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區龍宇

國泰空服員與乘客的糾紛，現在已經被國家機器收編，成爲繼續殲滅香港自治權的又一種武器了。人民日報海外版那篇鴻文，把一件個別普通人之間的小糾紛，株連為國家大事，上升到要清算香港2019運動的國家大業的層次上，這才笑死人。

一位空服員在訪問中說，「事件的重點，就是因為大家都沒有尊重對方——被人解僱的同事沒有尊重對方——可能英文不是很好，有些老人家不會說英文的。但投訴的乘客也沒有尊重別人，偷錄和假設別人正在歧視。」這似乎是比較合理的評論。一個正常社會，就會放手讓所有當事人和企業自行解決，大家最多做花生客，或者平機會出來評論一下。要弄清真相也好，你官媒首先閉嘴吧！你國泰首先公開調查報告，同時接受工會進行獨立調查吧！

對於語言歧視比較敏感的，會說那不是小事。但是，大小從來都是相對的。對於雙方當事人來説，他們有理由認爲是大事。但我這裏所謂小事，是相對於國家媒體出來説話而言，已經是另一個層次的討論了。現在原來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另一件事了。我們要分清黑白，便需要按照發展來區分幾個層次來分析，避免單純留在《乘客與空服員孰是孰非》的層次來討論。 就事件本身，普通的僱員，普通的乘客（如果對方不是高幹關係的話），任何一方都談不到犯了大罪。這是一層。國家機器殺氣騰騰要整國泰和香港人，這是小事化成無限大，罪莫大焉。這是其次。國泰傲下而媚上，令人不齒，是為其三。在第一層，若雙方當事人都不是有超强背景的人，則雙方權力大致對等。一旦上升到國家機器出來偏袒一方且上綱到它的政治任務（繼續消滅香港自治權），此時那件小事便須放在以上那個權力大大不對等的大框架內去看，否則便殺了小鬼，放過閻王。

國家機器出來為一兩個普通人的事情説話，這本身是一件大事，這樣做一定要有好理由。美國總統拜登在George Flyod被警察謀殺兩周年時，曾經為他這個普通人討回公道，簽發行政命令加强警察的問責。這沒有什麽不妥。人被警察謀殺了，不算小事。事件反映了國家機器慣性種族歧視的痼疾，更非小事。更重要的，是總統出馬，不是加强自己或國家機器的權力，而是多少想增加人民對暴力機器的監督，所以至少不算壞事。而這次無論是大陸官媒還是香港一衆酷吏，為求無限上綱成功，便明擺著偏袒乘客（它故意不提乘客秘密錄音與舉報——任何人都知道舉報難算正當，且在今天中國後果可大可小）。這便是項莊舞劍了，客觀上在加强極權國家去壓迫人民。

無良大雇主也有可憐一面–你無論如何大，始終是政權工具罷了。從前跟你合作，因爲它還太窮，現在它飛黃騰達，還不密謀奪你產嗎？香港人呢，他們反抗自己的壓迫，實在可惡，更加要乘機再大大修理。意在沛公嘛。

無論那位乘客當事人自己是否知道，他已經成為了張鐵生—那位文革時交白卷的「英雄」。一個學生交白卷再寫信抗議，本來小事一樁。但四人幫就借此大做文章，把一個上山下鄉的普通青年變成批鬥鄧小平的工具。今天不過故事重演罷了，即使他不至於像張鐵生那樣，因上層鬥爭被捧成全國大明星，也因上層鬥爭被打入黑獄，但他的舉報最終對於普通人維權毫無好處反而有害，則是必然。

其實還有第四層，那就是黃絲如何鞏固民主派的大方向。一般來說，不少香港人的確喜歡取笑\嘲笑對方口音，或者取笑\嘲笑對方英文不好。這是不大好的。我們反抗暴政，並不是取而代之就行，更不是以牙還牙，而是要為大家帶來民主，要證明自己比對方好。很多黃絲喜歡英國多於中國，其實，現在英國乃至西歐的主流都是批評這種作風的，也不認為移民就需要在所有方面都要講當地語言。無論是英國、大陸還是香港，都不應該一刀切要求移民講英語、普通話或廣東話，而不問實際需要。這篇英國報道就講述一位拉脫維亞的女工因為在紀律與申訴會議上被老闆指令講英語（而她英語不夠好）而向法庭申訴，結果法庭判處雇主罰款。法庭判決多少都在保衛「文化多元主義」這個比較公平的原則。

歸根究底，香港人雖然在過去五十年，在公民與民主意識上有所發展，然而，對於文化多元主義則尚很陌生，需要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