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972》和《Local Call》雜誌披露，以色列軍隊已將數萬名加沙人列為暗殺目標。他們使用的是人工智能瞄準系統，幾乎沒有人類監督，而且對平民傷亡採取放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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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一位駐耶路撒冷的記者和電影製片人。

原文：‘Lavender’: The AI machine directing Israel’s bombing spree in Gaza   2024.4.3

作者：Yuval Abraham（尤瓦爾·亞伯拉罕）

翻譯：小寶   （翁營編輯）

2023年12月28日，加沙地帶北部拜特拉希耶，以色列空襲後濃煙滾滾。(Yonatan Sindel/Flash90)

2021年，筆名“Y.S.準將”的一位作者出版了一本英文書，書名叫《人機團隊：如何在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創造協同效應，從而徹底改變我們的世界》（“The Human-Machine Team: How to Create Synergy Between Huma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Will Revolutionize Our World”）。我們已經證實，作者是以色列精英情報單位8200的現任指揮官。他在此書提議設計一種特殊機器，可以快速處理海量資料，生成數千個戰時打擊的潛在軍事“目標”。書中寫道，這種技術將解決“在定位新目標和批准打擊目標決策方面的人力瓶頸”。

事實證明，這樣的機器確實存在。《+972》和《Local Call》雜誌的最新調查顯示，以色列軍隊已經開發出名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式。有6名以色列情報官員表示，“薰衣草”在對巴勒斯坦人史無前例的轟炸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戰爭初期。事實上，據消息人士稱，它對軍方行動的影響之大，以至於軍方基本上把它輸出的資訊“當作人類的決定”來對待。

從形式上講，“薰衣草”系統旨在將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軍事部門的所有嫌疑行動人員，包括低級人員，都標記為潛在轟炸目標。消息人士告訴《+972》和《Local Call》，在戰爭最初的幾周，以色列軍隊幾乎完全依賴“薰衣草”系統——該系統將多達37,000名巴勒斯坦人標記為武裝分子嫌疑人，並將他們（及其住宅）標記為可空襲目標。

戰爭初期，以色列軍方大肆批准軍人採用“薰衣草”的殺人名單，卻不要求他們徹底檢查機器做出這些選擇的原因，也不要求他們檢查這些選擇所依據的原始情報資料。一個消息人士稱，人類軍人往往只充當機器決策的“橡皮圖章”；該來源還補充說，通常情況下，在授權轟炸之前，人類只花大約“20秒”的時間來研究每個目標——只是為了確保“薰衣草”標記的目標是男性。以軍知道，該系統在大約10%的情況下會出現所謂的“錯誤”；據悉，該系統偶爾也會標記一些與激進組織只有鬆散聯繫或根本沒有聯繫的人。

此外，以色列軍隊有計劃地等到目標人物在家時才攻擊——通常是在晚上，全家都在場——而不是在軍事活動期間。消息人士稱，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從情報角度來看，在私人住宅中更容易找到這些人。另外還有一些自動化系統，包括這裡首次披露的名為“爸爸在哪裡？”的系統，專門用於跟蹤目標人物，並在他們進入其家居時進行轟炸。

消息人士證實，由於“薰衣草”的決定，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或沒有參與戰鬥的人，尤其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

2023 年 11 月 17 日，以色列空襲加沙地帶南部拉法市沙布拉難民營的一座房屋後，巴勒斯坦人運送傷患並試圖撲滅大火。(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情報官員A（化名）告訴《+972》和《Local Call》：“只有當（哈馬斯）行動人員在軍事建築內或從事軍事活動時，我們才應該殺死他們。但我們毫不猶豫地轟炸了他們的住宅，並將其作為第一選擇。轟炸家庭住宅要容易得多。人工智能系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用來尋找他們。”

除了“薰衣草”外，還有另一個人工智能系統“福音”(Gospel)。《+972》和《Local Call》在2023年11月做的調查以及以色列軍方自己的出版物中都披露了有關“福音”的資訊。這兩個系統的根本區別在於對目標的定義：“福音”標記的是軍方聲稱的有武裝分子活動的建築物和結構，而“薰衣草”標記的是人——並將他們列入擊殺名單。

此外，據消息人士稱，在打擊“薰衣草”標記的所謂低級武裝分子時，軍方更傾向於使用無導引炸彈，也就是俗稱的“傻彈”（相對于“聰明”的精確導引炸彈）。這種炸彈可以摧毀整棟建築物，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情報人員C（化名）說：“你不想把昂貴的炸彈浪費在不重要的人身上——這對國家來說非常昂貴，而且（這種炸彈）也很短缺。”另一消息人士說，他們親自授權轟炸了“數百個”“薰衣草”標記的所謂低級行動人員的私人住宅，其中許多襲擊造成了平民和整個家庭的“附帶損害”。

其中兩名消息人士稱，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軍方還決定，每消滅一名“薰衣草”標記的哈馬斯低級行動人員，允許附帶殺死多達15或20名平民。這是史無前例的舉動。在過去，軍方在暗殺低級武裝分子時不批准任何“附帶損害”。消息人士補充說，如果目標是營長或旅長級別的哈馬斯高級官員，軍方曾多次批准附帶殺死100名以上的平民。

2023年10月24日，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 Al-Najjar 医院，巴勒斯坦人等待接收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亲属遗体。(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根據我們的調查，加沙戰爭最初幾周，以色列軍隊高度自動化確認目標分為六個階段（及衍生的問題）：

第一階段：“薰衣草”系統——它利用人工智能標記了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

第二階段：“爸爸在哪裡？”系統——它跟蹤這些目標，並在他們進入家居時向軍隊發出信號。

第三階段：以軍選擇用“傻彈”來襲擊這些家庭。

第四階段：以軍放寬轟炸目標時可殺害的平民人數限制。

第五階段：顯示了自動化軟件不能準確計算每戶非戰鬥人員數量。

第六階段：由於以色列軍官沒有即時核實資訊，當住宅遭到襲擊時（通常是在夜間）個別目標根本不在屋內。

第一階段：生成目標

“一旦實現自動化，目標生成就會變得瘋狂……”

在以色列軍隊中，“人類目標”一詞過去指的是高級軍事行動人員。根據軍方國際法部門的規定，即使周圍有平民，也可以在目標的私人住宅中將其殺死。情報人員告訴《+972》和《Local Call》，在以色列以前的戰爭中，由於這是一種“特別殘忍”的殺人方式——往往會殺死目標的整個家庭——因此對這種“人類目標”的標記非常謹慎，只有高級軍事指揮官才會在家中受到攻擊，以便符合國際法規定的相稱性原則。

但消息人士說，10月7日之後，作為對哈馬斯發動襲擊殺死大約1,200人並綁架240人的回應，以色列軍方決定將哈馬斯軍事部門的所有行動人員定為“人類目標”，無論其級別或軍事重要性如何。這就改變了一切。

新政策也給以色列情報部門帶來了一個技術問題。在以前的戰爭中，為了授權暗殺一個目標人物，情報人員必須經過複雜而漫長的“入罪”程序：交叉核對證據證明此人確實是哈馬斯軍事部門的高級成員，找出他的住處和聯繫方式，最後即時了解他在家的時間。當目標名單上只有幾十名高級人員時，情報人員可以單獨處理指控和查找他們的工作。

2023年10月22日，以色列空襲加沙中部代爾拜萊赫阿克薩烈士醫院附近的建築物後，巴勒斯坦人試圖營救倖存者並從廢墟中拉出屍體。(Mohammed Zaanoun/Activestills）

然而，當名單擴大到包括數以萬計的低級行動人員，以色列軍隊就認為必須依靠自動化軟件和人工智能。這些消息人士證實，結果是以軍人員在指控巴勒斯坦人為武裝分子方面的作用不再重要，人工智能代替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據其中四位接受《+972》和《Local Call》採訪的消息人士稱，“薰衣草”是為在當前戰爭中設定人類目標而開發的，它已將約37,000名巴勒斯坦人標記為“哈馬斯武裝分子”嫌疑人（其中大多數是未成年），以便暗殺（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在發給《+972》和《Local Call》的聲明中否認存在這樣一份暗殺名單）。

高級軍官B（化名）向《+972》和《Local Call》解釋了為當前戰爭開發這種特殊目標機器的原因：“我們不知道誰是低級行動人員，因為以色列（在戰前）沒有對他們開展常規跟蹤。他們想讓我們自動攻擊（低級行動人員）。這一目的成了‘聖杯’。一旦實現自動，目標生成就會變得瘋狂。”

消息人士稱，在戰爭開始兩周左右，情報人員“手動”檢查了人工智能系統隨機抽取的幾百個目標的準確性後，才批准自動採用“薰衣草”的殺人名單，而此前“薰衣草”只是作為一種輔助工具使用。當抽樣結果顯示“薰衣草”識別的目標與哈馬斯關係準確率達到90%時，軍方才授權全面使用該系統。消息人士稱，從那時起，如果“薰衣草”判定某人是哈馬斯的激進分子，軍方基本上會要求軍人視其為命令，無需獨立檢查機器做出選擇的原因，也無需檢查作為選擇基礎的原始情報資料。

“淩晨5點，（空軍）會去轟炸我們標記過的所有房屋，”B說。“我們炸死了數千人。我們不是一個一個地查，而是把所有東西都輸入自動系統，只要有一個（被標記的人）在家，他就會立即成為目標。我們就會轟炸他和他的房子。”

一位消息人士說：“讓我感到非常驚訝的是，上頭要求我們轟炸一所房子來殺死一名地面士兵，而他在戰鬥中的重要性是如此之低。我給這些目標起了個綽號叫‘垃圾目標’。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它們比我們為了‘威懾’而轟炸目標更合乎道德——那些高層建築被清空和推倒，只是為了造成破壞。”

戰爭初期放鬆限制所造成的致命後果令人震驚。根據加沙的巴勒斯坦衛生部提供的資料（以軍自戰爭開始以來幾乎完全依賴該資料），在戰爭的頭六個星期——直到11月24日達成為期一周的停火協議——以色列共殺害了約15,000名巴勒斯坦人，幾乎占迄今為止死亡人數的一半。

2023年10月10日，加沙城 Al-Rimal 居民區遭到以色列軍隊空襲後的大規模破壞。(Mohammed Zaanoun/ Activestills）。

“資訊越多、種類越豐富越好……”

“薰衣草”分析了通過大規模監視系統收集到的加沙地帶230萬居民中大多數人的資訊，然後評估每個人活躍於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軍事部門的可能性並排名。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台機器幾乎給加沙每個人都打了1到100分，以表示他們是激進分子的可能性有多大。

消息人士解釋說，“薰衣草”可以學習識別已知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行動人員的特徵。這些特徵作為訓練資料錄入機器，然後機器在普通人群中找出相同的特徵。如果發現一個人有幾個不同的“犯罪特徵”，就會達到很高的等級，從而自動成為潛在暗殺目標。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人機團隊》一書中，8200部隊現任指揮官主張採用這種系統，但沒有提到“薰衣草”（書中也沒有提到指揮官本人的名字，但據以色列《國土報》報導，8200部隊的5名消息人士證實，這位指揮官就是該書作者）。該指揮官將人類描述為限制軍隊軍事行動能力的“瓶頸”並感歎道：“我們（人類）無法處理如此多的資訊。在戰爭中，無論你每天指派多少人，都無法找到足夠多的目標。”

他說，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人工智能。該書提供了一份簡短的指南，指導如何基於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演算法，製造一台“目標機器”，其描述與“薰衣草”類似。這本指南列出了幾個例子，說明如何利用“成百上千個”特徵來提高“目標”的等級，例如，與已知的激進分子在同一個WhatsApp群組中、每隔幾個月更換一次手機、頻繁更換位址等。

指揮官寫道：“資訊越多越好，種類越豐富越好，視覺資訊、手機資訊、社交媒體聯繫、戰場資訊、電話連絡人、照片。” 他繼續說，雖然人類一開始會選擇這些特徵，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機器會自己識別這些特徵；這將使軍隊能夠創建“數以萬計的目標”，而是否攻擊這些目標的實際決定仍將由人類做出。

這本書並不是以色列高級指揮官唯一一次暗示存在“薰衣草”這樣的機器。《+972》和《Local Call》獲得了8200部隊“秘密資料科學和人工智能中心”指揮官“約阿夫上校”（Col. Yoav）在2023年特拉維夫大學“人工智能周” 期間的內部講座錄影，以色列媒體當時也報導了。

在講座中，這位指揮官談到了以色列軍隊使用的一種新型精密目標機器。該機器可根據“危險人物”與已知武裝分子的相似度檢測出這些人，而以色列軍方就是用這些已知名單來訓練該機器的。“約阿夫上校”在講座中提到，以色列2021年5月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中首次使用了這台機器，“利用該系統，我們確定了哈馬斯導彈小隊指揮官的身份”。

《+972》和《Local Call》也獲得了講座使用的幻燈片（以下兩圖），其中包含機器如何工作的說明：向機器輸入現有哈馬斯行動人員的資料，機器學會注意這些特徵，然後根據其他巴勒斯坦人與激進分子的相似程度來評級。

以色列國防軍 8200 部隊資料科學和人工智能中心指揮官 2023 年在特拉維夫大學的演講幻燈片，由 《+972》和《Local Call》獲得。

“約阿夫上校”在講座中說：“我們對結果排序，並確定（攻擊目標的）臨界值。”他強調說：“最終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來做出決定。在國防領域，從道德角度講，我們非常重視這一點。這些工具旨在幫助（情報人員）打破他們的障礙。”

然而，在實踐中，最近幾個月使用過“薰衣草”的消息人士稱，人類的能動性和精確性，被機器生成的大量目標和殺傷力所取代。

“沒有‘零錯誤’政策……”

B是一名使用過“薰衣草”的高級軍官，他對《+972》和《Local Call》表示，在當前的戰爭中，軍官不需要獨立審查人工智能系統的評估，為的是節省時間和毫無阻礙地批量生產目標。

B說：“一切都是計算出來的，一切都是整齊劃一的——非常枯燥。”他指出，儘管內部檢查顯示，“薰衣草”的計算只有90%是準確的，但這種缺乏監督的情況是允許的；換句話說，以軍事先就知道10%的預定暗殺人類目標根本不是哈馬斯軍事部門的成員。

例如，消息人士解釋說，“薰衣草”機器有時會錯誤地標記那些通信模式與已知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行動人員相似的人——包括警察和民防工作者、武裝分子的親屬、恰好名字和昵稱相同的居民，以及使用曾經屬於哈馬斯行動人員的設備的加沙人。

一位批評“薰衣草”不準確的消息人士說：“一個人要與哈馬斯有多密切的關係才能被（人工智能）認為隸屬於該組織，是一個模糊的界限。一個沒有從哈馬斯領取薪水、但幫助他們做各種事情的人，是哈馬斯行動人員嗎？一個過去曾在哈馬斯工作，但如今已不在那裡的人，是哈馬斯行動人員嗎？這些機器會標記為可疑的特徵，每一個都是不準確的。”

目標機器評估暗殺對象所使用的電話的能力也存在類似問題。消息人士說：“在戰爭中，巴勒斯坦人經常更換手機。某人失聯後，手機就交給了朋友或妻子，又或手機丟了。沒有辦法百分之百依靠自動機制來確定哪個（電話）號碼屬於誰。”

據消息人士稱，軍方知道現有的最低限度人工監督不會發現這些錯誤。一位使用過“薰衣草”的消息人士說：“沒有‘零錯誤’政策，錯誤會被統計處理掉。由於範圍廣、規模大，所以按規定，即使你不確定機器是否正確，但只要你知道從統計角度看是好的，就會去做。”

資深消息人士B說：“它已經證明了自己有用。這種計算方法有其獨特之處，它為你設定了某種規範和標準。在這次行動中，（爆炸）數量多到不合邏輯。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但相比兩天前（10月7日）失去了朋友的士兵，我更相信計算機器。包括我在內，那裡的每個人都在10月7日失去了親人。機器冷酷地完成了任務，讓事情變得更容易了。”

另一位情報人員為依賴“薰衣草”生成擊殺名單的做法辯護，他認為只有當目標是哈馬斯高級指揮官時，才值得情報人員花時間核實資訊。他說：“如果是一名低級武裝分子，你就不想投入人力和時間了。在戰爭中，沒有時間將每個目標入罪。因此，你願意冒著造成附帶損害、平民死亡和誤擊的風險，去承擔使用人工智的誤差。”

B說，要“自動化”，是因為上頭不斷要求產生更多暗殺目標。“在沒有目標（其特徵等級足以授權發動襲擊）的日子裡，我們的攻擊門檻較低。我們不斷受到壓力，他們真的對我們大喊大叫：‘給我們更多目標！’所以我們只能儘快殺死目標。”

他解釋說，降低“薰衣草”的評級門檻，它會將更多的人標記為打擊目標。B說：“在最高峰時，系統生成了37,000個潛在人類目標。但數字一直在變化，因為這取決於你把哈馬斯行動人員的標準定在哪裡。有一段時間，哈馬斯行動人員的定義比較寬泛，然後機器開始給我們提供各種民防人員和警察（的資料）。在他們身上浪費炸彈是很可惜的——他們會幫助哈馬斯政府，但不會真正威脅到我們的士兵。”

2024年3月18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建筑物现场。(Abed Rahim Khatib/ Flash90)

一位曾與培訓“薰衣草”的軍事資料科學團隊共事的消息人士說，從哈馬斯管理的國內安全部雇員那裡收集的資料也輸入了機器，而他並不認為這些人是武裝分子。他說：“讓我感到不安的是，在培訓‘薰衣草’時，他們使用‘哈馬斯行動人員’一詞很寬鬆，將民防工作人員也納入了數據庫。”

消息人士補充說，即使人們認為這些人該死，但錄入這些人的通信資料，使得“薰衣草”的演算法應用于普通人群時更有可能錯誤地選擇平民。“由於這是一個非人工作業的自動系統，這一決定的意義非常重大：它意味著你將許多與打擊目標有通訊的平民列為潛在目標。”

“我們只檢查目標是否為男性……”

以色列軍方斷然拒絕了這些說法。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在給《+972》和《Local Call》的一份聲明中否認使用人工智能對目標入罪，稱這些只是“在入罪過程中協助軍官的輔助工具”。聲明接著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由（情報）分析人員獨立審查，確定目標是否為以色列國防軍指令和國際法規定的合法攻擊目標。”

然而，消息人士稱，在轟炸“薰衣草”標記的“低級”武裝分子嫌疑人的房屋之前，唯一的人為監督程序是一項單一檢查：確保人工智能選擇的目標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軍方的假設是，如果目標是女性，那機器很可能犯了錯誤，因為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軍事部門中沒有女性。

B解釋說，在意識到“薰衣草”系統大部分時間都“正確無誤”之後，這就成了唯一的人為程序。“起初，我們會人工檢查，確保機器不會混淆。但到了後來，我們依賴於自動系統，只檢查（目標）是否為男性——這就足夠了。分辨一個人是男聲還是女聲並不需要很長時間。”

在當前的戰爭中，為了做男/女聲音檢查，B聲稱：“我要為每個目標花費20秒鐘，每天要做幾十次。作為一個人，我除了能蓋章認可外，附加值為零。這節省了很多時間。如果（行動人員）出現在自動裝置中，我確認他是個男人，就會允許轟炸他，但要檢查附帶損害。”

2023 年 11 月 20 日，加沙地帶南部拉法市，巴勒斯坦人從被以色列空襲摧毀的房屋廢墟中走出。(Abed Rahim Khatib/ Flash90)

消息人士稱，實際上這意味著對於“薰衣草”錯誤標記的平民沒有監督機制來發現錯誤。關於常見的錯誤，B說：“如果（哈馬斯）目標把（他的手機）給了他的兒子、哥哥或隨便一個男人，後者就會和家人一起在家裡被炸死。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是‘薰衣草’造成的大部分錯誤。”

第二階段：將目標與家居聯繫起來

“你殺死的大多數人都是婦女和兒童……”

以色列軍隊暗殺程序的下一階段是確定在何處攻擊“薰衣草”生成的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在向《+972》和《Local Call》發表的一份聲明中，針對後者文章聲稱：“哈馬斯將其行動人員和軍事資產置於平民人口的中心地帶，有計劃地將平民作為人盾，並在平民建築內戰鬥，包括醫院、清真寺、學校和聯合國設施等敏感地點。以色列國防軍受國際法約束，並根據國際法行事，只對軍事目標和軍事行動人員發動攻擊。”

我們採訪的6位消息人士在某種程度上都對此表示贊同，他們說，哈馬斯龐大的地道系統故意從醫院和學校地下穿過；哈馬斯武裝分子利用救護車四處穿行；無數軍事資產都位於民用建築附近。這些消息人士認為，以色列的許多襲擊造成平民死亡是哈馬斯採取這些戰術的結果。但人權組織警告說，這種定性回避了以色列造成傷亡的責任。

然而，與以色列軍隊的官方聲明相反，這些消息人士解釋說，以色列目前轟炸造成前所未有死亡人數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以色列軍隊有系統地襲擊了目標的私人住宅和家人——部分原因是，從情報角度來看，使用自動化系統標記家庭住宅更容易。

事實上，一些消息人士強調，相較于哈馬斯行動人員在平民區開展軍事活動的大量案例，在系統性暗殺襲擊中，以軍通常會主動選擇轟炸處在沒有軍事活動發生的平民住宅內的武裝分子嫌疑人。他們說，這種選擇反映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大規模監視系統的設計方式。

2023 年 10 月 11 日，以色列軍隊繼續襲擊加薩地帶，巴勒斯坦人急忙將傷者（包括許多兒童）送往加薩城的 Al-Shifa 醫院。(Mohammed Zaanoun/Activestills)

消息人士告訴《+972》和《Local Call》，由於加沙的每個人都有與之關聯的私人住宅，軍隊的監視系統可以很容易地自動將個人與住宅“聯繫”起來。為了即時識別目標進入其住宅的時刻，以軍還開發了各種額外的自動軟件。這些程式可同時跟蹤數千人，識別他們何時在家，並自動向目標鎖定員發出警報，後者隨即將房屋標記為轟炸目標。這裡首次披露的幾款追蹤軟件中，有一款名為“爸爸在哪裡？”。

一位了解該系統的消息人士說：“你把數百個（目標）輸入系統，然後等著看你能殺死誰。這就是所謂的大範圍狩獵：從目標系統產生的名單中複製粘貼。”

從資料中也可以清楚看到這一政策的證據：根據聯合國資料，在戰爭的第一個月，超過半數的死亡者（6,120人）屬於1,340個家庭，其中許多人全家在家中炸死。在當前的戰爭中，整個家庭在家中被炸的比例遠遠高於2014年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這是此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發動的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進一步表明了這一政策的嚴重後果。

另一位消息人士說，每當暗殺速度減慢時，就會有更多目標添加到“爸爸在哪裡？”等系統中，以確定進入家中的目標的位置，從而對其轟炸。他說，在軍方等級制度中，級別相對較低的軍官就可以決定將哪些人納入追蹤系統。

消息人士說：“有一天，我完全出於自願在（追蹤）系統中增加了大約1,200個新目標，因為（我們開展的）襲擊次數減少了。我覺得這很有道理。現在回想起來，這似乎是我個人做出的一個嚴肅決定，並不是高層做出的。”

消息人士說，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周，最初有“數千個”目標輸入到“爸爸在哪裡？”等定位程式中。這些目標包括哈馬斯精銳特種部隊“努赫巴”的所有成員、哈馬斯的所有反坦克手以及所有在10月7日進入以色列的人。但沒過多久，殺戮名單就急劇擴大。

一位消息人士解釋說：“最後，（‘薰衣草’標記的）所有人都列入了名單。數以萬計。這發生在幾周之後，當時（以色列的）作戰旅已經進入了加沙，北部地方的無關人員（即平民）已經越來越少。”據該消息人士還稱，“薰衣草”甚至將一些未成年人也標記為轟炸目標。“通常情況下，目標的年齡都在17歲以上，但（年齡）並不是（標記）條件。”

2023年10月18日，加沙地带中部加沙市的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由于过度拥挤，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在地板上接受治疗。(Mohammed Zaanoun/Activestills）。

消息人士稱，“薰衣草”和“爸爸在哪裡？”等系統的結合產生了致命效果，殺死了整個家庭。A解釋說，將“薰衣草”生成的名單中的名字添加到“爸爸在哪裡？”家庭追蹤系統中，標記的人就會處於持續監視之下，一旦他們踏進家門，就會遭到攻擊，房子就會帶著屋內的每個人一起坍塌。

A說：“假設你計算出屋內有一名哈馬斯加10名平民，通常這10人都是婦女和兒童。於是荒謬的是，你殺死的大多數人都是婦女和兒童。”

階段三：選擇武器

“我們通常使用‘傻彈’ 進行襲擊……”

一旦“薰衣草”標記了暗殺目標，軍方人員核實其為男性，追蹤軟件也已將其定位在家中，下一個階段就是挑選轟炸目標的彈藥。

2023年12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稱，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以色列空軍在加沙使用的彈藥中約有45%是“傻彈”。眾所周知，“傻彈”比導引炸彈造成的附帶損害更大。針對CNN的報導，以色列陸軍發言人表示：“作為一支恪守國際法和道德行為準則的軍隊，我們正在投入大量資源，以儘量減少對被迫充當哈馬斯人盾的平民的傷害。我們的戰爭是針對哈馬斯的，而不是針對加沙人民的。”

然而，三個情報來源告訴《+972》和《Local Call》，以軍對付“薰衣草”標記的初級行動人員只用“傻彈”，以節省更昂貴的武器裝備。一名消息人士解釋說，這意味著如果低級目標住在高層建築中，軍隊就不會對其進行攻擊，因為軍隊不想使用更精確、更昂貴的“樓層炸彈”（附帶影響較小）來殺死他。但是，如果低級目標住在只有幾層的大樓裡，軍隊就有權用“傻彈”炸死他和大樓裡的所有人。

2024年3月18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被以色列空襲摧毀的建築物現場。(Abed Rahim Khatib/ Flash90)

在當前戰爭中使用過各種自動化程式的C證實說：“對付所有低級目標都是這樣。唯一的問題是，是否有可能在不造成附帶損害的情況下攻擊建築物？因為我們通常使用‘傻彈’攻擊，意味著要徹底摧毀整棟房子和裡面的人。但即使襲擊得以避免，你也不會在意——你會立即轉向下一個目標。由於系統的存在，目標永遠不會枯竭。還有36,000個目標在等著你。”

第四階段：批准平民傷亡

“我的攻擊幾乎不考慮附帶損害……”

一名消息人士稱，在戰爭最初幾周，以軍允許他們在攻擊每個低級行動人員（包括“薰衣草”等人工智能系統標記的人員）時可以殺死的平民人數上限固定為20人。另一名消息人士稱，固定數量最多為15人。這些消息人士稱，軍方所謂的“附帶損害等級”廣泛適用於所有懷疑是低級武裝分子的人，無論他們的軍銜、軍事重要性和年齡如何；而且沒有具體的逐案審查，以評估殺死他們的軍事好處和對平民的預期傷害。

曾在當前戰爭中擔任“目標行動室”軍官的A說，軍隊的國際法部門以前從未“全面批准”如此高的附帶損害等級。A說：“這不僅是說你可以殺死任何一名哈馬斯士兵——這在國際法上顯然是允許和合法的——他們還直接告訴你，可以把許多平民一起殺死。”

A繼續說：“在過去一兩年裡，每個穿哈馬斯制服的人都可能被炸死，即使沒有特別許可。也會有20名平民作為附帶損害被炸死。實際上，相稱原則並不存在。”

據A說，在他服役的大部分時間裡，政策都是如此。直到後來，軍方才降低了附帶損害等級。A解釋說：“按此計算，（殺死）一名低級行動人員也可能（附帶）有20個孩子……過去確實不是這樣。”當問及這一政策背後的安全理由時，A回答說：“為了致死率。”

2023年11月7日，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的 Al-Najjar 醫院，巴勒斯坦人等待接收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的親屬的遺體。(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消息人士稱，預先確定和固定的附帶損害等級有助於加速使用“薰衣草”大規模製造目標，因為這節省了時間。B聲稱，在戰爭的第一周，他們獲准殺死的平民人數是每個人工智能標記的低級武裝分子嫌疑人附帶15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有升有降”。

B在談到10月7日之後的第一周時說：“起初，我們的攻擊幾乎沒有考慮附帶損害。實際上，你並沒有真正計算（每棟被炸房屋中的）人數，因為你無法判斷他們是否在家。一周後，開始限制附帶損害。人數（從15人）減少到5人，這讓我們的攻擊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如果全家人都在家，我們就無法轟炸。然後他們又提高了這個數字。”

“我們知道我們會殺死100多名平民……”

消息人士告訴《+972》和《Local Call》，部分出於美國的壓力，現在以色列軍隊不再在民宅中大規模製造低級人類轟炸目標。事實上，加沙地帶的大多數房屋已經遭到摧毀或損壞，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已流離失所，這也削弱了軍隊依靠情報資料庫和自動房屋定位程式的能力。

E聲稱，對低級武裝分子的大規模轟炸只發生在戰爭頭一兩周，隨後就停止了，主要是為了不浪費炸彈。E說：“有一種彈藥經濟學。他們總是擔心北部戰場會發生（與黎巴嫩真主党的戰爭）。所以他們現在根本不攻擊這類（低級）人員了。”

然而，針對哈馬斯高級指揮官的空襲仍在展開。消息人士稱，在這些襲擊中，軍方授權每個目標可以附帶殺害數百名“平民”——以色列，甚至美國最近的軍事行動中，都沒有這一官方政策的歷史先例。

B回憶起12月2日的一次轟炸，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說這次轟炸的目的是暗殺維薩姆·法哈特（Wisam Farhat）。“對我來說，這在心理上是不尋常的。100多名平民——這越過了一些紅線。

2023年10月9日，加沙地帶，以色列空襲期間升起一團火球和濃煙。(Atia Mohammed/Flash90)

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青年阿姆賈德·阿勒謝赫（Amjad Al-Sheikh）說，他的許多家人在那次爆炸中喪生。他是加沙東部舒賈伊亞（Shuja’iya）的居民，那天他在當地一家超市里聽到五聲爆炸聲，玻璃窗被震碎。

他告訴《+972》和《Local Call》：“我跑向我家，但那裡已經沒有建築物了。街上到處都是尖叫聲和濃煙。整個住宅區變成了瓦礫山和深坑。人們開始用手在水泥堆裡搜尋，我也一樣——尋找我家房子的痕跡。”

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倖免于難——倒在她們身上的壁櫥使其免受瓦礫的傷害——但其他11名家庭成員都死在了瓦礫下，其中包括他的姐妹、兄弟和他們年幼的孩子。人權組織B’Tselem稱，當天的轟炸摧毀了數十座建築，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埋在房屋廢墟之下。

“整個家庭遭殺害……”

情報人員告訴《+972》和《Local Call》，他們參與了更致命的襲擊。一名消息人士稱，為了暗殺哈馬斯“加沙中央旅”指揮官艾曼·諾法爾（Ayman Nofal），軍方授權在10月17日對布賴吉（Al-Bureij）難民營的空襲中——根據對諾法爾的不精確定位——殺害了約300名平民，摧毀了多棟建築。衛星畫面和現場錄影顯示，幾棟大型多層公寓樓遭到摧毀。

難民營居民阿姆羅·哈提蔔（Amro Al-Khatib）告訴《+972》和《Local Call》：“有16到18棟房屋在襲擊中遭到摧毀。我們分不清哪棟是哪棟——它們都混在廢墟中，到處都是人體器官。”

哈提卜事後回憶說，大約從廢墟中挖出了50具屍體，大約有200人受傷，其中許多人傷勢嚴重。但這僅僅是第一天。他說，難民營居民花了五天時間才把死傷者都挖出來。

2023年11月5日，以色列空襲加薩地帶中部 Al-Maghazi 難民營，造成數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人徒手挖掘，在廢墟中發現一具屍體。(Mohammed Zaanoun/Activestills)

輔助醫務人員奈爾·巴希斯（Nael Al-Bahisi）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人員之一。據他統計，第一天就有50-70人傷亡。他告訴《+972》和《Local Call》：“在某一時刻，我們知道襲擊目標是哈馬斯指揮官艾曼·諾法爾。他們殺死了諾法爾，但許多不知道他在場的人也被殺。有些家庭連同孩子全家遇難。”

另一名情報人員告訴《+972》和《Local Call》，軍隊於12月中旬摧毀了拉法的一棟高層建築，造成“數十名平民死亡”，目的是試圖殺死哈馬斯“拉法旅”指揮官穆罕默德·沙巴內（Mohammed Shabane，不清楚他是否在襲擊中喪生）。消息人士說，高級指揮官通常藏身于從民用建築下通過的地道中，因此選擇空襲暗殺他們必然會造成平民死亡。

55歲的瓦埃勒·阿爾西爾（Wael Al-Sir）目睹了這次大規模襲擊——一些加沙人認為這是一次未遂暗殺。他告訴《+972》和《Local Call》，12月20日的轟炸摧毀了“整個居民區”，至少造成10名兒童死亡。

情報人員D稱：“對於（轟炸）行動的傷亡，有一種完全放任的政策——如此放任，以至於在我看來有報復成分。其核心是暗殺（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高級指揮官，他們願意為這些指揮官殺害數百名平民。我們有一個計算方法：（為了殺）一個旅長（可以另外）殺多少人，一個營長殺多少人，以此類推。”

另一名情報人員E說：“有規定，但就是很寬鬆。我們殺死目標的附帶損害高達兩位數，甚至三位數。這些都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2023年10月22日，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市，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空襲後檢查自己的家園，並試圖從廢墟中救出自己的親人。(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不僅與以色列軍隊以前認為可以接受的情況相比非常罕見，與美國在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發動的戰爭相比，如此高的“附帶損害”率都是非常罕見的。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擊ISIS的行動中負責行動和情報的副指揮官彼得·格爾斯滕（Peter Gersten）將軍，2021年告訴美國一家國防雜誌，一次預計附帶傷害15名平民的襲擊偏離了程序；要進行這次襲擊，他必須獲得美軍中央司令部負責人、現任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丁（Lloyd Austin）將軍的特別許可。

格爾斯滕說：“對於奧薩馬·本·拉登，NCV（非戰鬥人員傷亡值）是30，但如果目標是一個低級指揮官，他的NCV通常是零。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零。”

“我們被告知：轟炸一切能炸的……”

所有接受調查的消息人士都說，哈馬斯在10月7日的屠殺和綁架人質事件極大影響了軍隊的開火政策和附帶損害等級。B說：“起初，氣氛是痛苦和報復性的。”他在10月7日後立即應徵入伍，並在“目標行動室”服役。“規定非常寬鬆。當他們知道目標在其中一棟樓裡時，他們就摧毀了四棟樓。這太瘋狂了。”

B繼續說道：“一方面，我們的人因爲攻擊力度不夠感到沮喪。另一方面，在一天結束時你會看到又有1000名加沙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D說，他也是在10月7日後立即受召入伍。“他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們唯一知道要做的就是像瘋子一樣開始轟炸，試圖摧毀哈馬斯的戰鬥力。”

2023年10月19日，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在距離加沙圍欄不遠的集結地與以色列士兵交談。(Chaim Goldberg/ Flash90)

D強調說，軍隊沒有明確告知目標是“復仇”，但他表示：“一旦每一個與哈馬斯有關的目標都成為合法目標，而且幾乎任何附帶損害都得到批准，你就清楚成千上萬的人將被殺害。即使官方稱每個目標都與哈馬斯有關，但當政策如此放任時，規則就失去了意義。”

A也用“報復”一詞來形容10月7日之後軍隊內部的氣氛。A說：“沒有人想過戰爭結束後該怎麼辦，也沒有人想過如何才能在加沙生活下去以及他們將如何處理加沙。我們被告知：現在必須幹掉哈馬斯，不惜一切代價。轟炸一切能炸的。”

高級情報人員B說，現在回想起來，這種“過度”殺害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也會危及以色列人，這是他決定接受採訪的原因之一。

“從短期來看，我們更安全了，因為我們打擊了哈馬斯。但我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更不安全。我預見到加沙所有失去親人的家庭——幾乎每個人都是如此——將如何在10年後提高（加入）哈馬斯的積極性。（哈馬斯）招募他們將更加容易。”

以軍在給《+972》和《Local Call》的一份聲明中否認了消息人士告訴我們的大部分內容，聲稱：“（以軍）對每個目標都單獨檢查，同時對軍事好處和攻擊預期造成的附帶損害都做了單獨評估——如果攻擊預期造成的附帶損害與軍事好處相差過大，以色列國防軍就不會進行攻擊。”

第五階段：計算附帶損害

“模型與現實脫節……”

據情報人員稱，以色列軍方在計算目標附近每棟房屋中預計會炸死的平民人數時依賴了自動和不準確的工具——《+972》和《Local Call》早前的報道發佈了對此工具的調查。在以前的戰爭中，情報人員會花大量時間核實轟炸目標房屋內有多少人，並將可能炸死的平民人數列為“目標檔案”的一部分。然而10月7日之後，他們基本上放棄這種徹底的核查工作，轉而採用自動化方式。

《紐約時報》10月報導了以色列南部某特殊基地運行的一個系統。該系統從加沙地帶的手機上收集資訊，並向軍方提供從加沙地帶北部向南逃亡的巴勒斯坦人的即時估計人數。烏迪·本·穆哈（Udi Ben Muha）準將告訴該報：“這不是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系統，但它能為你提供決策所需的資訊。”該系統根據顏色操作：紅色標示了有許多人的地區，綠色和黃色標示了相對來說已經清除了居民的地區。

2023年11月10日，巴勒斯坦人從加沙市的家中逃往加沙南部，之後在一條主路上行走。(Atia Mohammed/ Flash90)

《+972》和《Local Call》的消息人士描述了一個計算附帶損害的類似系統，該系統用來決定是否轟炸加沙一棟建築物。他們說，該軟件通過評估建築物的大小和查看居民名單，計算出戰前每棟房屋內居住的平民人數，然後根據據稱已撤離該街區的居民比例來減少這些數字。

舉例來說，如果軍方估計一個社區有一半的居民已經離開，那麼該程式就會將通常有10名居民的房屋算作有5名居民的房屋。消息人士說，為了節省時間，軍隊並沒有像以前的行動那樣，調查這些房屋以核實究竟有多少人住在那裡，從而了解程式的估計是否準確。

一個消息人士稱：“這個模型與現實脫節。在戰爭期間住在房子裡的人與戰前列出住在那裡的人之間沒有任何關聯。（有一次）我們轟炸了一棟房子，卻不知道有幾家人一起躲在裡面。”

消息人士說，儘管軍方知道可能會出現這種錯誤，但還是採用了這種不精確的模式，因為它更快。因此，消息人士說：“附帶損害的計算完全是自動和統計意義上的，產生的數據甚至不是整數。”

第六階段：炸毀一個家庭的住宅

“你無緣無故殺了一家人……”

接受《+972》和《Local Call》採訪的消息人士解釋說，有時從“爸爸在哪裡？”等追蹤系統向軍官發出目標已進入其住宅的警報到轟炸本身之間會有很長間隔，導致即使沒有擊殺目標，也會有整個家庭被炸死。一位消息人士說：“我遇到過很多次這樣的情況，我們襲擊了一棟房子，但那個人根本不在家。結果就是你無緣無故殺了一家人。”

三名情報人員告訴《+972》和《Local Call》，他們曾目睹過一起以色列軍隊轟炸一戶住宅的事件，後來發現預定目標根本不在屋內，因為沒有即時進一步核實。

2023年11月6日，加沙地帶南部，Al-Najjar 醫院，巴勒斯坦人接受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的親屬的遺體。(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說：“有時，（目標）早些時候還在家裡，但到了晚上他就去別的地方睡覺了——比如地下，而你卻不知道。有的時候你會仔細檢查地點，有的時候你會說：‘好吧，他過去幾個小時都在家裡，就直接轟炸吧。’”

另一個消息人士描述了一個類似的事件——這個事件對他產生的影響使他願意接受這次調查的採訪。“最後，空軍在淩晨3點轟炸了那所房子。然後我們發現，（在這段時間內）他設法與家人搬到了另一所房子。但在我們轟炸的那棟樓裡還有另外兩個有孩子的家庭。”

在以前的加沙戰爭中，攻擊目標之後以色列情報部門會執行“轟炸損害評估”（BDA）程序——這是襲擊後的例行檢查，以確定高級指揮官是否炸死，以及有多少平民與他一起炸死。正如之前《+972》和《Local Call》的調查所揭示的那樣，這涉及監聽失去親人的親屬的電話。然而消息人士稱，在當前的戰爭中，至少在針對人工智能標記的低級武裝分子時，為了節省時間這一程序已經廢除。這些消息人士說，他們不知道每次襲擊中究竟有多少平民喪生；至於人工智能標記的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低級行動人員，他們甚至不知道目標是否喪生。

一名情報人員在《Local Call》1月發表的上一份調查報告中這樣告知：“你不知道你到底殺了多少人，殺了誰。只有當目標是哈馬斯高級人員時，你才會遵循BDA程序。在其他情況下，你就不管了。你會從空軍那裡得到一份關於建築物是否炸毀的報告，僅此而已。你根本不知道附帶損害有多大；你會立即轉向下一個目標。重點是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製造目標。”

儘管以色列軍方可能都不再糾纏每次襲擊後的傷亡人數，但在12月2日的轟炸中失去11名家庭成員的舒賈伊亞居民阿姆賈德·阿勒謝赫說，他和鄰居們仍在尋找屍體。

他說：“直到現在，瓦礫下還有屍體。14棟有人在的居民樓被炸毀。我的一些親戚和鄰居仍埋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