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薩里·馬克迪西（SAREE MAKDISI） 2023.10.25
譯者：啵啵
原文：https://www.nplusonemag.com/online-only/online-only/no-human-being-can-exist/
（作者簡介：薩里·馬克迪西（Saree Makdisi）是美國文學評論家兼教授。專門研究18和19世紀的英國文學。他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裔。他還撰寫有關當代阿拉伯政治和文化的文章。馬克迪西目前擁有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的頭銜。）
最近，我的一位澳大利亞籍巴勒斯坦裔朋友應邀在澳大利亞全國電視網上討論加沙地區的局勢。白人主持人提出了所有常見問題：你能否為哈馬斯激進分子的所作所為辯護？巴勒斯坦事業如何受到這種暴力的幫助？為何有人為音樂節上屠殺年輕人辯護？你是否支持哈馬斯？
主持人原本可能期待防禦性的反應，但我的朋友以他流利的澳洲口音平靜地扭轉了採訪。他溫和地說：“我想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在這裡，為什麼過去一年我都沒有出現過。”他指出，10月7日之前，2023年以色列軍隊已經殺害了兩百多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封鎖已經超過16年，以色列在國際法之外行事已有75年之久。“正常來說”，巴勒斯坦每天都有一起殺戮，然而每天一起屠殺在幾十年的佔領中並不是新聞，當然也不能成為澳大利亞電視臺直播採訪的理由。
巴勒斯坦人現在有機會發聲是因為西方媒體突然關心了，他們的關心（“我們應該關心”，我的朋友補充道）是因為這次的受害者包括以色列平民。10月7日之後的幾天裡，澳大利亞對以色列表示了強烈的支持：議會大廈和悉尼歌劇院拿以色列國旗的顏色點亮；總理表示應該取消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以示對以色列死者的尊重；外交部長因表示以色列應努力減少加沙平民死亡而受到指責。“那麼，我們的生命呢？”我的朋友問道。
“為什麼不為我們巴勒斯坦人點亮建築燈光？當我們的政府為每座建築點亮藍白燈光時，我們（澳大利亞巴勒斯坦人）應該有什麼感覺？難道我們不是澳大利亞人嗎？難道沒人關心我們嗎？在約旦河西岸，一名14歲的男孩被以色列殖民者縱火燒死。（澳大利亞政府）為我們做了什麼？”
新聞主播們措手不及了。採訪怎會變成這樣？
像我朋友這樣的人——西方媒體邀請來為加沙災難提供巴勒斯坦觀點的人——都很清楚允許發言的條件，即默認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並不像西方媒體關心的人的生命那樣重要。問題的出發點是哈馬斯對以色列平民的襲擊（哈馬斯對以色列軍事目標的襲擊，以及以色列用堡壘、瞭望塔和監獄門包圍加沙則被忽視了），任何將其置於更廣泛的歷史框架內的嘗試，都會轉移到10月7日的攻擊本身上來：你如何為其辯護？你為什麼要解釋而不是譴責？為什麼不能直接譴責襲擊？如果巴勒斯坦評論員希望被問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為——問及造成當代加沙地帶和我們今天目睹的暴力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的歷史；問及數十年以色列佔領造成的結構性暴力（這種暴力把農民驅離土地，把教師驅離教室，把醫生驅離病人，把兒童驅離父母）——他想對方向自己發問，得自己先問對方；即便如此，對方也不一定理睬他。
過去兩周，我與許多不同媒體機構的記者交談。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模式是一致的，多年來一直如此。最近，我在美國一家主要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的一次露面在最後一刻取消了，因為我提交了製片人要求我提交的談話要點——顯然不是他們心目中的談話要點。多年來，我一直是英國廣播公司（BBC）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廣播和電視採訪的固定嘉賓——直到上次以色列轟炸加沙期間，我告訴採訪者他問錯了問題，重要的問題必須與歷史和背景有關，而不僅僅是正在發生的事情。那是我最後一次在BBC露面。
一個人如何能在一個段落的時間內彌補七十年來的虛假陳述和故意歪曲？你如何解釋以色列的佔領不一定非要用爆炸——甚至子彈和機槍——來殺人？佔領和種族隔離是每個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結構和組成部分麼？即使在沒有開槍的情況下，其結果是不是也是實實在在的謀殺？比如，加沙的癌症病人無法獲得救命的治療。由於以色列軍隊拒絕孕婦通行，嬰兒出生在以軍檢查站路邊的泥濘中。2000至2004年是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實施路障和檢查站制度的高峰期（該制度已報復性地重新實施），期間有61名巴勒斯坦婦女以這種方式分娩，其中36名嬰兒因此死亡。在西方世界，這從來不算新聞——這些損失並不值得哀悼，它們充其量只是統計數字。
因爲是巴勒斯坦人，西方媒體就不讓我們在訪問中說，所有生命都同樣寶貴。但沒有任何事件是在真空中發生的。歷史並不是從2023年10月7日開始的，如果你把正在發生的事情放在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抵抗的更廣闊歷史背景中，2023年的任何人仍然會對絕對暴力、統治、窒息和控制的條件所產生的駭人聽聞的暴力感到驚訝。在19世紀初的海地革命中，前奴隸屠殺了男女老幼的白人殖民者。在1831年納特·特納起義（Nat Turner’s revolt）中，起義的奴隸也屠殺了白人男女老幼。1857年印第安人起義期間，印第安叛軍屠殺了男女老幼的英國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毛毛起義（Mau Mau uprising）中，肯亞叛軍屠殺了男女老幼的殖民者。1962年在奧蘭，阿爾及利亞革命者屠殺了男女老幼的法國人。為什麼有人期望巴勒斯坦人或其他任何人會有所不同呢？指出這些事情並不是要為它們辯護，而是要理解它們。所有這些屠殺都是數十年或數百年殖民暴力和壓迫的結果，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幾十年前就在《地球的悲哀》（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解釋了這種暴力結構。
換句話說，對方不讓我們說的是，如果你想停止暴力，你就必須停止產生暴力的條件。自1948年以來，種族隔離、剝奪財產和佔領等駭人聽聞的制度使巴勒斯坦飽受摧殘和折磨，而這種暴力計謀的後果就是將這片一直以來都是多元文化、信仰和語言家園的土地，轉變為一個絕對單一身份的國家，它要把任何不適合的人邊緣化或徹底清除。雖然今天在加沙發生的事情是幾十年來殖民者的暴力的結果，必須將其置於更廣泛的暴力歷史中才能理解，但這樣也就將我們引領到整個殖民主義歷史都從未曾探討過的地方。
在任何時刻，毫無預警地，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帶的任何公寓都可能遭到以色列炸彈或導彈的襲擊。有些遇襲建築物直接坍塌成混凝土多層煎餅，死者和倖存者都埋在破碎的廢墟中。當救援人員大喊“哈丹薩米亞納？”（“有人聽到我們嗎？”）時，經常從廢墟深處聽到倖存者的呼救聲，但由於缺乏重型起重設備，他們只能無助地用撬棍或赤手去挖掘混凝土板，希望能夠撬開足夠寬的縫隙，將倖存者或受傷者救出。一些重磅炸彈擊中建築物後，散開的火球會把人體殘骸（有時甚至整個燒焦的屍體——通常是較小兒童的屍體）像雨水一樣在灑落在周圍居民區。以色列炮手發射的白磷彈配有空爆近炸引信，以便燃燒顆粒盡可能在廣泛區域降落，點燃一切可燃物，包括傢俱、衣物和人體。白磷是自燃的，只要它接觸到空氣，就會持續燃燒，基本無法撲滅。如果它接觸到人體，就必須用手術刀挖出——它會一直燒進肉裡，直到取出為止。
“我們生活在煙霧和死亡的氣味中，”半島電視臺的一位阿拉伯語記者在以色列致命無人機的嗡嗡聲中說道。每次有二、三十人被徹底消滅。親朋好友擔心地互相打電話，常常發現親屬居住的地方成了冒煙的廢墟，裡面的人命運未知——要麼埋進混凝土，要麼散落在其他越來越難以辨認的地區的殘骸中。倖存者發現自己身處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電信、電力和醫療系統不堪重負，互聯網隨時切斷，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2018年，聯合國警告說，以色列多年的入侵和轟炸摧毀了加沙的電力、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等基礎設施，導致95%的人口無法隨時獲得新鮮飲用水——到2020年加沙將“無法生存”。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攻擊民用基礎設施，尤其是電力設施，是戰爭罪。在冬天即將來臨之際，切斷男女老幼的水、電和取暖設施，都是純粹的恐怖行為。”馮德萊恩當然是對的，但她這段話針對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基礎設施的攻擊。至於以色列對加沙基礎設施的襲擊，馮德萊恩說以色列有權自衛。
900,1000,1500,1800,2600,3500,4600,5000,5900,6500。沒人能跟上死亡數字，每隔幾個小時，就會這裡又增加20人，那裡又增加30人，因為這棟樓或那棟樓在包含大火、濃煙和瓦礫的衝擊下倒塌了。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喪生，甚至更多。據加沙的衛生部門報告，一個小時內就有100人死亡。每有一人死亡，就有兩、三個或更多的人受傷，而且往往是重傷。幾乎一半的死傷者是幼童；與過去的轟炸一樣，目前加沙轟炸中出現的一些最令人痛苦的畫面是那些死去的兒童，他們遍體鱗傷，面如死灰，渾身沾滿黑灰和塵土，蜷縮在為保護他們而喪生的父母懷中。迄今為止，以色列已殺害了近三千名兒童，而且還看不到結束的跡象。死傷者或挖出的肢體殘骸——燒焦的腿、軀幹、頭顱——一起送往醫院，那裡擠滿了傷患，醫療用品和應急發電機的燃料已經耗盡。醫院的病床早已住滿；新到的病人在走廊或外面的人行道上擠在一起，渾身是血；醫生們在手術臺上打盹，現在他們不得不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借著手機的光亮做手術，用食用醋清洗傷口，因為他們已經用完了其他所有東西。
由於停屍房爆滿，墓地空間不足，加沙衛生當局開始將屍體存放在冰淇淋車中，鮮血從印有冰淇淋品牌鮮豔童趣顏色的車門中緩緩滴落。在小巷、庭院和臨時清真寺裡，能聚集在一起的人們默默流淚、祈禱，看著一排排用沾滿鮮血的裹屍布包裹著的屍體——有些小得可憐。親屬們對著每一具遺體啜泣，最後一次親吻遺體的前額。母親、父親、兄弟、姐妹、叔伯、姑姑和表兄弟姐妹在彼此懷中哭泣，而他們自己也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躺在裹屍布裡。有時遺體沒有親人告別，因為他們也都走了。死亡和破壞的規模如此巨大，如此無情，人們往往沒有時間去哀悼。每一天、每一小時，以色列都在加沙製造更多的死亡。由於別無選擇，一家醫院已開始將無名死者埋入亂葬坑。
在晝夜不停轟炸的第一周，以色列說他們在加沙投下了6000枚炸彈。這個數字相當於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高峰期一個月的轟炸量，而這兩個國家比加沙地帶大很多很多倍。(伊拉克的面積是加沙的1000多倍）。他們還聲稱投下了1000多噸烈性炸藥；換句話說，在第一周結束時，我們已經進入了核武器的千噸量級。在轟炸的第一周，加沙就有1700棟建築物遭摧毀，受損建築物數量是這個數字的好幾倍，而且往往無法修復。每棟建築都包括七、八、九間或更多的獨立公寓，每個公寓都曾是某個家庭的家。這些家庭現在要麼無家可歸，要麼已經死亡。以色列一如既往地聲稱，他們的目標是“恐怖主義基礎設施”。與以往一樣，從廢墟中實際挖出或從附近街道上拾起的屍體（或屍塊）大多是婦女和兒童，他們不可能是幽靈“恐怖主義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而佔領國在其超級大國贊助者的保佑和祝福下，聲稱要保衛自己。
從加沙傳出的令人心碎的畫面中可以明顯看出，以色列由於找不到任何明確的軍事目標——在反殖民鬥爭史上，從來沒有遊擊隊戰士站在那裡揮舞雙手，使自己成為顯而易見的目標——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平民目標，有計劃地摧毀一棟又一棟混凝土建築，往往一次摧毀整個街區。據聯合國估計，以色列的轟炸行動已經破壞或摧毀了加沙40%的住房單元。在其網站和社交媒體帳戶上，以色列自豪地吹噓其打擊哈馬斯的行動取得了成功，但它所收集的證據一般都是城市廢墟的照片，其結果是精心策劃的大規模無家可歸。
10月12日，以色列讓加沙北部地方的100萬人逃命。但他們無處可逃，而且那些試圖逃離的人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加沙地帶只有140平方英里，已經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如果美國的人口密度與加沙相當，那麼美國將有600億居民。而現在，以色列卻叫囂著要讓這塊彈丸之地的人口以某種方式擠進一半面積內——而且那一半也在遭受轟炸。加沙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一些人已經一次或多次成為難民（加沙80％的人口是難民、倖存者或倖存者的後裔，他們是1948年巴勒斯坦西南部地區種族清洗的倖存者），新的難民再次尋找庇護所，然而以色列還黑心地警告說襲擊陸續有來。10月14日，一行戰戰兢兢的難民正在沙拉赫丁街（Salah al Din Street）從北向南前進。這本應是一條安全通道，但他們遭到了轟炸。這些從之前轟炸中倖存的人，現在有70人被殺，還有更多人受傷。北加沙的診所和醫院的醫生拒絕搬遷，他們表示這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為沒有地方能夠容納他們的病人。北加沙希法醫院（Shifa Hospital）的尤塞夫·阿布·里什（Yousef Abu al-Rish）醫生說：“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大部分病人都不穩定。即使我們想轉移他們，即使其他醫院有額外的床位，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會死掉，他們太不穩定了，無法運輸。”重症監護室的病人，保溫箱中的新生兒，使用呼吸機的人，如果轉移都只會死去。當然，如果他們留在原地，也可能會死亡，尤其是當最後一滴柴油用完時；或者如果以色列繼續轟炸醫院和救護車，就像他們一直在做的那樣，結局也一樣。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加沙醫院和診所因資源短缺而被迫關閉。
“加沙上空籠罩著死亡的陰影”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副秘書長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警告說。“沒有水、電、食物和藥物，成千上萬的人將死亡。這是很明確的。”
幾天前以色列說，從總體上講最好的辦法是讓該領土上的全部人口——200多萬人，其中一半是兒童——離開，要麼去埃及，要麼去海灣國家。以色列分析家喬拉·艾蘭德（Giora Eiland）贊許地說，他們的目標是“創造條件讓加沙的生活難以為繼”。他補充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加沙將成為一個人類無法生存的地方”。以軍少將加桑·阿里安（Ghassan Alian）贊同國防部長最近把巴勒斯坦人稱為“人畜”的說法，他說：“人畜必須受到同樣的待遇。（加沙）將沒有電和水，只有毀滅。你們想要地獄，你們就會得到地獄。”
什麼樣的人才會這樣說話，覺得自己的權力可以淩駕於數百萬人之上？是什麼樣的心態會對整個人口的命運做出如此滅絕種族的宣告？
我認為，我們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在殖民戰爭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不幸的是，種族清洗本身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罕見；就在幾周前，亞塞拜疆（並非巧合的是，該國也是以色列武裝的）把13萬亞美尼亞人從阿爾紮赫的家園中恐怖地驅離。在20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中，數以萬計“錯誤”宗教或種族的人在波士尼亞、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被逐出自己的社區。1948年，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種族清洗了巴勒斯坦幾乎90%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口。我們還可以追溯到19世紀、18世紀和17世紀，回顧西方文明“開化”全球各地所做的種族滅絕和奴役的骯髒歷史。
但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個案例像以色列那樣是通過使用大規模殺傷和現代化的武器系統——比如以色列使用最新美國戰機投放的重達一噸的炸彈（甚至還有更重的掩體破壞彈藥）——來實現種族清洗的。通常這樣的行動都是使用步槍或刺刀來執行。例如，1948年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幾乎完全是使用小型武器；在德伊爾·伊薩因（Deir Yassin）、坦圖拉（Tantura）和其他地點，巴勒斯坦平民是遭到近距離用手槍、步槍或機槍射擊屠殺的，而不是被1萬英尺或更高高度飛行的F-35戰機投下的千磅炸彈擊中。
換句話說，我們目睹的可能是舊式殖民和種族滅絕暴力與先進國家最新重型武器的首次融合；這是17世紀和21世紀的扭曲結合，用古老的語言包裝起來，呼應著原始時代和聖經中雷鳴般的場景，涉及整個民族的懲罰——耶布斯人、亞美利克人、迦南人，當然還有非利士人。
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的許多人對此漠不關心，無論政府內外都是如此。鑒於記者、政治家、政府官員和大學校長對巴勒斯坦人殺害以色列平民的震驚和憤怒，但對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平民則幾乎全然的沉默–是震耳欲聾的、轟鳴的沉默。在西方國家生活的我們並沒有支援或資助任何巴勒斯坦人殺害以色列平民，但我們每一枚從美國提供的飛機上投下的炸彈都包含著我們的稅金。我們的官員競相鼓勵轟炸，加速交付新炸彈。
國務院官員發佈內部簡報，要求發言人不要使用“結束暴力/流血”、“恢復平靜”或“降級/停火”等詞語。拜登政府實際上希望轟炸和殺戮繼續下去。在被問及僅僅幾個或多或少具有進步意識的國會議員呼籲停火和停止敵對行動時，白宮女發言人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表示：“我們認為他們是錯的。我們認為他們是可憎的，我們認為他們是可恥的。”她還補充說，在這裡“沒有兩個立場”。
政府發言人工於心計，毫無誠意；他們是終極虛無主義者，實際上不相信任何東西，更不用說他們自己所說的任何東西。但是，我們周圍的人們卻不是這樣，他們為以色列遭受苦難的畫面和敘述深深打動，卻對規模更大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無動於衷。怎麼會有人如此無情？我說的不是那些明確要求摧毀加沙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的公開種族主義者。我說的是普通人，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在政治上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性別和種族平等的宣導者，對氣候變化憂心忡忡，關心無家可歸的人，出於對他人的人道考慮堅持戴口罩，是最進步的民主黨選民。這些人似乎看不到或認識不到巴勒斯坦的苦難，因為他們確實看不到或認識不到。他們太專注、太關注那些他們更容易認同的人的苦難，那些他們認為與自己一樣的人的苦難。
當然，媒體企業知道如何鼓勵這種形式的認同，如何塑造主角，如何讓觀眾同情一個主題，想像自己站在她的立場上。西方媒體通過扼殺資訊，切斷了人們對巴勒斯坦人的認同，並重申了“只有一個立場”的觀念。與此同時，半島電視臺阿拉伯語頻道駐紮加沙以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其他地區的記者團隊一直在對加沙的災難做扣人心弦、毫不留情的報導——悲劇正在即時上演。10月25日，該台加沙分社社長瓦埃勒·達赫杜赫（Wael Dahdouh）在直播中收到消息，他的妻子、兒子和女兒在附近的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畫面顯示，他跪在地上，一邊哭泣，一邊把手放在十幾歲兒子的胸口上。達赫杜赫問道：“他們拿兒童來報復我們？”對於這些天來一直關注半島電視臺的人來說，達赫杜赫是他們熟悉的面孔，他們對這一損失感同身受。
有些生命值得哀悼，給予名字和生活故事，他們的敘述和照片會在《紐約時報》或《衛報》上刊登，與悲痛的父母的照片一起。其他生命只是數位，統計資料從一個似乎永遠不停止增長的會計機器中出來，每次增加二十或三十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