國就有悠久的國有和國營企業歷史。這些企業創造的大部分財富都落入了管理這些企業的官吏的腰包。一部分官吏的資產階級化在帝制中國也是顯而易見的，到了（晚清）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也繼續發展。然後，官吏之資產階級化，在中共統治之下，在1979年後再次出現，並最終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主導特徵。
那中國是否也表現出帝國主義國家所共有的擴張主義特徵？
作為一個強大的官僚資本主義國家，它必然帶有強烈的擴張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請注意這一點：中國廣泛的資本輸出（通常採取長期投資的形式）意味著中國政府必然需要全球政治杠杆來保護其經濟利益。這在客觀上助長了一種帝國主義邏輯，即支配較小的國家並與領先的帝國主義國家競爭。
但這其中也有政治擴張主義的邏輯。1840-1949年間，中國在殖民主義統治下遭受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民族屈辱，使得中共統治精英發誓不惜一切代價增強國力。習主席的中國夢應參照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夢來解讀。雖然這一口號不應按字面理解，但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統治者不會接受中國永遠只能當二流強國。這種源於中國當代歷史和中共大漢民族主義的野心，促使了北京非得到全球政治影響力不可。如果中國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鞏固自己的地位，這種野心遲早也會致使他們追求覆蓋全球的軍事力量。
任何關於中國和帝國主義的討論都不能只關注經濟方面，而是必須考慮到政治方面。中國當代的統治者，從國民黨到共產黨，都希望恢復（他們心目中的）清帝國的領土和影響力。早在北京對南海提出“九段線”主張之前，國民黨就已經對同一海域提出了“十一段線”主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正在追隨國民黨的帝國腳步——只不過國民黨不成功，而中共就到目前為止結果要好得多。
讓我們暫且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方面。是否可以說，中國並不能像多極世界的宣導者所暗示的那樣，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美帝國主義之外的替代選擇？
我不同意中國是全球南方國家在美國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的說法。當斯里蘭卡無法償還貸款時，看看中國是怎麼對待它的吧：中國逼迫斯里蘭卡交出對漢班托塔港更大的控制權。中國的企業，包括那些國有企業，通常不會比任何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企業表現得更好或更差。
但我們需要從兩個層面來分析這個問題。中國和美國一樣，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保持著關係。任何籠統的概括都無法解釋這兩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每一種關係。對中國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它還不是一個全球帝國。對中國擴張主義的一般性批判之外，還需要我們對每一種關係具體分析。面對每一個具體案例，我們既要對中國的行動——以及所有大國的行動——持懷疑態度，也要分析具體關係，尤其要關注當地人民的呼聲和利益。只有同時權衡總體和具體情況，作為局外人，我們才能判斷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
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中國通過該計畫的一些海外投資，説不定可能會惠及某些發展中國家，或者至少是利大於弊。在這方面如何評斷，要聼當地人民的聲音，從他們那兒去找所需的最相關資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對“一帶一路”的一般性批評。無論某個具體項目可能帶來什麼好處，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由利潤邏輯和中共專制政權的地緣政治利益所驅動的。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雙贏局面；但無論“一帶一路”對中國來說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對大多數其他參與國來說都不大可能會雙贏。
總體而言，中國在本世紀初開始實施的“走出去”戰略代表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明顯倒退：它早已從相對進步的第三世界主義，變到優先考慮中國公司的商業利益和中國政府的全球影響力。即使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不像西方國家歷史上那麼糟糕，但從促進第三世界的自力更生（毛澤東的主張）到尋求從第三世界獲利，這一質變顯然是一種倒退。此外，中國加入與西方國家爭奪市場和資源的競爭，必然會加速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惡性競爭。
鑒於此，你能否總結一下你對中國當今地位的看法？
綜上所述，我認為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它還遠未鞏固帝國主義強國的地位，但如果長期不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它是有可能達成目標。
我認為，“新興的帝國主義”一詞可以讓我們避免某些錯誤。例如，有些人認為，由於中國還沒能和美國並駕齊驅，因此中國是帝國主義，“發展中國家”的標籤仍然適用。這一論點未能反映中國國內和全球不斷變化的形勢。例如，中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崛起為工業化國家，這在當代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也是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的）。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問題上，我們既要把握普遍性的一面，又把握特殊性的另一面。中國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強國的潛力巨大。由半殖民地國家成為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它也是第一個。但中國還必須面對落後的問題。這些因素有時反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崛起，但某些方面也在繼續削弱中國的發展能力，使其無法有效發展——更重要的是，無法以更加平衡的方式發展。
中共必須克服一些根本性障礙，才能鞏固其作為一個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習近平集團知道，在中國實現其帝國主義野心之前，必須克服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包袱和中國的落後狀況。這就是為什麼北京認為“收回”臺灣對其國家安全具有戰略意義。自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以來，後者一直與中國大陸分離，這一事實一直困擾著中共。
在此，在處理中國的“殖民遺產”（colonial legacy）時，籠統的概括同樣沒有幫助。相反，我們需要具體分析。並非所有的殖民遺產都是中國發展的負擔。以香港為例，自治並允許保留英國法律制度，無疑是殖民遺產。中國正在以維護國家安全和“愛國主義”為名攻擊香港的法律制度。然而，從人民的角度來看，無論英國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缺陷，它仍然比中共的法律制度好很多。況且，打碎這一制度還會損害官僚資本主義的集體利益。正是這種殖民遺產使香港發展成為中國至今仍然依賴的金融中心——中國一半的外國直接投資都要經過這座城市。沒有香港自治的資本主義，習近平就無法實現他的中國夢，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這就引出了當今中國最突出的矛盾。習近平希望中國在現代化方面實現大躍進，但他根本不具備相關知識或足夠的務實精神，無法將自己的夢想轉化為連貫可行的計畫並付諸實施。在香港問題上自取滅亡的愚蠢行為反映了中共在文化上的落後；未能建立穩定的權力繼承則是另一個例子。如果把中共未能改變個人忠誠和崇拜領袖的政治文化，實行政治上的現代化，我們就瞭解，為什麼中國想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盛宴上，得到一個鞏固地位，還不是那麽確定的事情。
你如何看待中國在南海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如何加劇了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和軍事化？
中國對南海的“九段線”主張是一個根本性的轉捩點，因為它代表了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海外擴張的開始。首先，因為中國的主張完全不合法。中國還聲稱擁有釣魚島，日本對此提出異議。但在釣魚島問題上，你至少可以說中國的主張更有理有據，而日本無論是從所謂的國際法還是左翼的角度來看，都是毫無根據的——那只是日美軍事聯盟的結果，是帝國主義霸權。相比之下，中國從未有效統治過整個“九段線”內的區域（只控制過西沙群島等一些島嶼）。中國對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主張不僅毫無道理可言，反而宣示了其在亞洲的霸權野心，而這一野心與一帶一路（BRI）一樣，都展現了它的的全球經濟野心。
有些人認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主要是防禦性的，旨在緩衝美國對該地區的軍事化。這種說法的合理性有多大？
說中國在提出“九段線”主張之前的行動是防禦性的，這還有點道理。但之後就很難再這樣説了。即使我們承認中國不過是回應美國的地區攻勢，但它也不能通過入侵從未屬於中國的大片領域來做到這一點。周邊國家對這些領域都有主權要求——包括一些數百年來一直遭受中華帝國侵略的國家。中國正在入侵東南亞幾個國家的海洋經濟專屬區。這就不能再稱為是防禦性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防禦性行動與進攻性行動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和國際的環境發生了如此迅速的變化。今天，中國政府既有意圖也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展開較量。從官僚集團集體利益的角度來看，習近平顯然過早地放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建議。
當然，我們必須繼續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該地區的軍事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中國的新興帝國主義或對其保持沉默。在這點上，中國與美國的實力相差多少並不是決定性的問題。
如何看待美中緊張局勢下的臺灣問題？
這裡的根本問題是，中國對臺灣的主張從未考慮過臺灣人民的意願。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另一個問題是中美關係緊張，但這些緊張局勢與上面的根本問題沒有直接關係。
臺灣人民擁有歷史性的自決權。原因很簡單：由於其獨特的歷史，臺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有很大不同。從種族上講，大多數臺灣人雖然也是華人，但其中也有少數民族，即所謂的南島民族，數千年來他們一直居住在包括臺灣在內的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中共從未提及這一事實；它假裝臺灣一直是中國領土。事實並非如此：原住民在臺灣存在的時間更長，他們的權利必須得到尊重。
至於那些具有華人血統的人，實際上也是兩個早已截然不同的群體。大約15%——即絕對少數——是在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才移居臺灣的。其他多數華人的祖先已經在臺灣生活了長達400年。這一點與香港截然不同，香港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近現代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所以不少人在大陸還有親戚，視大陸為故鄉。在臺灣，大多數華人與大陸沒有這種聯繫——這種聯繫在幾百年前已經中斷了。臺灣人都和大陸人已經分開好久，因此，它擁有自決的歷史權利。
雖然情況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我還要說，香港也有這種歷史權利。我們不應忘記，150年來，香港的歷史軌跡也與中國大陸不同。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一點，也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們的自決權。任何否認這一點的西方左翼，要麼是不瞭解情況，要麼其所自稱的“社會主義者”就有點可疑了。
當然，這一切現在確實與中美緊張局勢糾纏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與烏克蘭局勢類似。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人支持俄羅斯或中立。在我看來，他們錯了。毫無疑問，美國是一個全球帝國，在任何地方都推行自己的計畫。在俄烏戰爭上，一些西方左翼擔心如果支持烏克蘭，看起來會變成與其帝國主義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不願意支持烏克蘭。但是，只要我們支持小國的自決權，是獨立自主地進行，那就不會變成支持美國政府。這個立場放到台灣議題上也一樣適用—不能因為美國也（其實是有條件地）“支持”台灣而因此放棄支持台灣人民自決。
我們支持台灣自決的原則是反對民族壓迫。我們的原則不應因為我們的立場可能偶爾與美國的計畫相重叠而妥協。美國左翼反抗其統治階級，當然有道理，但不應將其國内的立場，凌駕於世界其他地區人民反抗外國壓迫的鬥爭之上。這兩者要分開。否則，以這種方式看待政治，相當反映了對方的傲慢，也反映了其面對本國統治階級的無能感。
在臺灣或南海問題上，左翼應該專注什麼樣的聲援運動？
對這些地區——我還要加上香港——的任何聲援運動至少應包括三點：尊重臺灣和香港人民的自決權；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主張毫無根據；在反對中共以上兩個立場的實體之中，我們只承認港台人民、和九段綫周邊國家的人民，才應該是主體。就美國而言，我們應該對其動機保持懷疑；但在具體問題上還是要權衡實際利弊，尤其要考慮人民的意願。
例如，關於臺灣從美國購買武器的問題，我們需要意識到，所有戰爭推演都表明，臺灣無法抵抗中國入侵超過一周——在最壞的情況下，只能抵抗幾天。顯然，臺灣需要從美國購買武器。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把美國利益置於臺灣之上。在所有反對中共的實體中，我們始終著眼於那些直接受影響的人——臺灣、香港和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的人民。
作為對抗中國戰略的一部分，西方領導人正試圖煽動民族主義和反華種族主義。作為回應，一些左翼人士試圖反對西方政府對中國的批評，以免助長反華人運動。西方國家的左翼，如何才能在反對本國政府宣傳的同時、又不成為對中共不加批判的支持者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陣營主義（campist）的“反帝”概念不僅是半心半意的——因為他們只針對舊帝國主義，忽視了新興帝國主義——而且是以國家機構（state）為中心的。[1]他們關注的總是這個或那個國家機構/政府，誰比誰好。他們忘記了，我們永遠都不應把國家機構或者政府置於勞動人民之上，因為勞動人民才是主體——即使在所謂的“工人國家”亦是如此。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以人為本。如果有人掩眼不看中共如何壓迫中國勞動人民，只滿足於重複北京的宣傳或拒絕傾聽勞動人民的聲音，那麼我要說他們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只是仰視某些反對美國政府的國家，將其視為對抗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某種堡壘。他們自己無所作為，才會對批評自己政府的外國政府喝彩，同時對於這些鎮壓人民的外國政府視若無睹。他們這種態度只為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罷了。
但是，支持或容忍（像中國那樣的大國的）大漢民族主義，就永遠無法戰勝自己的民族主義。我們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支持受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但今天的漢族人並沒有受到任何國外民族的壓迫。相反，他們受到的是自己政府的壓迫。因此，大漢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價值。
此外，中共版本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基於“種族”的民族主義，這使其更加反動。它尋求一種與法西斯主義並無二致的“大一統”，即人民不可以有思想自由，相反必須置於政府控制之下，所以也要禁止有悖官方價值觀的書籍。對這種版本的大漢民族主義保持沉默，就等於無視漢族人民的悲劇——他們現在被自己的同胞統治者壓迫得體無完膚，自嘲不過是等待黨定期收割的“韭菜”。至於中國少數民族所受到的殘酷壓迫就更不用了。
西方左翼如果去支持或不願批評像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就是自掘墳墓。這是對基本國際主義的背叛，是對左翼信譽的玷污。國際主義首先是與不同國家的勞動人民團結一致，而不是與某個國家（state）團結一致；我們應該在人民立場上去判斷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1] 譯注：英文的state，比較著重在“國家機構/政府”這個層次上。如果想表達的是一國的各種基本元素，不限於國家機構，模糊地指稱人民、領土與政府等，則多使用coungry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