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shley Smith
譯：Andrea Melody Chuh & Drittes
本文原題是《危機新時代下的矛盾：帝國競爭、威權主義與反抗》，出自美國綫上雜誌Tempest。文章逐一分析美帝國在特朗普統治下的國際關係路綫突變的結果，這個突變本身又如何和特朗普政權威權化相關，民主黨如何不濟。然而這些災難也同時激化普羅大衆的反抗決心。原文編者按點出，作者「認為，特朗普的崛起並非憑空出現，而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新時代的一種特徵。」
我們已經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新時代了。這個時代的特徵是：充滿危機、帝國競爭、威權民族主義，以及來自底層、週期性且爆發性的反抗。特朗普政權短短一年的亂政 — 尤其是在伊朗戰爭問題上— 已將這些矛盾全面推向高潮。這場戰爭徹底終結了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於其陣營內建立、以及在冷戰後擴展至全球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帝國秩序。現在，美國成為了一個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奪取自身利益，無論對方是名義盟友，是競爭對手、區域強權，還是附屬國家，皆是如此。
特朗普的崛起正如其他威權民族主義者一樣，並非憑空出現。右翼在選舉中的成功，源自於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而且建制派政黨無力克服這些危機。他們的失敗引發了政治左右的兩極化。革命左翼的衰落，加上改良派政黨即使執政也無力兌現承諾，讓新右翼以威權民族主義的形式，成為了最大得益者。然而，他們推行緊縮政策、偏執排外、專找替罪羔羊的政治方針，同樣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甚至還削弱了他們建立霸權、維持穩定的統治能力。結果，政治不穩成為了現在全球的常態。
這些條件引發了一波又一波來自底層的反抗。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反抗仍是零星和階段性的，並未能取得勝利。主要原因是：階級、社會與政治組織的瓦解，令鬥爭無法維繫，並無法給建制派政黨和右翼提出替代方案。儘管如此，這些鬥爭仍然為廿一世紀的革命左翼開啟了新的可能性，重建反抗基礎，並凝聚少數的激進力量。
資本主義的全球衰退
從氣候變化、大規模移民，到新冠之類疫情等等，資本主義皆遭受多重的系統性危機。但最重要的兩個因素是：全球經濟衰退以及各帝國之間重新爭霸。這兩項因素是塑造我們新世代，最為關鍵的因素。2008 年的經濟危機引發了大衰退，終結了自 1980 年代起的長期新自由主義浪潮。
雖然資本主義得以存續，但它復甦的特徵是：獲利能力低，增長緩慢，並夾雜了經濟衰退，復甦也疲弱。從美國到歐洲、日本，這個體系的核心地帶不是增長溫和，就是陷入停滯。就美國而言，唯有高科技企業對人工智慧資訊中心的大規模投資，以及隨之而來的股市泡沫，才支撐了經濟成長。但隨著伊朗戰爭的爆發，這個局面現在已變得岌岌可危。就連中國—在大衰退後全球復甦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經濟體—其增長率也從 2000 年代的每年 10% 下降至今日不足 5%。
新冠疫情後大衰退引來的通貨膨脹，迫使美國和歐洲維持相對較高的利率，進而抑制投資與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過度投資、惡性競爭和低獲利能力，則在中國引發通貨緊縮，迫使其企業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尋找具獲利性的投資地點，同時出口過剩產品，並在這個過程中削弱各地競爭。
美國高利率與中國傾銷，二者結合，已在全球南方引發一場雙重危機。第一：高利率為負債累累的國家帶來重創，讓它們有可能再次面臨像 1980 年代般的債務危機。事實上，債權人現已開始要求全球南方各國政府實施緊縮肚皮的措施。第二：中國出口削弱了全球南方的本地製造業基礎，將之降級為主要向中國出口原材料，讓中國經濟體系持續擴張。
故此，我們就處於一場全球衰頹之中。這種狀況將持續下去，直到更深層的危機出來，清除掉世界經濟中所有缺乏競爭力的資本為止。眼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在阻止這個進程。它們救助那些被認為「大到不能倒下」的企業，擔心大規模破產以及重演 1930 年代式的經濟大蕭條。這種做法支撐了所謂的「殭屍企業」。這些企業的獲利能力極低，低得只能依靠不斷舉債來償還現有貸款的利息。結果，整個體系就這樣勉強維持運作。 相較之下，統治階級向工人階級實施了緊縮政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並打壓工資和各項福利。結果，全球階級不平等日益加深。同時，各國轉而實施保護主義、損人利己的政策，以保護本國資本免受其他國家資本的競爭衝擊。
重返帝國競爭
如此，全球大衰退更激化第二個關鍵危機：重返帝國之間的互相競爭——尤其是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即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冷戰時代華盛頓曾經主導一個單極世界秩序，然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長期的新自由主義繁華，惠及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一系列區域強權，催生了新的資本積累核心。
美國試圖透過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來維護其日漸受挑戰的霸權，但這個策略卻適得其反，導致災難性的挫敗。除此之外，經濟大衰退對美國、歐洲和日本都帶來了重創；反之，中國則透過大規模國家投資來維持其經濟繁榮，並帶動依附於中國的其他經濟體（從俄羅斯到澳洲，再到巴西）得以擴張。這些發展導致美國相比其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出現相對衰退，並催生了現今這種不對稱的多極世界秩序。美國仍然是最大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廣泛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美元仍然是世界儲備貨幣，並掌控有 800 個海外軍事基地的帝國，並利用這種權力來脅迫盟友，脅迫競爭對手以及所謂的「流氓國家」。
但它已不再是無可匹敵的霸權。中國如今是潛在的對等競爭者，而俄羅斯則藉其龐大核武庫和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成為一個龐然大物的區域強權，又假裝自己還是全球大國。這個情況之下，各個區域強權利用大國之間的衝突來奪取自身利益。例如，伊朗主導了所謂的「抵抗軸心」，並藉此在地區內建立對抗美國、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
面對這個新秩序，美國歷屆政府現已逐步放棄冷戰後華盛頓的策略，即是透過將所有國家納入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從而掌控資本主義運作的策略。奧巴馬政府透過「亞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戰略，率先啟動了向中國展開強權競爭。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將強權競爭確立為華盛頓的新戰略總方針，並明確點名中國與俄羅斯。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外交政策，把他認定的美國利益置於敵友之上。他開始拋棄自由貿易，轉向保護主義，尤其是透過提高對中國的關稅。然而，其政府內部的分歧、對傳統盟友的敵意、愛與競爭對手進行交易式協議，以及整體治理能力不足，令這個戰略未能貫撤地實踐。
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的強權競爭方針，但拋棄了他的單極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它試圖重建華盛頓的同盟結構（尤其是北約），並團結其附庸國，藉捍衛所謂「以規則為本」（rules-based）的國際秩序為由，來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同時，它對北京採取戰略性保護主義，並推行產業政策，以確保美國在高科技產業擔當主導權。尤其是，它希望將台灣的微晶片產能移遷到美國本土。 拜登利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北約支持基輔的民族解放鬥爭。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捍衛烏克蘭的自決權，而是為了削弱俄羅斯。但是，他的政府因為支持、資助和武裝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戰爭，徹底喪失了它聲稱支持國際法、人權和受壓迫民族的信譽。
反抗浪潮
全球衰退、日益加劇的帝國競爭，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系統性危機，重叠起來，破壞了世界各地社會的穩定，並引發來自底層各階級一波又一波反抗，從小資產階級到工人階級和農民。這些運動在政治上高度混雜，涵蓋範圍極廣，從右翼小企業的抗爭，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起義皆在其中。
在這些底層反抗中，對左翼而言最具關鍵意義的，是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進步階級與社會鬥爭，從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到美國「紅州教師罷工」（Red State Teachers Revolt）、「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聲援巴勒斯坦運動。這些運動是自196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跨階級反抗程度更猶如1929年經濟大肅條後的時代，反映人民對當代嚴重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已經忍無可忍。然而，這些運動，因爲過往挫敗與80年代後的退卻時期（period of retreat）所遺留的歷史包袱，而受到制約。這些退卻包括革命左翼的崩潰、工會組織率的急遽下滑，以至社會運動組織從以會員為基礎，淪為依賴撥款資助，並受制於資助條款枷鎖的非政府組織（NGOs）。
結果，工人和受壓迫者在缺乏階級、社會和政治抗爭組織基礎的情況下投入鬥爭，令到近年運動的普遍型態都趨向看似憑空出現、出現爆發性增長的規模，並一度對資本和國家構成挑戰。但它們的訴求往往「有破無立」，例如阿拉伯之春的口號是「人民要求推翻政權」，卻缺乏一個積極的替代方案。用一位分析家的話來說，這波反抗浪潮是「沒有革命者的革命」。
這些特徵令到這波抗爭存在各方面弱點，國家和資本可以用蠻力將其粉碎。中東和北非各地政權正是如此，或像福特基金會收編BLM領袖；改良派政黨更可以將抗爭引導至選舉的死胡同中，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來克服系統性危機和不平等。 面對國家和資本的強硬態度，在勝算渺茫的情況下，運動也可能在士氣低落中消散。 儘管如此，越來越多的倡議者從這些經驗中汲取教訓，認為有需要建立更堅實的階級、社會和政治組織，從而支撐起爭取具體訴求與改革的長期鬥爭，最終走向系統性變革。
政治左右的兩極化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反抗浪潮加劇了政治右傾和左傾的兩極化。全球各個資產階級政權和政黨既無法解決系統自身的棘手問題，也無法平息民眾的不滿。像中國、俄羅斯等非民主政權，更日益以強化的威權主義來鞏固統治；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憤怒的選民用選票將代表資產階級的傳統政黨趕下台，並在左右兩翼尋找替代方案。
然而，右翼卻是當前兩極化的最大得益者。革命左翼實在太過薄弱，無法提供替代方案；改良派左翼乘著反抗浪潮在多個國家贏得選舉，但受制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和資產階級的強硬態度，他們的選舉策略無法帶來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充其量只是推動了帶有人性面具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甚或更糟的是，部分改良派左翼背棄承諾，反過來對付其工人階級的基礎。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對希臘工人的背叛，到拉丁美洲「粉紅浪潮」的崩潰。
對建制派和改良派政黨的失望，讓威權民族主義政客坐享其成。儘管右翼政黨最初只代表一批激進化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只佔資產階級中的小部分人口，但在被原子化、遭受挫敗和士氣低落的工人階級群體中找到了基礎。結果，威權民族主義政權在世界各地激增，從俄羅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奧班、智利的卡斯特、阿根廷的米萊，到美國的特朗普，當然也不例外。
然而他們上台後所採取的「階級戰爭」、偏執和尋找代罪羔羊（特別是針對移民）的「解決方案」，同樣未能解決系統危機，也無法處理從其自身的小資產階級基礎到更廣大平民階層中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最終無法建立穩定的政權，甚至被迫下台，最近期的例子便有匈牙利選民用選票將將奧班趕下台。即使是威權國家，同樣面臨來自底層以及其他勢力的反抗，譬如習近平在新冠疫情期間採取的嚴厲「清零」政策引發大規模反抗（白紙運動），普京亦經歷了華格納集團的政變企圖。
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當新右翼面臨管治危機時，有些人會傾向轉向威權統治，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他在敗選後試圖發動政變以繼續掌權，但失敗告終。稍為值得慶幸是，至今甚少民主國家出現這種奪權手段。傳統資本主義政黨趁着改良派與右翼的挫敗，伺機重返權力核心。他們慣用的手段往往是挪用威權民族主義者的政綱，尤其是針對移民的攻擊。 然而，這種「戰略三角」（triangulation）（註：勝選政黨吸納並融合左右兩邊對手的政策主張，來建立威信之餘，減少來自左右兩邊的攻擊）不僅變相為右翼的論述背書，更進一步延續它們的生命力。隨着資產階級的統治日益動盪，各國政府正全面走向威權化，放棄尋求社會共識，改而依靠高壓強制來維繫統治。同時，他們在國際舞臺上也變得更具侵略性，幾個主要的帝國強權尤為明顯。
特朗普的威權民族主義
特朗普政府正是這波全球新右翼崛起模式的一部分，他能夠在2024年大選勝選，完全是民主黨「堅定擁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路線（及其所造成的危機）所一手造成的。拜登政府未能解決這些危機，眼睜睜看着工人因通貨膨脹而陷入貧困，亦延續特朗普首個任期時的大規模驅逐移民政策。在國外，它又加劇了帝國間的衝突，並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戰爭。
特朗普利用了民眾對民主黨的失望，但只能以微弱優勢險勝賀錦麗，贏得了大約一半投票選民的支持，但這個一半，亦僅佔整體約三分一選民而已。 和其他威權民族主義者一樣，他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共識，而是代表一個由億萬富翁和激進化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流氓集團。說到底，他在2024年大選中頂多贏得一個薄弱的民意授權，但無減其上台執政後的惡毒程度。
與首個任期不同，特朗普現在擁有一個完整的「2025計劃」綱領，以及一個由馬屁精組成的統一內閣，藉此積極推行其威權民族主義計劃。儘管他們之間存在分歧，但他們會無條件支持其領導人，包括他最瘋狂的衝動。在美國，他們發動了一場「階級戰爭」，為富人減稅、解僱政府僱員、剝奪其他人的工會權利、掏空社會福利，並解除經濟管制。他們透過經典的分而治之策略來實施這些計劃，將系統失敗歸咎於受壓迫者並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特別是新移民。他在未來四年向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預算注資850億美元，藉此擴編並大舉出動數千名新探員進駐佔領各城市、逮捕數十萬名移民，將他們關押在新建的集中營內，最終將他們全數驅逐回原居地。
在非理性的衝動下，特朗普也向他所相信的「深層政府」理論（deep state narrative）（譯按：美國右派或者極右派指責代議民主無法運行，是因爲政府被一群隱藏起來的「壞人」所挾持）「報復」，削減了整個對美國資本主義再生產（reproducing U.S. capitalism）至關重要的政府官僚機構（如美國衛生研究院），以及管理美國帝國主義的機構（如國務院）。取代專業管理人員的，是他任命的右翼政客、意識形態狂熱者和走狗。他還將這種攻擊延伸到私人領域，包括針對精英高等教育，而這些教育機構負責培養未來的行政總裁、科學家、專業人士和國家管理人員，對美國資本主義及其國家機器都必不可少。特朗普此番舉動似乎只是想「讓美國再次愚蠢」（Make America Stupid Again）。
撕毀帝國秩序
在國外，特朗普很大程度上無視資產階級和國家管理者的意願，撕毀了美國在二戰後建立、並在冷戰後形成的全球秩序。特朗普政府並非孤立主義，而是為了追求所謂的「美國利益」，以掠奪性的霸權手段，將盟友與競爭對手一併視作抗衡目標；這些主張，在特朗普任內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至副總統萬斯、國務卿魯比奧發表過的演說都被一再重覆提及。
他們宣稱透過「美國優先」來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的，徹底放棄歷屆政府管理全球資本主義的計劃。在地緣政治方面，他們正退出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等由美國建立以監督世界的多邊機構。特朗普甚至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等人道援助項目的資金是「腐敗的福利計劃」而將之大幅削減，這些項目過去曾爭取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今日所爲變相亦是美國放棄向這些國家輸出軟實力。
在經濟方面，他放棄了自由貿易全球化，針對盟友和競爭對手築起了一道保護主義的貿易高牆，但此舉卻引發了國內外的強烈反彈。國際社會中，中國並未像多數國家那樣選擇妥協，反而與特朗普政府硬碰硬，透過對加工稀土實施嚴厲的出口限制予以反擊，迫使特朗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調低關稅。國內，資產階級以及作為特朗普鐵票倉的小資產階級農民也聯手施壓，迫使他為這些群體提供關稅豁免。同時，最高法院更裁定他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關稅屬違法行為，迫使華盛頓當局只能重新制訂計劃，試圖利用其他行政權力（301條款）來維持這套新的保護主義。
最後，在軍事方面，特朗普政府更加倍押注硬實力，將五角大樓的預算大幅提高至超過1兆美元，近期特朗普甚至提議提升至1.5兆美元。同一時間，他又選擇從維持全球秩序中退卻，並要求其在歐洲和亞洲的名義盟友承擔起自身安全的重任，以便美國能專注於粗暴的砲艦外交，在拉丁美洲開闢勢力範圍，擴大美國在當地利益。
其新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目標是將拉美鎖定在其統治之下，鎮壓反對者，並將中國排擠出去。特朗普已經威逼巴拿馬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委內瑞拉發動政變以奪取其石油控制權、威脅接管格陵蘭島以建立基地並宣稱對北極資源的權利，並對古巴實施了殘酷的封鎖，威脅進行政權更迭，迫使當地其向美國房地產資本開放。
雖然拉美是特朗普的頭號目標，但他的野心更遍及歐亞和中東。在歐洲，他支持極右翼勢力以恢復「白人文明」和帝國主義的驕傲，並持續向歐盟施壓要求放寬管制，以及欺壓北約成員國增加軍費開支及自行管理包括俄羅斯威脅等安全問題；甚至幾乎出賣烏克蘭，向莫斯科低頭妥協，將東歐拱手相讓予對方重建其勢力範圍。
在亞洲，他宣稱將維持目前美中抗衡的局勢，但又不時暗示可能與北京達成協議，讓出一個勢力範圍。在中東，他支持以色列消滅加沙的哈馬斯，在那裏強加一種掠奪性的「和平」，並瓦解地區上其餘的所謂「抵抗軸心」，特別是伊朗。戰爭之後，特朗普希望擴展所謂的《亞伯拉罕協議》，以實現以色列與中東地區各個政權的關係正常化，但前提必須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而非中國和俄羅斯。
惡者生存
這輪外交政策反映特朗普已經放棄了所謂的「以規則為本」的全球秩序，毫不掩飾地推進其狹隘的經濟利益，取而代之是正在建立一個新的無秩序狀態世界，在這裏強權即公理，大國爭奪主導權，而用修昔底德的話來說，弱者只能「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
儘管歐盟等其他勢力可能渴望回歸「以規則為本」的秩序，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適應來自美國和其他大國的壓力，遵守其弱肉強食的規則。加拿大總理卡尼在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了一場令人震驚的演說，嚴厲批評這種新的全球無秩序狀態，並為昔日「以規則為本」的秩序致悼辭。儘管他承認過去的「以規則為本」也是假象，但至少曾經對大國還有一些政治和經濟上的約束。
卡尼提到，特朗普已經摧毀了這一切，因此像加拿大這樣的其他中等實力國家必須認清事實並作出對應，否則他們「不會在餐桌席位上，而是在菜單上」。卡尼認為，不管喜歡與否，加拿大必須將其帝國利益放在首位，而他已經着手有關計劃：增加國家的軍事預算、宣稱對北極的主權，並與美國的競爭對手（如中國）達成經濟協議。其他美國盟友也在採取同樣的行動。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是，丹麥竟然計劃將軍隊部署到格陵蘭島，並炸毀其機場跑道，以阻止美國的入侵。 所有國家都在適應特朗普這種「惡者生存」的競爭。歐盟、北約以及各個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不信任美國，並認清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開闢自己的道路。 歐洲列強不顧美國反對，正與中國和拉丁美洲達成貿易協議，大幅增加軍事預算，並透過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工資和福利來對工人實施緊縮政策。俄羅斯已經建立起戰時經濟，為其帝國式入侵烏克蘭提供燃料；在亞洲，日本也在採取同樣的行動；華盛頓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正處於新一輪的全球軍備競賽之中。
伊朗——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隨着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帝國主義戰爭，以及美國和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所謂「以規則為本」的秩序早已經支離破碎。加諸當下在伊朗的戰爭，特朗普把僅存的秩序殘骸也摧毀掉。他成功在委內瑞拉綁架馬杜羅，並將其政權殘餘勢力變成美帝僕人後，嚐到甜頭的特朗普以為他與以色列可以在伊朗如法炮製。最終卻自食其果，德黑蘭發動了一場區域戰爭作為回應。
雖然美國和以色列共同發動了這場戰爭，但他們的戰爭目的各不相同。特朗普一直尋求委內瑞拉式的解決方案，他希望在政權中找到一個能扮演像卡拉卡斯（委內瑞拉）的Delcy Rodriguez（現任代總統）那樣角色的人物，在服從美國指令的條件下達成生存協議。他希望一個重組的伊朗政權隨後會與阿拉伯國家一起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並實現與以色列關係的正常化。
相比之下，內塔尼亞胡的意圖是摧毀整個政權，使伊朗「巴爾幹化」，並消滅其盟友，以確保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以色列的區域霸權。因此，正如特朗普所承認，以色列殺死了華盛頓希望與之達成協議的伊朗領導人，破壞了華盛頓的目標。毫不意外，以色列將其在伊朗的閃電戰與針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新攻勢結合起來，配合其在加沙持續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擴張，它的目標是開闢自己專屬的小型帝國——大以色列。
雖然是以色列施壓特朗普發動這場戰爭，但特朗普並非被牽着鼻子走；以色列亦沒有喧賓奪主，就連內塔尼亞胡在接受福斯電視臺時事評論主持人Sean Hannity採訪時也嘲笑了這個想法。當Hannity說：「有人會說，『哇，是以色列總理把他（特朗普）拖下水的』」時，內塔尼亞胡笑了。他說：「那太荒謬了。特朗普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領導人。他做他認為對美國有利的事情。」
因此，特朗普是出於自己愚蠢而發動了戰爭。他不是以色列的傀儡，但他犯下災難性的誤判。伊朗不是委內瑞拉，它是一個久經沙場的神權政權，在少數人口中擁有忠誠的基礎；它曾進行過區域戰爭，並屢次鎮壓其工人和受壓迫人民發起的民主起義；而且它已經準備多時，不僅要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中生存下來，還要發動毀滅性的反擊。
災難性後果
因此，當特朗普發動這場戰爭時，伊朗抵擋了攻擊，並向以色列、所有阿拉伯國家甚至北約強國發射導彈和無人機作為回應。它襲擊了土耳其以及位於塞浦路斯和Diego Garcia的英國基地（譯按：屬查戈斯群島一部分，英國近年有意將之歸還予毛里裘斯，但美國相中其位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而有意將之收購）。他們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切斷了向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氣運輸。
結果導致油價螺旋式上升，威脅著全球經濟增長，並引發通貨膨脹——資本主義「滯脹」的噩夢。如果衝突升級，全球經濟面臨的危險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早前，當以色列襲擊伊朗的天然氣田時，德黑蘭的回應是攻擊卡塔爾位於Ras Laffan的液化天然氣加工廠，該廠為亞洲供應了大量的液化天然氣。這次終於激怒了特朗普，迫使他告訴以色列克制，不要再作進一步的襲擊，但損害可能已經造成了。卡塔爾報告指，修復有關工廠將需要3到5年時間。有分析家指，中東戰爭將引發一場「末日浩劫」——堪稱史上最嚴重的石油與天然氣危機。
然而，這場戰爭的衝擊遠不止於此。有別於外界的刻板印象，中東經濟對全球的重要性，絕不僅限於石油範疇。海灣國家已將自己轉型為工業、國際旅遊、商業航運和金融資本中心。這些領域的中斷將對整個系統造成毀滅性打擊，更重要的是，對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農民也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戰爭與海峽封鎖切斷了該地區的化肥出口。隨着全球各地在未來幾個月陸續進入播種季節，目前局勢恐將引發化肥短缺，並導致價格飆升。全球北方的農民或許有能力承擔成本，並吸納市場上大部分的供應量；但全球南方的農民將被擠出市場，面臨短缺之苦，並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化肥和燃料成本增加的結合，將引發全球北方的食品價格飆升，以及全球南方的飢荒。
戰爭也阻礙了中東向全球出口各種影響經濟命脈的石油副產品，例如作為全球塑料製造的關鍵成分之一的石腦油，從包裝到汽車和戰鬥機等幾乎所有物品也須用上。另一個例子是氦氣，它是製造晶片必不可少的原料，沒有它，當今的高科技經濟就無法運作。
此外，該地區的港口和機場是國際旅遊和商業轉運的重要樞紐，它們的中斷正給世界經濟帶來各種問題。即使霍爾木茲海峽和機場重新開放，企業現在也無法完全相信它們是可靠的運輸和商業樞紐，繼而對其投入巨額的投資、基礎設施以及貿易和旅遊路線產生質疑。
最後，像阿聯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已經將自己變成了國際金融、資本流通中心。他們利用資金投資各種事物，特別是人工智慧數據中心，不僅在他們自己的地區，還投資在美國。現在，企業不得不懷疑海灣國家數據中心的安全性；海灣國家亦無可避免地從國際投資中撤資，將資金回流至母國重建基礎設施。這種撤退將削弱美國的數據中心熱潮，並可能刺破高科技泡沫——美國資本主義增長的主要支柱。因此，這場戰爭正在破壞整個資本主義運作體系。
升級的邏輯
特朗普因而陷入了自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的帝國主義危機，甚至可能更糟。直到停火之前，美國、以色列和伊朗都陷入了不斷升級的邏輯中，看不到明確的盡頭。 伊朗政權面臨存亡威脅，將會拚死一搏、擴大戰爭規模，迫使中東地區和世界各國，強迫美國和以色列停止戰爭，並防止另一場戰爭的發生。毫無疑問，他們戰後將會決心製造核武器，以震懾任何未來的攻擊。
伊朗的反擊迫使美國和以色列作出回應，延長了特朗普原本希望能速戰速決的戰局。因此，特朗普就像一個學術不精的「魔法師學徒」（sorcerer’s apprentice），自己開戰卻落得不斷失控局面；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雖然是為了切斷伊朗出口，但同時加劇了對世界經濟的損害。
在這場危機下，特朗普讓步了，同意停火，但他一個目標都沒有實現。伊朗政權仍然屹立，它仍然擁有核武庫，保留了足以威脅地區攻擊的大量導彈和無人機能力，並承諾繼續支持其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門的地區盟友。霍爾木茲海峽在現階段仍然被封鎖，談判陷入僵局，世界經濟正處於一場更大危機的懸崖邊緣。
伊朗政權顯然相信它能比美國更長久地挺過這種僵局。雖然特朗普明顯想達成協議，但他無法接受一個進一步羞辱美國的協議。與此同時，以色列則叫囂着要在伊朗和黎巴嫩發動更多戰爭。
無論發生什麼事，美國都正處於一場不斷惡化的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危機之中。世界經濟遭到重創，現在中東沒有人能信任美國，它在當地的軍事基地和防禦系統不僅沒有保護沙特阿拉伯等附庸國，反而使它們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另一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會冒險違背中東民眾的意願，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當地人民現在對美國和以色列感到極度憤怒，進一步使得特朗普的《亞伯拉罕協議》瀕臨破局危機。
特朗普徹底疏遠了華盛頓的所有盟友，開戰前他未曾預先告知他們有關計劃。如今隨着美國陷入危機，沒有任何盟友願意為特朗普解圍，一律拒絕加入他的戰爭並派遣船隻去打通霍爾木茲海峽。到目前為止，他們都希望置身事外，對特朗普的批評越來越強烈。德國總理關於伊朗羞辱了美國的言論，激怒了特朗普，他大發雷霆地威脅要撤走華盛頓在歐洲的所有軍隊，威脅到整個北約聯盟。
對美國來說更糟的是，特朗普的戰爭使華盛頓的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和中國得益。為了不顧一切地降低石油價格，特朗普放寬了對俄羅斯石油出口的制裁。普京因而不戰而勝，這筆「及時雨」資金有助挽救俄羅斯當前陷入的財困，並使其能夠升級對烏克蘭的帝國主義戰爭。儘管俄羅斯透過提供軍事情報來援助伊朗，特朗普還是放寬了對俄羅斯的制裁；意識到自己的優勢，普京甚至提議，如果美國停止支援烏克蘭，他就會暫停情報共享。
中國同樣樂見美國陷入另一場災難性戰爭的泥沼。雖然它失去了來自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但目前它可以依靠其龐大的化石燃料儲備，並可以加大對俄採購合約，從俄羅斯引進更多能源供應，進一步鞏固他們「無上限的友誼」。然而，中國也無法在戰爭的衝擊中獨善其身。其製造業將面臨關鍵原料斷鏈的困境，全球不景氣也將打擊其作為經濟增長主引擎的出口市場。此外，負債國的還款能力日益艱難，恐使中國的金融資本面臨巨大風險。
特朗普日益加劇的國內危機
特朗普的戰爭將加劇他的國內政治危機，原本就極不受歡迎的他，現在面臨MAGA領導層內部的分裂，像Tucker Carlson（時事評論主播）等人物就反對這場戰爭。 他也疏遠了部分投票給他的選民基礎，這些人天真地以為特朗普會讓美國遠離「無盡的戰爭」。這場戰爭遙遙無期，注定了共和黨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如果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話）會遭遇失敗。民主黨將奪回眾議院，甚至可能是參議院，用聽證會束縛國會，阻擋所有立法，並試圖彈劾特朗普及其內閣成員。
特朗普知道這一點，因此他正轉向越來越獨裁的手段來維持權力。他試圖透過不公平地劃分選區和壓制選民來操縱選舉，最近的例子是《拯救美國法案》，該法案將有效剝奪數百萬人的投票權（譯按：要求選民必須親自出示身分證明才能投票）。最高法院最近的裁決也幫了特朗普的忙，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選區劃界，剔除了該方案中增設的第二個黑人多數選區；他們的決定實際上掏空了《選舉法案》，有可能使選舉回到自「Jim Crow時代」（譯按：指美國內戰後，美國南方為恢復白人的政治優勢，透過人頭稅、識字測驗、居住登記等手段，系統性地剝奪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以來未曾見過的白人至上主義。路易斯安那州竟為了圖利共和黨的選區重劃，不惜強行煞停法定的政黨初選程序，創下了極壞的政治先例。
更令人擔憂是，右翼陣營的一些人（如班農）主張特朗普應將ICE部署到投票站，早前特朗普已經將ICE部署到全國各地機場來試水溫，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規範已經岌岌可危。唯恐有人認為這是誇張之詞，V-Dem、自由之家，以及Bright Light Watch三項新研究發現，美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墮向獨裁統治。
面對這場不斷惡化的危機，民主黨在過去一年裏幾乎是在躲避。他們採取了選戰「軍師」James Carville的「負鼠策略」（possum strategy）——說穿了，就是面對猛獸威脅時直接裝死。儘管像桑德斯和 Alexandria Ocasio-Cortez（民主黨國會議員，同時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成員）等非建制派，不斷號召群眾採取行動對抗億萬富翁階級，但其他民主黨人卻守株待兔，希望特朗普會逐步自耗精力並敗壞共和黨的名聲，從而讓他們能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隨後就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企業旗手，如加州州長紐森或伊利諾州州長普立茲克（凱悅酒店為其家族企業），甚至更糟的是，重新求助於支持在加沙種族滅絕行動的賀錦麗，並在2028年贏回白宮並「恢復原狀」。
說實話，直到明尼阿波利斯發生針對ICE的大規模罷工之前，民主黨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抵抗特朗普。抗爭後，他們才敢挑戰ICE和國土安全部（DHS）的資金，但如同他們對待警察的做法一樣，他們的訴求並非廢除ICE這支種族主義的打手隊伍，而是要求其探員佩戴隨身攝錄機、接受更多培訓，並且停止戴面罩。伴隨著這些「改良」，他們竟然承諾給予ICE更多資金！大家無須為此感到驚訝，因為自2003年成立以來，民主黨就為 DHS 和 ICE 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而且，在奧巴馬和拜登的領導下，他們利用 ICE 和邊境巡邏隊驅逐了數百萬人。
面對特朗普在伊朗挑起這場災難性戰爭，他們所謂的「反對」更顯得可悲至極。為甚麼？ 因為他們與共和黨一樣，承襲了美國帝國主義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的決心：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因此，他們最初的反對只是程序上——特朗普沒有為戰爭提供充分理由，沒有根據《戰爭權力法》獲得國會的支持，也沒有計劃或明確說明的目標。 而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特朗普這場愚蠢的戰爭削弱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能力。 雖然黨內一些改良派譴責了這場戰爭，但他們仍然被困在一個帝國主義政黨中，這個政黨既反動，又在緊急時刻失去能力。結果，即使選舉以任何正常方式進行，民主黨都極有可能贏得中期選舉，但他們仍然極不受歡迎，並且無法為資本主義危機和民眾的不滿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只有抗爭 才有希望
與民主黨不同，工人和受壓迫者已經以行動反對特朗普，並產生了大規模且具有五光十色的反抗。其中一些抗爭早於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前就已經存在，例如聲援巴勒斯坦運動，儘管遭到國家鎮壓以及自由派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的敵視，該運動依然堅持不懈。大多數其他反抗浪潮，則是基層與社會大眾被打壓後的反攻，特別是反抗 ICE 針對移民發動的戰爭。
所有這些力量在明尼阿波利斯匯聚，最終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罷工和抗議，迫使特朗普退讓，解僱了邊境巡邏隊指揮官Greg Bovino，將國土安全部部長Kristi Noem降職，並撤回了數百名 ICE 和邊境巡邏隊探員。這場反ICE的起義，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蓬勃的抗爭經驗和網絡之上，包括了反對警察暴行的佛洛伊德起義（George Floyd uprising）、工會組織與罷工、移民權利鬥爭，以及由原住民領導的氣候公義運動。 但美國其他大部分地區都缺乏這種孕育抗爭的土壤，即便是在那些少數具備抗爭陣地的地區，激進派與革命左翼的力量，也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薄弱。這些因素阻礙了抗爭組織與政治的全國串連。
儘管如此，這場抗爭也正孕育出新的社運組織與新一代左翼。在全國的反抗浪潮中，最具規模的兩股力量，當屬「不可分割」（Indivisible movement）和「五一強大」（May Day Strong）兩個平臺。「不可分割」是由兩位民主黨組織者成立的，因此他們發起抗爭的目的，其實只是為了催出基本盤，最終轉化為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選票；他們的方向，其實是循着「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方向發展，將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政黨（民主黨）結合起來，從而爭取自由主義的改良。
他們已經舉行了三場大規模的「反對國王」集會，但基於與民主黨的聯繫，他們傾向將聲援巴勒斯坦的參與者排斥在外，甚至表現出不願將反對伊朗戰爭納入其中。 他們的策略是將數以百萬計的示威者轉變為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中的助選大軍。但是，正如我們從過去汲取到的慘痛經驗，民主黨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並非合適的「替代」，更甚者，參與抗爭的人士對更激進的想法和策略持開放態度。
「五一強大」則由芝加哥教師工會牽頭成立的，他們將工會、移民權利團體、其他社運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聚集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工人階級力量統一戰線的雛形。不過他們同時涵蓋「不可分割」和另一個自由派為主的「5051運動」中堅力量，並一直受到左翼工會官僚機構視野的限制。即便如此，他們成功讓五一勞動節重新回到大眾視野，並透過內部培訓「武裝」基層工會，從而為日後對特朗普發動政治罷工做好準備；上月的五一，他們提倡「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從而成為左翼在全美國的載體，並以2024年韓國對抗尹錫悅戒嚴的「總罷工」為仿效目標，在美國國內累積力量，藉此挑戰日益威權的特朗普政權。
話雖如此，他們並未在美國遍地開花；加上工會官方機構與民主黨改良派的聯盟，「五一強大」終有一日也可能被民主黨收編。令人不安是，「不可分割」在這個過程中的表現相當「突出」。然而，「五一強大」仍然是革命左翼在建立反抗力量中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更關鍵是未來如何建立能與全國抗爭網絡接軌的相應地方組織。這是我們鼓動大規模的、獨立的工人階級行動來推翻特朗普政權的最佳機會；只有這樣的陣線建立起來，我們才能有難得一遇的契機，進行最大規模的動員及工潮推翻特朗普。
革命左翼的重生
空間。事實上，現在所有的政治組織，從改良主義到新斯大林主義，再到革命社會主義，都在發展壯大。一場為充滿危機和階級鬥爭的時代塑造新一代政治、戰略和戰術的鬥爭正在進行中。
Tempest認為，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傳統，提供了此時此地在通往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上奮鬥的最佳方式。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具備地方支部的組織來實踐這些政治理念，藉此避開那些曾讓左翼前輩寸步難行的「微型政黨」陷阱——那種強求意識形態的絕對純潔、宗派主義、極左路線，以及脫離現實群眾鬥爭的閉門造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