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仲達
香港中文大學上月發售英國社會主義學者David Lane的中文譯著《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及其替代》 （Global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the Alternatives (2023)），首月開售便榮登本地獨立書店「序言書室」頭十名，可見香港讀者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及解方仍然相當關注。
本地讀者未必對Lane很有認識，他是劍橋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多年來一直鑽研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替代方案，並探討蘇聯和東歐的社會轉型，近年來亦常到中國各院校進行分享。作為一個關注資本主義、以至新自由主義所製造的全球亂象及經濟危機的學者，他亦留意到全球各地都提出不同應對危機的「替代」方案，從改良資本主義、佔領運動，到反全球化各式各樣；然而，他認為若未能深入了解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全球化的運作機制，所謂「替代」成效相當有限，甚至其實只是依附當今體制而生，未有實際制出任何改革。
二戰後，資本主義曾經不是全球的「唯一方案」，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以及英國等西歐民主國家，亦一度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國內經濟活動深受國家主導與調控，並一度促成戰後復興與經濟增長。然而，這兩套體制去到七八十年代便逐漸失靈，最終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在世人眼中，這意味社會主義政治、計劃經濟的「失敗」，但Lane認為當時的「失敗」有其本質上與時局上的侷限，不能因而完全否定政策元素的可行性。事實上，當前的危機亦顯現，新自由主義同樣無法自我修復，以美國為首的中心強權亦持續受到中俄等「半中心」國家挑戰；在此基礎上，Lane因而提出一個名為「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的政經替代藍圖，試圖在兩個極端之中尋找一個平衡方案。
開出「藥方」 前，先釐清價值系統
一般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解，大家很直接已經進入具體的政策層面討論，譬如公共服務私有化（privatization）、放寬甚至撤除對市場經濟的規管（deregulation）、撤除國際間的「貿易壁壘」，以及為減低生產成本而將生產線或服務外判、長工轉合約制、工時被零散化等。然而，Lane認為過去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集中在這些末端「顯現」的具體措施或現象，甚至出現「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優點或缺點都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結果未能為當前的政治經濟狀況提出因時制宜的「藥方」。
因此他在第二章〈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含意〉便首先探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Lane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不應僅被視為一種經濟政策，而是一套「整全的社會理論」（comprehensive theory of society）。在思想核心上，它建基於「心理主觀主義」，假設由個體「自利動機」驅使的客觀選擇，能透過「交易秩序」（catallaxy）產生自發的市場均衡；對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市場是參與者有意識選擇的協調機制。Lane又澄清，儘管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計劃，但並不代表它們支持「無政府狀態」，而是認為政府應當扮演私有產權，以及競爭秩爭的捍衛者。他在第三章〈批判新自由主義〉便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子，提到不少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其實相當反對美國政府拯救那些過度放貸的銀行，認為他們是「罪有應得」。
主義任我揀 「初始不平等」視而不見
藉着這個例子，Lane指出我們現在眼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過是政治和經濟精英「選擇地性採納」。因此，他認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不應與全球化的影響、官僚化、錯誤的金融運作(過度放貸)以及國家地緣政治利益混為一談」，即使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政策的性質並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交織在一起，但還是應當區分開來」。這個界定是有意義的，全球各國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及經濟精英的利益基礎，即使是所謂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或是有共同的政策取向，但在執行上仍各有差異，與其說彼等精英是「新自由主義信徒」，倒不如說新自由主義一些特質能讓其比社會大眾更能獲利。
誠然，新自由主義的驅動邏輯確實滿足了「個體欲求」，但Lane亦指出，這套意識型態缺乏對「整體社會經濟」的考量，尤其忽略普遍的「初始不平等」問題，簡單來說，我們每個人的「起跑線」都不同，單就財產繼承、出生地的發展水平，即使在同一國家也可以有巨大差異（這個貧富差距更愈來愈大），而這些差異就已經大大限制了個體在交易上的「客觀選擇」。更甚者，資本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破壞了傳統社區，在「累積性因果」的螺旋下，落後地區陷入長期的結構性失業與社會失序。這一切均表明，單憑個體市場交易，根本無法解決當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剝削與危機。
全球化不同市場化 替代方案各有侷限
儘管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大行其道，但正如Lane在第九章〈從工業資本主義到全球資本主義〉中提醒，它與「全球化」並不全然掛勾。無可否認，全球化得以快速發展，有賴於資本主義的逐利動機驅動，面對國內市場飽和，企業透過發展海外生產基地及銷售市場來維持利潤增長，並同時促進「通過時間消解空間」的技術提升，繼而讓「知識、信息、商品、人員、資本和服務快速且無限制地跨越國界流動」。然而正如前面所述，政治精英「選擇地性採納」有利於自己利潤最大化的政策，因此真正影響全球秩序與競合，仍然是由他們掌握的民族國家，以及由這些民族國家及政治和經濟精英組成的各個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WTO、IMF等），而非「市場邏輯」。
在這個基礎上，Lane看到「替代」的希望。在提出自己的個人主張前，他先介紹各方先前針對當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譬如現在AI科技盛行下，有些人樂觀地相信全球的科技革新將帶領社會進入「後資本主義」時代，人類在科技協助下逐步擺脫既有剝削性的生產關係，並運用個人知識與創新能力來換取對等價值；另一批以行動導向則認為在社群網絡的協助下，發起「無大台」的佔領運動或反全球化抗爭，強調「人民」的主權與民主實踐；或是循體制途徑，以改良主義方式解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財富不均、重建市場規管手段。Lane認為這些手段，要麼過度樂觀，要麼只是在既有新自由主義框架之下小修小補，或是開闢短暫的另類空間，一旦經濟動盪再現，他們的「革新」旗幟也迅間灰飛湮滅。
英、蘇國家調控失敗源於僵化
為此，他回顧了過去社會主義在「失敗」前的嘗試——蘇聯，以及戰後的英國工黨政府。儘管兩者的實踐模式大相逕庭，但在戰後百廢待舉的情況下，兩國高度產業國有化，以及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均讓他們成功帶領國家走出戰爭陰霾，成功推動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非體力勞動人口持續增長。然而，隨着經濟體系規模擴大，以及面臨轉型，再加上70年代起國內經濟漸受國際市場影響與衝擊，既有的社會主義制未及因時制宜；尤其從內戰和民族主義誕生的蘇聯，其建國以來形成的「壓制性的政治文化」更令國家面對轉型期時過度主宰經濟活動，打擊社會的創新前進，使經濟增長面臨瓶頸，進而導致政體最終分崩離析。
然而，Lane並不認為（舊）工黨與蘇聯的終結代表社會主義的「全面失敗」，事實上，當初聲言能「解決問題」的新自由主義力量，主宰全球政治至今，不但未有帶來一個穩定繁榮的社會，反而持續製造各個經濟危機與國際衝突。他亦留意到，在美國為首的中心霸權以外，位處「半中心」的中國、俄羅斯，以至其他由國家強勢主導市場經濟，如巴西等新興國家，在維持與歐美不同市場邏輯與秩序同時，又與他們保持既互相較量又同時合作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他認為未來的「替代方案」，應從民選方式取得國家治權開始，並將改革視野從國內擴展至全球合作與治理，一改過去的「一國主義」思維，才能有效根治資本主義乘全球化之便而造成的全球危機。
讓國家再出場 倡以科技助調控
為此，他提倡了「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m）作為解方，嘗試在兩個極端之間作出平衡。具體而言，就是公共部門參與市場運作，但同時保留現有的私人商業運作模式，避免任何一方壟斷市場發展；政府同時實行計劃經濟及市場調控，確保商業與生產活動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不再由私人資本獨佔，並由國家重新分配；實施計劃經濟同時，為免重蹈過去共產陣營的專制主宰，Lane亦強調民主多元的重要性。他又強調，即使是海耶克等新自由主義理論家，亦認同對交易秩序需要監管與規範，才得以有效運作並讓每個個體進行符合主體欲求的交易。過去英國等奉行社民主義國家雖然透過國有化等實施市場調節，但並未訂定長期資本分配計劃；全面實施的共產國家卻因為「壓倒性」的政治結構，使其調控與真實經濟市場存在難以修復的落差。Lane因此認為，調控機關（政府）必須透過民主選舉制度而產生，甚至是企業本身，員工亦能參與運作。
他在替代方案中亦多着墨於「國有化」方面。Lane認為目標應限於「那些製造不正當社會特權並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財產，或對經濟進步構成障礙的財產」；又指出「對於未能對公眾負責、且明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公司，應被納入公有制、銀行和貨幣兌換、能源、自然資源、軍工和公共交通，將是公有制的主要領域」。Lane甚至認為，現有的「電腦技術的發展使得對有效平衡供需的價格進行計算成為可能」，故有基礎讓政府實施價格調控及計劃經濟，又指「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也會在高風險的長期項目上傾注大量投資」。
補充理論缺角 惟替代方案後繼無力
概而論之，本書在是少有著作系統地點出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並將全球化概念從新自由主義中剝離，使之不必成為前者的一部分或延伸；相對過往著作直接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橫空出世」，Lane補充了曾在戰後與資本主義並駕齊驅的左翼政治最終面臨「失敗」的政治經濟因素，上述分析均為讀者提供不少洞見。然而，擅於理論化或歷史爬梳並不代表他同時精於提出解方，儘管書名「替代」（Alternatives）顯出作者的雄心及宏大志向；正如書中前半部點出新自由主義如何透過全球化滲入全球各國的政治經濟運作，個別國家的左翼改革也難以一時三刻應對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及危機，Lane雖然清楚了解這種侷限性，卻無法提出具有同樣深度與廣度的「替代方案」，反而讓同樣有興趣探討「另一種可能」的讀者在完結後感到一陣空虛。
就政治制度言而，他強調「選舉競爭的政治形式將得以延續」，對一般讀者而言，這個觀點或許有點突兀：「目前不就是有選舉制度嗎？」——因為對Lane而言，他想像的「替代方案」其實是想把過去在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國家調控移植至發達民主國家。對他而言，計劃經濟和國家調控本身有其效用，只是共產陣營的「壓制性的政治文化」令政權未能有效應對80年代的政治經濟轉變；但在已經高度發展、高水平資本累積的歐美國家，Lane認為則相對具有基礎施行有關措施。
然而，政治學的基本知識就是「選舉制度」只是「民主政治」的其中一個元素，「保留選舉制度」嚴格而言是一個沒有意涵的口號。然而，正如Lane所批判，當今全球政治已經形成一群「全球政治階級」，從跨國企業到各國政治家、下至經濟專業、意識型態生產者（智庫、學者、媒體人）、傳播產業，維繫現有欠缺監管的全球化體系。當這個體系正是建基在既有的「選舉制度」時，為何Lane又會認為「有競爭的選舉」能讓「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有效運作呢？近年經濟危機與動盪讓左翼雖然再度被重視，但即使成功當選，若未有解決當前代議政制而產生公民與代議士在公共事務上的異化過程，左翼的執政終將曇花一現，甚至Lane提出的各種替代能否成為長期政策，亦是重大疑問。
國有化須考慮財政 企業「社會責任」難以衡工量值
Lane另外提出的國有化計劃及範疇亦非新鮮，甚至亦是不少社民倡議者一直呼喊重新國有化的產業，但這些產業並非如同一般以賺取利潤為目標的企業，而是理應由政府承擔人民命脈的產業，即使是虧本也應由政府承擔，並透過向富商、利潤增殖等徵稅以作維持。因此，要討論的不只是國有化問題，還有背後的財政支撐。
他似乎想以「國有化」一併處理，除了公共產業外，他又提到可向那些「缺乏社會責任」公司實行國有化，甚至實施類似大航海時代的「特許狀」制度，公司需滿足政府訂定的經濟目標及公共責任才能續期經營。然而，這些「責任」、「目標」的內涵依據何等準則釐訂？現時企業之間亦流行ESG、CSR、SDGs等責任倫理目標，這些標準又是否足夠？若這些都不足夠，政府又是否能夠確保國有化後的企業，能夠達致有關標準而又可持續經營？更別忘記，這些準則理應透過法律訂定，當這套法律將影響企業獲利及存續時，難道他們就不會派出代理人參選，影響標準嗎？Lane這種以衡工量值（KPIs）形式決定是否國有化指定企業，似乎比單純向富人開刀徵稅來得更浮動。
Lane的科技烏托邦與陣營思維
至於Lane把價格調控可行性歸因於「電腦技術」則是一個相當「科技烏托邦」（techno-utopianism）的建議，眾所周知，現在電腦有複雜計算能力，但如何計算、納入何等元素進行計算均相當視乎人為調整，要探討價格調控制度是否可行不是單純討論當前技術是否可行，而是討論如何調控。即使在目前沒有運用超級電腦進行全國性價格調控，也不代表各國政府沒有在個別項目上進行價格調控，譬如因為戰爭爆發而飆升的油價，又或是因氣候變化、天災而導致的特定糧食短缺，亦有見各國政府的價格調控。更重要的是，價格調控絕非純粹價碼上的數字計算與調整，背後更牽涉政府的資金補貼、貨品的實質生產或供應鏈控制，這些均關乎政府的收入來源以及資源在不同階級間的實質分配。
更令人不解的是，當本書花了一定篇幅分析「全球政治階級」的影響力，亦提到過去社會主義的「失敗」深受國際政經變局影響時，其對國際關係維度的探討卻顯得避重就輕。在探討全球階級結構變遷時，Lane卻過度著眼於地緣政治板塊抗衡的宏觀視角（中俄vs.歐美），卻暴露了其在推演全球替代方案時的盲點。誠然，中俄等國正持續向美國的單極體系作出挑戰，但並不代表它們是全球人民的「替代」，這些國家在本質上依然是全球資本主義剝削體系的一部分。
Lane忽視了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在對外輸出過剩資本，尤其利用債務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殖民式掠奪、對內殘酷剝削勞動力以及威權擴散等行徑，同樣對全球勞動階級造成實質傷害。一個以民主方式上台的社會主義政府，在面對多個強權的全球剝削式治理時該如何自處，甚至是否應該串聯其他國度的人民進行跨國抗爭，Lane僅以一句「全面討論替代方案的國際關係維度則超出了本書範圍」輕輕帶過，並單純寄望社會主義政黨能在個別國家執政以影響國際機構，這種推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中無疑是相當虛無且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