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區龍宇
譯者：眾聲
【作者按：本文根據英文版翻譯，但譯文之外，這個中文版額外增加了字數。】
2025年11月26日宏福苑大火與2017年倫敦格蘭菲塔大樓火災（Grenfell Tower fire）有許多相似之處。就規模而言，前者要大得多——著火的建築物不止一棟，而是七棟；死亡人數也遠超格蘭菲大樓，一個72，一個是160（截至目前）。然而，兩起火災的原因都是源自外牆翻修工程使用易燃材料。格蘭菲塔大樓的施工公司使用了廉價的覆層材料，而宏福苑的「宏業建築工程」則使用了廉價棚網和發泡膠板來覆蓋棚架。此外，宏業為了方便工人在棚架和建築物内部之間移動，用木板替換了防火逃生窗，這使得火災發生時，火勢和煙霧更容易向内蔓延。
香港與倫敦大火—兩者相似之處
格蘭菲塔大樓是由倫敦的肯辛頓和切爾西（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and Chelsea）市議會旗下管理公司KCTMO負責營運的公立住宅計畫。格蘭菲塔調查報告揭露，建築公司的貪婪導致其將利潤凌駕於安全之上。同時，由於地方議會預算緊張，促使他們也同意使用廉價的覆層材料，甚至聲稱這些材料符合「相關規定」。這間接鼓勵建築公司使用易燃材料作為覆層。多名吹哨者和格蘭菲塔居民／行動小組曾警告潛在的火災隱患。如果監管的公共機構盡職盡責，本應發現這些不當的施工措施。然而，地方議會、監管機構和各級政府部門卻一律怠忽職守、漠不關心和互相推諉。1997年建築業標準制定機構－建築研究院（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BRE）的私有化，是導致該產業普遍腐敗的另一個背景原因。所有因素最終導致了系統性失敗、造假、貪腐和利益衝突。
在宏福苑火災中，保安局局長將起火原因歸咎於竹棚架，這更像是為轉移調查火災根源到次要因素上。火災過後，大部分棚網燒毀，但大部分竹棚仍屹立不倒。竹子的可燃性遠低於其他材料。在香港使用竹棚本來並非出於什麽「文化自豪感」，更非「技術落後」。這是由於香港高樓林立、建築間距狹小的特殊城市環境所導致。竹子的強度和輕便使得搭建棚架比使用金屬腳架更方便。雖然一些燃燒的竹子掉落可能加劇了火勢，但從比例上看，它對火勢蔓延的影響要小得多。當然，在得出最終結論之前，還需要等待獨立調查的結果。如果火警警報系統能有效發揮作用，或許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但事實並非如此。消防警鐘沒有在起火後響動，而消防水喉也沒水。
分包商大概不是獨立行事。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宏業建築、法團顧問（黃碧嬌）/工程顧問，似乎成爲了「邪惡三體」，被廣泛懷疑涉及所謂「圍標」，串通競投業主立案法團發放的合約。為此串謀者首先掌控業主立案法團，黑社會與區議員往往亦涉入其中。以宏富苑為例，親北京的區議員黃碧嬌擔任法團顧問，竭力游說法團接納宏業的標書，儘管該標書報價高達3.3億港元（逾3,000萬英鎊），是所有報價中最高的。
與格蘭菲塔大樓的火災案類似，在宏福苑火災案中，居民和吹哨者潘焯鴻早在火災發生前已就火災隱患投訴，但建築公司和各政府部門充耳不聞。 2024年，潘焯鴻多次警告穗禾苑的棚架防護網極度易燃，被置之不理，他更因此屢遭騷擾。
去年居民亦曾向勞工處投訴樓宇潛在火警風險，但勞工處首先聲稱法律沒有關於防護網安全性的條款，即便最終承認錯誤，勞工處也只是簡單地回覆防護網是安全的（這顯然是謊言）。房屋局、屋宇署、市區重建局及消防處等機構本應共同監管這項由政府強制樓宇檢查計劃所資助的翻新工程是否安全。然而結果證明，各部門徹底失職，僅憑屋苑管理公司、建築商或業主立案法團/工程顧問所提交的報告，從未實地查核；即便進行了實地檢查，也流於形式。事實上，香港建築公司呈交給政府部門的材料合格證明書，往往造假，都是向大陸供應商或不明途徑購買而已。建築行業貪腐日烈，正急需政府部門嚴格執法之際，官府如此失職，終於釀成160人枉死。
香港與倫敦的大火，都可歸咎於企業的貪婪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基本法為貪腐鋪路
火災發生後，來自「醫療功能界」的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指責「香港的建築業『爛到不能再爛』，長期都可以造假、層層壓榨。腐敗透頂，各個層面都存在欺騙和剝削」，並批評醫院管理局的金屬管道承包商質量不達標，沙田至中環鐵路工程低劣。然而，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與此次火災更相關的其他界別（房地產、建築、建築測量、工程）的六位同僚從未公開警告腐敗嚴重，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總的來說，腐敗的業主立案法團、法團顧問和建築商三方沆瀣一氣，不過是整個腐敗鏈的最底層。如果真要展開獨立調查，首先應該調查香港政府高層，尤其是黃碧嬌和胡建文之間的關係──胡建文在擔任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副局長之前，曾經擔任宏福苑業主法團顧問，據説曾幫助黃碧嬌接替他。此外，新當選的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也正因其在耗資4.75億港元的錦綉花園水管翻新工程中角色而受到質詢—他分別以工程委員會成員及相關項目工作小組成員的身份促成此項交易。業主投訴此工程決定是「強加」於他們的。
香港建築業的腐敗現象，應該追溯到更根本的政制問題。中共強加於香港人的《基本法》本身就特別設計、賦予商界特權，以維護其狹隘的行業利益並用來阻擋普選的落實。功能界別席位主要由工商界及各領域專業人士組成。根據《基本法》，不僅三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員由上述功能界別的「選舉」產生（2021年之前這一比例接近一半），這些議員更享有「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力。此制度借鑒自法西斯主義的統合國家理念（corporate state），即政府非經普選產生，而是由「對社會有貢獻的各界代表」組成。因爲商界和專業人士，「貢獻」最多，所以應該比普通人享有更多政治權力，在「普選票」之外，還額外多了一層「功能組別」票。由這種「商界/專業人士享有額外權力」的政治制度去監督商界/專業界，無疑叫他們自己監督自己，無疑鼓勵他們勾結合謀，再拉攏官府。這種制度不滋生貪腐都幾稀。
香港不是一直都有反貪污機構廉政公署嗎？廉政公署成立於1974年，此前1973年香港爆發了強烈的反貪污抗議，殖民政府才勉強開始清除貪污官員和商人。自成立以來，廉政公署一直是公眾眼中最受尊敬的執法機構。那麼，廉政公署為何現在未能解決香港商界的大規模貪污問題呢？儘管宏福苑火災促使廉政公署起訴了直接責任人——宏業建築工程的董事，但這遠遠不夠。其實，自從親北京媒體一再譴責廉政公署內外存在「英國影響力（British influence）」以來，廉政公署似乎已不再積極打擊貪腐，特別是涉及大陸公司的貪污。隨著大陸企業在香港影響力日益增強，廉政公署也越來越受到束縛。廉政公署署長湯顯明的案例尤其典型：2013年審計署報告揭露他私下挪用公款款待北京官員，卻未遭任何指控。
腐敗的業主立案法團、法團顧問和建築商三方沆瀣一氣
（圖片來源：bau.com.hk）
全球資本主義：一元擴散，多元變種
一談到中共制定的基本法以及大陸公司的影響，便無法不談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比較格蘭菲塔與宏福苑大火之間的共同點之外，也需要注意其差異。試想倫敦市長因學生派發傳單而叫警察逮捕他，因爲他膽敢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格蘭菲塔大火；或者以違反《國安法》為由起訴僅要求召開火災記者會的人士；又或者因爲義工隊為火災倖存者設立物資站和發放生活必需品，倫敦市長就指使社區小官驅離義工；又或者宣布成立根本不獨立的「獨立委員會」去「查明」火災原因。更甚者，倫敦市長把大火之前的吹哨者統統逮捕入獄。然而這正是2020年以來在香港上演的荒謬劇。英國也發生了不應發生的大火，但尚未上演香港此等荒謬劇，至少目前還沒有。香港十年前就已經有了全港知名的反貪腐吹哨者——曾創立「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的前泛民主派議員林卓廷。他與數以千計民主派議員及社運份子一樣，今天還在黑獄度日。
流亡英國的香港學者鍾劍華指出，這場火災與北京當局扼殺香港自治、法治及公民社會，使政府官員和商界毫無顧忌地勾結，更透過《國安法》將異議者投入監獄。鍾的觀點反映了民心嚮背。
然而，若說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始終清廉，此後才日益惡化；或辯稱英國殖民統治整體上惠及香港市民，而北京政權卻只帶來苦難與貪腐，這又是另一回事了。北京政權固然不是善類，但談及殖民政府時，我們必須釐清究竟是哪個殖民時期？所謂殖民政府曾進行重大改革，僅適用於1973-4年（即群衆反貪運動到廉政公署成立的年份）至1997年這段短暫時期。換言之，英國殖民香港逾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絕大多數時期都充斥暴政與貪腐。實際上，廉政公署相對較為成功，僅僅是因為各種力量對比之間發生了變化 — 殖民政府面對新一代青年運動的崛起，同時，中英港三方也隨著國際關係（中美關係改變，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上面論述必須修正—英國政府僅在統治香港最後二十餘年間，管治大爲優於北京當局。
區倬僖（Owen Au）在《外交官》雜誌上撰文談及香港問題，他認為：
「不，香港的治理並沒有變得像中國一樣。實際上情況更糟。香港陷入了治理真空，既沒有民主問責制，也沒有（一如大陸）威權問責制，兩者都無法有效運作。」
他認為，香港許多治理傳統與關鍵問責機制「是當時殖民政府致力將香港發展為具專業精神、公眾問責與法治為根基的繁榮國際都會」。但他列舉的機制中沒有「普選」。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普選。連普選都缺缺，為什麼還要在比較殖民政府和北京政權時，將香港的「民主問責制」與大陸的「威權問責制」相提並論呢？再講，代議政制的英國，大概也存在「民主問責制」吧？那為何英國仍無法阻止貪腐像癌症一樣蔓延？格蘭菲大樓火災案和許多其他類似案件已經表明，只要代議制政府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就永遠無法根除腐敗。即使代議制賦予人民比中國威權資本主義多得多的反抗權利，但我們不應該因為這種差異而蒙蔽雙眼，讓我們看不見它們的共同點──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腐敗。因爲資本主義就是金錢/大企業利潤掛帥，金錢當然也可以收買那些本應反腐敗的官員。這正是格蘭菲大樓火災和宏福苑事件如此相似的原因。格蘭菲大樓火災的受害者在火災發生八年後仍在等待正義。更不用說，郵政醜聞中的許多受害者在被錯誤起訴25年後仍未得到公正的賠償。連比較正義的自由主義者，也看出了資本主義與腐敗之關係。這種質疑，一度成爲戰後歐美國家的共識（詳下）。
區倬僖能夠看到兩個案例之間的相異，卻忽略了它們相似之處。相反，他暗示殖民政府時期存在「民主問責制」，並透過誇大香港昔日的優越性來對比當今香港的惡化程度。（他同時也誇大了所謂「中國威權問責制」——他提及中國官員在災難發生時也會辭職，卻忽略了這些官員往往在數年後便會重返同等級別，儘管未必是原職）。他甚至完全沒有提及「資本主義」這個詞，這絕非偶然。如果在討論腐敗根源時迴避「資本主義」及其歷史，那麼在探尋答案的過程中就寸步難行。當然，腐敗並不限於資本主義，總之什麽主義下面都會有，關鍵是要對症下藥。至少，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正正就是針對那種放任大企業賺錢的資本主義。所以在歐美戰後體制中，才有了「福利國家+凱恩斯主義」共識，把惡行競爭置於大衆民主監督之下。歐美之後的衰敗，本身就是因爲1989年柏林圍墻倒下之後，中間派和右派努力推銷「新自由主義」，抛棄戰後以來的共識，放任大魚吃小魚，結果將世界一切、包括人的基因，都變成買賣和發財手段。這是我們今天亂象的直接原因。
不理解這個歷史脈絡，會阻礙我們全面理解「特朗普現象」——許多人錯誤地認為這只是一個異常現象，一旦民主黨重新執政就能得到糾正。然而這恐怕有點天真。「特朗普現象」深深植根於西方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之中。如果在福利國家還存在的時期，極右勢力和社會腐敗等等邪惡勢力還不至於那麼猖獗，無論如何，現在它們已經全面回潮執政。一些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中間派一直將英國和美國等所謂「西方文明」視為沉沉黑夜中的「燈塔」，無視它們除了美好東西之外，也一樣有很多邪惡東西。所以很多人都對於這座「燈塔」不僅忽然丟了光芒而且幻變為恃强凌弱的巨魔，這時難免方寸大亂了，尤其連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都被特朗普砍掉的時候。其實，只要實事求是看待所謂「西方文明」和看待資本主義，就沒有理由會如此誤判。
籠統反資與選擇性攻擊
在中國，一位名為「Maoist21」的作者撰寫了一篇控訴「香港和（大陸）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內容大致如下：
「這場火災最令人憎惡的不是火災本身，而是無恥的資產階級。香港人民一直遭受壓迫和剝削。李嘉誠（當地著名的富豪）住在山頂的豪宅里，而無產階級卻擠在擁擠的小公寓裡……香港無產階級被無恥的資產階級激怒，提出了許多投訴……他們希望以此來討好一個被資產階級控制的政府，或者讚美台灣或類似國家的民主……倘若他們不明白香港政府有多麼反動，或不明白必須消滅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那像宏福苑火災般的災難只會一再發生。」
上述對香港和中國資本主義及其「資產階級專政」的一概控訴，比那些只抨擊李嘉誠、四大家族或者整體西方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說中國政權怎麽好，或者故意沉默的大陸所謂「左派」要好得多。然而，貫穿本文及作者其他文章的問題是：他一概聲討大陸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及其政權，卻缺乏對香港火災背景及香港資本主義進行更具體的分析。這又未免各走極端。例如，作者從未承認2020年前的香港與2020年後的香港，存在很大差異。一方面，區倬僖完全不談西方的腐敗與香港／中國的腐敗有無共同的社會經濟根源這個問題，另一方面，Maoist21卻走向另一個極端。他把「資本主義」當成大鍋，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丟進去一鍋煮成漿糊，不去區分「存在有限公民和勞動者權利」的資本主義，與「無多少公民權利」的極權資本主義之差異。如果多少站在勞動人民立場去看的話，這個差異即使只是程度差異，卻也是很重要的差異。現在香港人哀嘆從2020年起所失去的一切。但作者完全看不到這點，卻熱情滿滿地把他的「革命大業」訴諸於香港人，恐怕事倍功半。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2019那麽大的反抗，然後是那麽大的鎮壓，這時候還在療傷呢，然後，又不幸發生了宏福苑大火的悲劇。這時候號召他們革命，首先就不了解香港。
我們不應過分美化英國或其他同類國家——資本主義英國也鎮壓了巴勒斯坦聲援組織、監禁了眾多行動者，且對獄中絕食者無動於衷。但無論他們的資本主義多麼糟糕，2019年以前英國、台灣和香港的人民確實擁有反抗不公義的權利。承認這一點並非是對資本主義下的代議制之過譽。相反地，這是爲了向人民的反抗歷史致敬—因爲這些權利正正是他們自己奮鬥得來。致敬也是爲了提醒我們：連反抗權利都沒有的時候，我們更加要努力爭取它。
Maoist21的文章高舉反對改良主義的「革命」旗號，卻對捍衛或爭取基本權利的鬥爭漠不關心。作者只想革命，反對「改良」。但世界上很多左翼革命派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爭取改良也不等於改良主義。改良主義的意思是倡議者指望統治階級主動施予改革，同時又抵制反抗路線——即鼓勵民衆自下而上的、自主組織與自主奮鬥的反抗。「左翼革命者」始終「兩條腿走路」——既捍衛已取得的權利，或者爭取尚無的權利（就是「改良」自己的處境），也必須抓住一切機會把現有權利再不斷擴大，直到人民鍛煉出自强自主的力量，去取代剝削人民的統治者爲止（革命）。前者是通往後者的橋樑。相較之下，Maoist21似乎只懂得第二條腿走路，就是只有「革命」，卻不懂得怎樣用第一條腿走路。勞動人民不經過種種局部反抗，再從中得到訓練和考驗——沒有這種過程，真革命不可能發生。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樣一刀切的思想方法，最容易被一些可疑的偽左派所利用。宏福苑火災發生後，網路上流傳著攻擊地產「四大家族」的視頻，即李嘉誠和其他三位擁有大量土地儲備和新建房屋的地產大亨。那就奇怪了，為什麼只將攻擊限定於李嘉誠或者四大家族呢？他們當然貪婪，但上述攻擊存在一個問題——它再次忽略了《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設計。它不只維護資本主義，而且還要維護「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即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和公民權很差的資本主義），而不是維護英國本土的、當時帶有福利國家以及相當程度公民權的資本主義。不止這樣。《基本法》的設計，從頭起就是故意維護香港大班壟斷民生事業的！就地產而言，《基本法》規定，香港所有土地均為「國有」，但「由香港特區政府管理」。但「國有」是否意味著「人民所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至少必須有民主，而且是很充分的、比歐洲代議制政府民主一百倍的民主，這才算數。中國大陸沒有民主，而香港的情況更令人啼笑皆非——連中國大陸都在紙面上承認普選，香港《基本法》卻根本沒有普選，反倒是繼續給予大班和高等華人政治特權（功能組別選舉）。同時，香港政府根本是北京欽點。由於香港市民無法進行民主監督，所以政府官員通過拍賣土地來繼續與地產巨頭（包括大陸和香港的公司）勾結，推高地價和房價並從中牟利。因此，如果一個左派人士譴責香港的資本主義，卻只揪著一兩個本地家族不放，卻又忽略中共所制定的土地憲制這個元凶，這種譴責就毫不可信。事實上，這種偽左派的論調在方法論上自相矛盾：當它譴責西方資本主義時，總是顯得過於籠統；當它抨擊香港或中國資本主義時，又出奇地狹隘——只針對香港本地富豪，或者在大陸的話，只針對中國私有企業／外資。說真的，難道只有他們才是罪魁禍首嗎？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罪責呢？這種「左派」對香港「資本主義」的選擇性批判只有一個目的：轉移人們對最有權勢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視綫。至於Maoist21，他沒有犯上僞左派的錯誤，不過，由於他的分析過於粗糙，造成其也無法和這些僞左派有什麽明顯區別。
當一些中國本土「左派」加入這場針對李嘉誠或四大家族的討伐時，正值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日益被其背後的本土大陸企業邊緣化之際。這些中國企業如今佔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80%以上，因為它們得到了北京全力支持。它們既與本地富豪勾結，也與之競爭，而且大多時候都佔上風。它們也不見得以清廉而聞名於世。然而，Maoist21的「資本主義批判」籠統到連官僚資本主義和所謂自由資本主義都不加區別（即使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在這個情況下號召革命，未免有點魯莽？
火災發生後，多數人聲討「四大家族」，卻忽略了《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設計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
結論
然而，我們也不應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如前文所述，野蠻的黑暗力量一直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核心成分。如果美國人民允許他，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正在向中國模式靠攏，甚至有一天模式完全匯合。總之，中國與香港的仁人志士們，既需要注意上述兩種模式之間的共同點，也需要注意，暫時來説，所謂「自由資本主義」今天尚有反抗空間（多得民衆反抗），因此中美（或中歐）之間，尚有威權壓迫的程度差異。同時了解兩個方面，其所以重要，是因爲行動者只有具體分析面對的是什麽具體社會情況，才能足夠貼地、去找到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同時，也只有對於資本主義及其反抗運動有個歷史觀，才有助於大家了解社會各種力量對比的博弈局面，從中看出未來可能發展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