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ise Li 2023年10月21日
原文連結:
https://jacobin.com/2023/10/china-israel-repression-military-trade-palestine-technology
(翻譯:翁營)
在以色列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進行大屠殺之際,許多人理所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對以色列戰爭罪行的支持上。但正如塔里克.肯尼.沙瓦(Tariq Kenney-Shawa)指出:「以色列根本不再需要美國的援助來維持其健康的經濟,也不再需要美國的援助來維持其相對於所有地區威脅的巨大軍事優勢,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儘管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仍具有決定性意義,但以色列也從其他地方獲得了大量支持,包括美國在全球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
雖然中國有時被描繪成「反帝國主義」的堡壘,但它並不是巴勒斯坦人的盟友。誠然,與西方媒體不同,中國國家媒體更願意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但中國並沒有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提供有意義的支援——中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重要經濟聯繫意味著中國傾向維護以色列擁有的既得利益。長期以來,中國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維持著三角關係,支援「締造和平」和「不結盟」的戰略——在加深與以色列關係的同時,與阿拉伯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反過來,中國也利用以色列的技術和反叛亂方法來鎮壓自己的人民。
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中國
以色列是最早也是唯一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之一,在其成立僅一年後(1950 年)就得到以色列承認。但不久之後,情況改變了。隨著冷戰展開,中國加強了與巴勒斯坦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和軍事聯繫。1955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向阿拉伯代表承諾支持巴勒斯坦事業。20世紀60年代中期,法塔赫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領導人訪問了中國,中國甚至向巴勒斯坦提供了軍事訓練。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中蘇分裂導致了中以非正式關係的恢復。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政府開始引導中國走向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而以色列則急於將其貿易擴展到東亞。整個80年代,以色列開始向中國出口軍事技術,為兩國在1992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鋪平了道路,雖然中國在1988年已承認了巴勒斯坦國。
90年代,從以色列進口的物資對中國的軍事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在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大屠殺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有可能限制中國軍事能力的發展。但以色列得以繞過這些制裁,成為中國獲得西方軍事技術的重要後門。2000年代,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大國,將兩國的貿易擴展到武器之外,加深了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幾年裡,中國開始大量投資以色列,尤其是在農業、技術、建築和風險投資領域。
軍事和經濟關係的發展使中國在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日趨溫和——從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的「人民戰爭」轉變為支持和捍衛以色列國。習近平的「巴以四點和平計劃」強調中國堅持兩國方案,為以色列提供「可持續安全」,同時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實現和平與發展。
中國上周在回應以色列襲擊加沙時為「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辯護,並含糊地呼籲「有關各方」「立即結束敵對行動」,這些都應結合中國對兩國方案的承諾來看待。主流評論人士認為,這種矛盾狀態是中國在堅定支持以色列方面的猶豫。但是,兩國方案將以另一種形式繼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
2021年,達芙娜.蒂爾(Daphna Thier)和蘇瑪雅.阿瓦德(Sumaya Awad)在《雅各賓派》(Jacobin)雜誌上寫道:「兩國談判剝奪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人口之一)返回他們被強行驅逐出的土地和家園的國際公認權利。」任何維持以色列國作為猶太國家的解決方案都侵犯了巴勒斯坦人個人和集體的民主、公民和人權。替代以色列種族隔離政府的公正方案,是建立一個為所有人提供平等權利的單一民主國家。
沉默的猶太復國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與以色列逐漸和解開始,中國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態度掩蓋了其對巴勒斯坦事業的默默背叛。中國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支持是有限的,並以維護以色列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基礎。
自2000年代以來,中國在以色列的投資大幅增長。中國已成為以色列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去年的貿易額就超過了240億美元。儘管美國仍然是以色列血腥軍事行動所需軍備的主要直接提供者,但中國的投資對以色列的經濟、技術和基礎設施發展越來越重要。2021-2022年,中國甚至取代了美國成為以色列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
通過借鑒西方的技術和方法,以色列和中國還在發展監控和警務設備方面找到了共同事業。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民反恐戰爭」不僅在言辭上引用了美國的「反恐戰爭」,還積極借鑒了美國的人員和戰術。
因在伊拉克犯下戰爭罪行而臭名昭著的前黑水公司特工受僱改善新疆的安保設施。中國警察學院的精英研究人員還公開地研究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反叛亂措施,從中得到監控新疆措施的靈感。兩國都在戰略上消滅了世俗和非暴力的反對派,並將伊斯蘭激進組織的崛起作為武器,為廣泛鎮壓巴勒斯坦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提供理由。事實上,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現任主任潘岳曾表示,中國應學習美國、俄羅斯和以色列的殖民方法,將漢族移民引入西部邊疆。
在言詞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同時,也增強了以色列的力量,並從以色列的戰爭方法汲取靈感,這已成為中國一項有利可圖的戰略。中國領導的國有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加深了與以色列、其他阿拉伯國家政府和企業在地緣政治集團中的聯繫,這種做法使中國得以收穫以色列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與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保持良好關係。
中國外交部對以色列正在對加沙發動的襲擊反應平淡,這表明中國無意對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有力挑戰。概括來說,從中國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態度可以看到,西方的地緣政治對手,並不一定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盟友。不同的帝國強國儘管存在衝突,但在支持以色列種族隔離和佔領方面大可趨於一致。
但是中國與以色列的貿易往來,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中國高壓政策的人,提供了團結的機會。海外持不同政見者其中一個重要對策,是將目標對準支援中國政權的海外企業和機構。作為更廣泛的「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的一部分,抗議和抵制中國與以色列的貿易——如大疆創新科技公司(前身為大江創新科技公司,一家接受中國國家資助的中國私營企業,曾為以色列軍方生產無人機和其他軍事裝備)——同時將在中國爭取更大自由的鬥爭與巴勒斯坦事業聯繫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