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世界的三罷及其領袖、記錄者兼烈士鄧中夏——《省港大罷工簡史》再版代序

區龍宇

作者按:此文有一小部分來自較早的一篇文章《被黨國遺忘的三罷——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發表於2026年8月21日的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21comment/

經過了一九抗爭,中共取消香港自治權,香港人經歷了淪陷或者大流散。這種「家園被毀」的時刻,往往誘導受害者回望歷史。其中一個值得回望的,就是省港大罷工。剛巧,2025-26年,是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 — 之所以橫跨兩年,因爲它罷了16個月的工,要到今年十月才算100周年完結。所謂省,是指廣東省/廣州。那時候,很多香港打工人,來自廣州及周邊地區。25萬人發起總罷工後,香港癱瘓了。工人也連群結隊囘廣州。幾代香港人都熟悉的「三罷」[1]、「行路上廣州」[2]等名詞,都與省港大罷工很有淵源。

省港大罷工紀念官方沉默

省港大罷工發生於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之間,時長之久曾經世界居首。這次大罷工發生期間,正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時期,也是受其領導。沒有這次罷工,國民黨在廣州的政府就很難立足,共產黨及剛成立的總工會也很難那麽快擴大其工運基礎 — 他們當時在香港只有幾十個黨員。之所以能夠成事,根本原因在於,一場社會大革命早已在全世界,在中國,悄然踏上歷史舞台。

然而,在2025-26年的今天,國民黨沒有,連共產黨也沒有,連它的全國總工會也沒有紀念省港大罷工(總工會成立與大罷工同年,且直接相關)。今日國民黨無論矣。2025年4月28日,中央慶祝全總成立,習近平致辭,省港大罷工紀念卻隻字不提。[3]更稀奇的是,去年6月22日,余衡方在明報報道[4],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該年1月原擬在6月紀念省港大罷工暨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100周年,還徵集論文。最後全部無疾而終。作者問:「這場『沉重打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統治』的『壯舉』,內地竟然沒有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嗎?」

更為諷刺的是,1926年也恰好是英國總工會舉行第一次總罷工。英國國體與中國不同,很難想象政府會去紀念什麽總罷工。但這一年,英國工會界、社運界、學界都有大大小小許多紀念和研討會。大陸呢,從政府到民間都對自己有相當影響的大罷工鴉雀無聲。

香港工聯會的愛國論

只有香港工聯會比較認真紀念。但它要紀念的,又是什麽?工聯會去年6月21日舉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大會,出席者包括香港官員、大陸及香港的工會代表等共500人。[5]會長吳秋北强調「在國家蒙辱的…關頭,上海『五卅慘案』的槍聲,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省港大罷工不僅是一場的工人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鬥爭」。在這篇不長的報道裏,「愛國」兩字共出現了25次。

這次紀念前九年,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連同一些學者及工會界,已經開過一次「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研討會」,兩年後還出版了論文集。工聯會文膽周奕既在會上做了報告,後來也寫了兩篇文章,重點也放在「省港大罷工是愛國運動」上面。[6]其實呢,歷史真相是,大罷工既是反帝愛國運動,也是民主運動。兩者不可偏廢。因爲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六大訴求中,就有四項民主與自由要求 — 要求普選、各種政治自由(包括罷工自由)、無論華人西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參看余衡方上文)。到今天,香港人還是沒有普選權呢。大家就知道這次大罷工的歷史意義多麽大 — 香港的群衆性民主運動,要再等到21世紀才重拾普選要求呢。

周奕還說,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沒有經濟訴求的反帝反殖的政治性大罷工。」[7]那就有點笑話了。余文就列出了其餘兩項經濟要求:

  1. 制定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制、廢除包工制、强制實施勞動保險等;
  2. 取消原有租屋條例,減租二成;[8]

大罷工不只愛國,還要民主

大陸對省港大罷工隻字不提,爲什麽呢?你懂的。香港工聯會雖有紀念,其會長卻把「民主自由」和「分配正義」開除出「運動意義」,只剩下「愛國」兩字。爲什麽要閹割省港大罷工的民主和分配正義的靈魂呢?是不是不想惹火上身?試想,如果會長如實報告,不服氣者出來質問:「我們到今天,不要說八小時工作制,連工時上限也沒有,更加沒有普選權!一百年過去了,你中國政府收回香港都快卅年了,這些起碼政治和經濟權利都不見蹤影!還債呀唔該!」會長如何回答?

這也是爲什麽,中共的史官和宣傳,都把近代人民反抗,只解釋為愛國運動 —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省港大罷工也是愛國運動。工聯會在愛了25次之後,「愛國」早就置換為愛黨了。且看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教授怎樣「理論聯繫實際」吧!他說:「西方國家仍在打壓中國,因此紀念這場大罷工具有現實意義。」[9]「我們要弘揚前輩不畏強權、敢於鬥爭的愛國精神,讓香港更繁榮、讓祖國更強大。」[10]經過2019-20至今的大鎮壓,大家都懂得「敢於鬥爭」是什麽意思吧。所以,這種紀念不過是拿一場勞工民主運動來為自己的專制獨裁墊底。

省港大罷工當然也有反殖愛國成分。它本來就是全國學運和工運反抗列强的高潮的一部分,而起點則是五卅慘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資綿厰工人罷工,日本大班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5月30日,數千工人和學生在上海抗議,被英國巡捕在租界打死十幾人,引發全國抗議。6月23日,五萬示威者在廣州游行經過市内的沙基,被英法租界巡捕掃射,打死五十多人。很快,受過香港1922年海員大罷工洗禮的香港工會,此時立即決定罷工,十幾萬工人回廣州。同時罷工委員會宣佈從廣州全面封鎖香港進出口(因其糧食與日用品仰賴廣州)。殖民政府以軍艦護送商船偷運商品,工人就組織武裝糾察隊和法庭,從廣州封鎖香港進出口16個月,完全癱瘓香港。當時罷工領導者鄧中夏就說,罷工委員會簡直就是廣州政府之外的第二個政府。另一方面,罷工運動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13人罷工委員會,由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選出,後者是最高權力機關。大會以罷工者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共計代表八百餘人,間日開會一次。[11]但省港大罷工,只是五卅所引爆的全國革命一部分。罷工委員會剛結束封鎖香港不久,同年10月23日上海工人就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軍閥孫傳芳的政府,屢敗屢戰,第三次起義才成功,事後還把政權送給北伐的蔣介石這位「國民黨左派」(國共合作嘛)。

所以,100年前華工之「愛國」,是愛那個軍閥橫行的假民國嗎?反帝,只為趕走列强再迎來一位中國皇帝嗎?當然不是。罷工者與革命者所愛的,首先出自「愛護自己河山和家園」的樸素感情,第二呢,是追求未來理想的共和民主中國,而不是愛那個假民國。當時國共兩黨,都是成立不久。[12]陳獨秀所領導的共產黨很快就投入微薄的力量發動工運,而香港當時也有工會願意罷工,但如果沒有當時已經開始高漲的全國反帝民主運動,那麽無論國共兩黨都不足以動員這次全國反抗高潮的。從這角度來看,可説兩黨與群衆反抗,兩者一拍即合。但還有一層。中國的革命高潮本身,又是因爲一次國際性社會革命高潮的餘波。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各國皇室、財閥以及其他統治集團之間的分贓戰爭,拿人民作炮灰。它在1918年結束,但不是統治者自己去結束,而是被各國反戰軍人和民衆起義/抗議才結束的。然後,這波國際革命浪潮繼續燃燒到1920年代,再燃燒到中國全境,1922年全國爆發大型罷工一百多起,香港海員大罷工只是其中一個精彩環節。這個背景也決定了工運的急速政治化。1923-25年間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國民會議運動,謀求全民制憲,而當時全國工運,包括廣州工運,也積極參與。所有這些抗爭,事後才知道,亦不過是來臨中第二次革命[13]的預演。而五卅運動就是革命正戲前的序曲,是工人、學生、進步知識分子要民主自治的革命。人民是主體。外抗强權,内除國賊,則是主體的延申,而不是倒過來;革命政黨也同樣是群衆主體的延申而已。工聯會那種「唯黨史觀」根本顛倒黑白。

也可以説,這次革命,也是人民討債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來答應了民主共和,然而被袁世凱及其軍閥背叛了。十幾年過去了,現在人民要索還被偷走的國家。然而,華人的民主革命經驗實在太淺,對「革命黨會背叛革命的啊」的世界經驗所知太少。在革命高峰中,孫中山死了,國民黨變成蔣介石的國民黨,掉頭就鎮壓革命。它其後的行憲,當然也是假的。共產黨變成被追剿的「共匪」,跑到農村去革國民黨的命了。天旋地轉之後,共產黨又推翻國民黨,又答應行憲。然而不久大家又發現,1954年行憲也是假的。建國後,工人還是沒有民主,答應給農民的土地,過幾年就被「人民公社」收回,還要為毛澤東的「大煉鋼,大辦田」餓死。無論國共兩黨,都以民主革命起家,又都背叛革命,殘民自肥。雖然,這也不等於所有這些被背叛了的革命,所有那些烈士和義人,都完全白白犧牲。不是的。100年前勞動者沒有絲毫人權可言,打死打傷工人也可以不受法律制裁。21世紀這已經不會是常態了。何況,這些背叛人民的黨,雖然可惡,不過它們也不得不繼續現代化國家,而同樣獨裁的共產黨,也的確在這個方面做得比國民黨好(雖然一樣貪污),在間接意義上有助於改善勞動者生活。承認這點也不等於要像所謂坦克左派那樣,因這點成績而去歌頌共產黨。相反,我們還是要繼續向它討債的,我們這一代討不了,就一代代人繼續追債,首先就是六四的債。

鄧中夏:大罷工的領導者和記錄者

現在回頭再談一下省港大罷工的一位傳奇領袖 — 鄧中夏(1894-1933)。他既是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又是它的記錄者 — 他事後寫了一本《中國職工運動史1919-1926》,主要記述五四運動前後一直到第二次革命(1925-27)中工運的重要角色,其中兩章關於香港,分別是第四章的《海員大罷工》和十三章的《省港大罷工》。他也是烈士,1933年被國民黨殺死。一個工運革命家,既領導了這次罷工,又同時寫下兩次罷工高潮,這是非常罕有的。慶幸他至少能在被處決之前幾年寫出這本書,為大家記錄了第一手資料。一百年後回望,難免發現它有一些細節上的錯誤。這本書是1930年初版。作者自己都説了,他是在大革命中寫書的,而且沒有寫完,也缺乏參考材料,大部份憑記憶,所以「脫漏及錯誤在所不免」。[14]其中一點錯誤,是指責陳獨秀不斷要求當時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終止封鎖香港進出口。關於這點,下文交代。

可是,如同省港大罷工一樣,中共也幾乎早已忘記鄧中夏了。我説的是真正的鄧中夏。表面上看,中共在過去70多年,不是幾次出版了此書嗎?他誕生一百周年時官方不是紀念過他嗎?2024年中共宣傳官還發表文章紀念他誕生130年呢。只不過,這篇文章和工聯會的文章一樣空洞無物,主旋律亦無非歸結為贊嘆鄧中夏如何「對黨忠誠」。[15]至於鄧中夏如何實踐(包括寫這本書)打工人自下而上的民主反抗專制,黨八股就完全閹割掉了。於是紀念鄧中夏的意義變成「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賡續紅色血脈」。誰最愛講「紅色血脈」呢?習近平。宣傳部為革命烈士先做了「精神絕育」,再大力宣傳紅二代的「紅色血脈」論。

即使大陸很久之前幾次出版過此書,最近20年都不見再版此書了。又即使不久將來再版,但整個詮釋權全在官僚手中,他們的口水早就淹沒那本書的精魂了。讀者只看到的是腐臭黨八股,甚至不少人從此連帶厭惡與共產黨相關的人和事,厭倦歷史,不願讀史 — 就像勞動節一樣;它早已變成單純的購物節。

誰為蔣介石編織了革命絞索?

但我們首要責任就是撥亂反正。我們首先要問:鄧中夏如果不那麽「對黨忠誠」,會不會對民主事業更好呢?甚至他本人也不至於死呢?或者死了但不是這麽委屈而死,以致死前還要先被自己的黨領袖王明折磨?

這裏扼要介紹一下背景。前文提到國共合作,才有省港大罷工。但國民黨内分爲左右兩派,「右派」反對合作,「左派」歡迎合作。後者勢大,促成了合作。蔣介石最初是左派,但早在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他沒有調查清楚就立即解散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並宣佈廣州戒嚴,這一切已經暴露了他要拼命抓權。再到第二年4月12日,這位「左派」國民黨就忽然變成「右派」,屠殺工人,實行政變。這一天標誌了大革命的失敗。

不久,原有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被解職,繼位的幾位猶如走馬燈先後下台,但居然統統不承認革命已經失敗,反而變本加厲實行各種軍事冒險(例如1928年的廣州暴動),又幾乎無不慘敗。1931年王明接任領導人。人是換了,但路綫依舊,繼續冒險奪取中心大城市,令中共的城市實力損失九成,從此中共不得不遁走農村,從工人黨變成農民黨。這是後話。

1928年,鄧中夏被派往莫斯科協助籌備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期間,王明因不滿鄧直言不諱,指控他「反黨」。因此,鄧1930年被遣返中國,加入紅軍做政治工作。實戰經驗使他意識到,其中許多決策實屬不當。因此,他在遵守黨紀、繼續參與行動的同時,也在黨內提出批評。王明一年前已回國,1931年初時來運轉,在蘇俄暨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的支持下,他當選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隨即解除鄧中夏所有領導職務。之後鄧雖然獲派新職,卻是位低薪薄,有時溫飽難繼。即使後來他被調任為中國革命互濟總會負責人,但那個位置異常危險。1933年5月,他遭當局逮捕,並於同年9月21日被處決。[16]革命者犧牲,在他們而言是準備好了的。但為一個愚蠢不堪的政策犧牲,就不是很值得了。

多年來,一直到改革開放,黨史只講後來毛澤東怎樣修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卻不講王明不過是蘇聯斯大林的代理而已。事實上,當年中國第二次革命也好,省港大罷工也好,從頭起就不只是國内的事情。正如上文提及,這些國内群衆的抗爭,其實也是和國際革命浪潮,蘇俄和英國之間的激烈鬥爭直接相關。而當時蘇俄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財政上上援助共產黨,的確促進了後二者的發展。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蘇俄自身發生巨變,促進革命就變成促退了。

長話短説,如果拿人物作爲標識/象徵的話,這三年的俄共,已經嚴重變質了。曾經是最前沿的許多俄國革命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現在統統被斯大林清洗了(不到十年更被殺光,托洛茨基在1940年流亡墨西哥期間也終於被謀殺)。這個巨變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巨變,那就是戰後的那次革命高潮已經大大倒退了,這種變化也幫助了斯大林崛起。1925年他已經無人能夠挑戰了,成爲獨裁者。他也成爲中國革命的指導者。但許多中國革命者不知道的是,斯大林是九流革命家,一流官僚,對中國更加不懂。就是這位黨領袖,要中共盲從他的政策,結果一敗塗地。

國共合作,這本身不一定錯,但方式上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受其紀律約束,這就很有問題了。更錯的是,斯大林相信國民黨「左派」蔣介石和汪精衛會把國共合作革命貫徹始終。結果是蔣汪兩人先後翻臉清共,造成革命失敗。此時,比較明智的對策是反攻為守,有秩序後撤,但斯大林卻忽然從極端機會主義跳到極左冒險,再令數以萬計的工運人被殺被囚。可憐如鄧中夏那樣的真誠革命者,就被這種「人有多大膽,革命多高漲」的唯意志論拉去送死。

今日普通讀者看近代史,知道1924年國共合作,也知道1927年國共破裂,蔣介石清共等等,就以爲1921年的中共,和1927年的中共,一脈相承。其實不是的。4.12政變之後,斯大林要陳獨秀做代罪羔羊(雖然其實陳獨秀從頭到尾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創立共產黨的陳獨秀,在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上被開除出黨了。這時的中共,和1921年的中共,已經不是同一個東西了。

鄧中夏的「忠誠」和陳獨秀的「反黨」

明白了王明與斯大林的故事,就不難明白爲什麽鄧中夏會在此書參與誹謗陳獨秀 — 不只在省港大罷工那一章批評他多次要求罷工委員會停止封鎖香港(其實根本罪責不在陳),而且在其他章節也有一些不符事實的批評。雖然,同後來中共的污衊口徑相比(污衊托洛茨基和陳獨秀都是漢奸和日本間諜),鄧書不實怪責陳獨秀已經很溫和了。何況,當時中共黨内已無言論自由與民主可言,相反,每個支部都要例行通過決議,譴責所謂托陳反對派,不同意就開除。鄧中夏要留在黨内,就得跟從政策在此書駡駡陳獨秀。[17]我們不必厚責這位烈士吧。

反之,陳獨秀被開除後,這時他就一抛之前的忍辱負重,寧願堅持己見,都不願投降斯大林,在被開除之後就正式成立左派反對派,批判斯大林和王明路綫。陳獨秀同樣很忠誠,不過他忠誠的對象,首先是對普羅大衆的自由解放事業忠誠,而不是對某個組織盲目服從。歸根究底,中國人對「朝代革命」很熟悉,卻對於民主革命非常不熟悉,對於「社會主義」更加陌生,只能緊跟俄共這樣一個已經開始變質的「革命黨」。這種關係有幫助中國革命一面,但更多地也在葬送它。

另一方面,誹謗污衊陳獨秀,就這樣在大陸持續了60年,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有大陸學者呼籲為陳平反,歷史學家也努力恢復歷史真相,導致官方也要放棄最惡劣的污衊。人民被騙一時,不能永遠。在華人世界,100年來至少有四場巨大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1925-27年的大革命、八九民運、台灣八十年代末開始的黨外運動及其餘波,以及香港一九抗爭運動。這些運動無論誰在「領導」,又無論其帶有多少錯誤,運動之成與敗,我們都必須看到百萬計的普羅大衆參與巨潮,它内在的人民和民主兩大元素,這,本來就是民主革命原意。如今,雖然在中國大陸,民主前途無比艱巨,但至少台灣人民還在對抗大陸專制,香港市民「軟對抗」還在發酵。有些人認爲,歷史已成過去,今天的我們大可自由發揮。其實,歷史從來都是當代史,就是今天。共產黨首先就不會忘記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爲它始終忠於人民的革命宗旨,恰恰相反,因爲它背叛了人民,所以更加著緊歷史,一方面不斷從反面吸收歷史教訓,另一方面就僞造歷史,禁止人民看到自己的真史。被欺矇的人民如果不看真史,等於繼續被共產黨欺矇。不,我們須讀史,辨史,吸取反抗的文化資源,來充實自己。它僞造歷史,我們就重新發掘真史。既有往者,必有來者。黑暗時代,真史便是明燈。

這次朋友們希望把鄧中夏這本書有關香港的兩章,獨立出版繁體版,可算是香港民主運動發掘香港真史的一小步。目前所見,中港台民間網站都有綫上版,不過良莠不齊,錯漏很多。我們要拯救真相,自當包括改正錯漏。總之,這次嘗試,總會有用。更希望將來有人再版全書。走筆至此,想起陶淵明「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一句,共勉。

2026年9月7日


[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3-4日北洋政府在北京街頭逮捕一千多學生,全國嘩然,上海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一百多城市響應。謂之三罷。日後的省港大罷工也模仿這種抗爭方式。一百年後它也成爲香港2019抗爭運動的主要口號。

[2] 香港工人發動罷工後,容易斷糧,且香港殖民政府也四處抓捕罷工領袖,所以十幾萬工人索性回廣州。此時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國民黨廣州政府表示願意提供食宿。殖民政府立即戒嚴和命令火車停駛。工人唯有「行路上廣州」。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https://www.gwytb.gov.cn/m/headline/202504/t20250429_12698156.htm

[4] 《周日話題:不再說的省港大罷工》,余衡方,2025年6月22日,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50622/1750527035771/%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4%B8%8D%E5%86%8D%E8%AA%AA%E7%9A%84%E7%9C%81%E6%B8%AF%E5%A4%A7%E7%BD%B7%E5%B7%A5

[5]  《工聯會舉辦「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大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https://www.ftu.org.hk/zh-HK/counselingDetail?id=1974593840224538624&type=2

[6] 《省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載《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回顧論文集》,周奕、伍錫康、梁寳霖、梁寳龍編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出版,2017年5月。

[7] 同上,85頁。

[8] 按《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這項要求是“減租二成五。另外,其所列要求,也比余文多了一個總項、「廢除不平等條約」共17條。《中國工人運動史》,主編劉明逵、唐玉良,第三卷,1998,廣東人民出版社,220頁。

[9] 《「省港大罷工百周年」座談會圓滿舉行》,https://www.hkchronicles.org.hk/%E6%96%B0%E8%81%9E%E4%B8%AD%E5%BF%83/%E3%80%8C%E7%9C%81%E6%B8%AF%E5%A4%A7%E7%BD%B7%E5%B7%A5%E7%99%BE%E5%91%A8%E5%B9%B4%E3%80%8D%E5%BA%A7%E8%AB%87%E6%9C%83%E5%9C%93%E6%BB%BF%E8%88%89%E8%A1%8C

[10] 《香港举办座谈会回顾省港大罢工 以史为镜弘扬爱国精神》,https://www.sohu.com/a/906538460_121443915

[11]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79年第六次印刷,227-8頁。參看當時罷工委員會出版的《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罷工委員會要時常向我們代表大會,報告會務情形。使我們實際上真能監督我們的首領忠心替我們做事。」來源: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19250530/grzl-022-19250716-1.htm

[12] 此處之國民黨,意指孫中山在1919年改組的那個國民黨,不是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

[13] 此文所指的第二次革命,不是孫中山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而是指1925-27年的工農革命,是相對於辛亥革命而言。孫之「二次革命」不是以工農群衆為革命主體,嚴格來説不算是革命,而是軍事冒險。

[14] 鄧中夏,《著者申明》,《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79年第六次印刷。

[15] 《他是中共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用39年人生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https://www.ccphistory.org.cn/shds/shhm/content/897c9c1f-ddc3-4c89-9aab-2e8b2d31d8fe.html

[16] 《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http://www.81.cn/yl_208589/16225791.html

《中國工人運動的奠基者——鄧中夏》,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https://www.chinaql.org/BIG5/n1/2021/0914/c420278-32226775.html  

[17] 關於這段歷史,參考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比較新的是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作者在前言中說,「人們可以…看到,陳獨秀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接受史太林…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陳獨秀全傳》,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11,xii-xiii。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