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雖黑暗,以色列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亦已窮途末路

圖片來自衛報: 2024年3月9日,在倫敦要求「立即停火,停止在加沙的種族滅絕」的遊行

作者:伊蘭·帕培(Ilan Pappe

譯者:喬納森·莊

原載:https://www.ihrc.org.uk/it-is-dark-before-the-dawn-but-israeli-settler-colonialism-is-at-an-end/

本文是伊蘭·帕培Ilan Pappe)教授2024121日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人權委員會種族滅絕紀念日上發表的講話。他指出,我們需要明白,目前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儘管殘酷,卻也預示了所謂猶太國家的破產——世人需要預想一個超越它的新世界。

伊蘭·帕培是埃克塞特大學歷史學教授兼歐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他著書無數,最近的作品有《地球上最大的監獄: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史》(Oneworld2015 )、《以色列的理念》(Verso2014)和《現代中東:一部社會和文化史》(Routledge2014)。

無國界編者按:Settler colonialism一詞,多翻譯為“定居者殖民主義”,此處均翻譯爲“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以彰顯原意中强調這種殖民主義與傳統之不同,即在於前者以驅逐原住民掠取其土地爲主,而傳統殖民主義則重在保存原住民以求剝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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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復國主義是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這觀點並不新鮮。20世紀60年代,在貝魯特巴解組織研究中心工作的巴勒斯坦學者已經認識到,他們在巴勒斯坦面臨的並不是一個傳統的殖民計劃。他們沒有把以色列僅僅定性為英國殖民地或美國殖民地,而是將其視為也存在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一種現象——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有趣的是,猶太復國主義作為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的概念從政治和學術話語中曾經消失了二、三十年。當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南非、澳大利亞和北美——的學者一致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類似于創造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的歐洲人運動的現象時,它又出現了。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從19世紀末至今猶太復國主義計劃在巴勒斯坦的性質,並讓我們對未來有所期待。

這是一場反對滅族的鬥爭,而不僅僅是解放

我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這一特別想法,清晰地將(早年)去到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的歐洲掠地定居的行動與19世紀末來到巴勒斯坦的掠地定居者的行動聯繫在一起,清楚闡明了殖民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者的意圖以及當地巴勒斯坦人反抗的性質是抵抗殖民化。定居者遵循掠地定居之殖民運動所採用的最重要邏輯,即要在歐洲以外建立一個成功的掠地定居之殖民社會,就必須消滅該國原住民。這意味著,原住民的反抗是一場反抗滅族的鬥爭,而不僅僅是解放。評判哈馬斯和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的其他抵抗行動時,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年,許多來到北美、中美洲或澳大利亞的歐洲定居者本身也是難民和受迫害者。也有一些人沒有那麼不幸,他們只為求更好的生活和機會。但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歐洲的棄兒,希望在另一個地方創造一個歐洲,一個新的歐洲,而不是那個不要他們的歐洲。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選擇的地方,早就有原住民。因此,他們的領袖和思想家,變成很重要的人,可以為占據別人土地提供宗教和文化上的理由。此外,他們還需要依靠(自己在歐洲的原居地的)帝國來開始並維持殖民計劃。當初,是這些殖民者反抗自己的帝國,要求獨立並最後實現了此目標;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獲得獨立後又重新與那些帝國結盟。盎格魯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關係(Angleo-Zionism)演變成盎格魯-以色列聯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用武力趕走你所掠奪的土地上的人民”這種想法,要放在16至18世紀的歷史背景下,可能更容易理解(但不表示這合理),因為當時很多(歐洲)人都毫無保留支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其他非西方、非歐洲人的非人化也助長了這種想法。如果把人非人化,就更容易清除他們。猶太復國主義作為殖民者定居運動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們已經開始重新思考殖民者是否有權趕走原住民、消滅當地人。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後來的以色列國就需要大量努力和精力去掩蓋掠地定居之殖民運動的真正目的(即消滅原住民)。

光天化日之下消滅當地居民

但今天在加沙,他們卻在我們眼前消滅當地居民。那麼,他們為什麼幾乎放棄了75年來掩蓋消滅政策的努力呢?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瞭解猶太復國主義多年來在巴勒斯坦的性質轉變。

在猶太復國主義 / 掠地定居之殖民主義計劃的早期階段,其領導人確實試圖通過混淆視聽來執行消滅政策——聲稱建立民主制度和消滅當地人口是可以並行的。他們強烈希望躋身於文明國家的行列,而且其領導人認為,在納粹屠殺猶太人之後,以色列的消滅政策不會遭到文明世界的排斥。

為了混淆視聽,以色列領導層曾堅稱,對巴勒斯坦人的消滅行動是對巴勒斯坦人行動的“報復”或“回應”。但很快,當這一領導層想採取更實質的消滅行動時,他們放棄了“報復”這一虛假藉口,不再為所作所為辯解。

在這方面,1948年種族清洗的發展方式與今天以色列人在加沙的行動之間存在著關聯。在1948年,以色列領導層為自己所實施的每一次屠殺(包括臭名昭著的4月9日代爾亞辛大屠殺)辯解,說這是對巴勒斯坦人行動的回應——這些“行動”可能是向公共汽車投擲石塊,也可能是襲擊猶太人定居點,總之必須讓國內外都覺得事出有因,是自衛。這也是以色列軍隊自稱“以色列國防軍”的原因。但作為一個掠地定居之殖民計劃,它不能一直依靠“報復”。

1948年2月大災難(Nakba)期間,猶太復國主義軍隊開始種族清洗。在一個月時間裡,所有這些行動都說成是報復巴勒斯坦反對1947年11月聯合國分治計劃。1948年3月10日,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不再談論報復,而是取了清洗巴勒斯坦人的總體計劃。從該年3月到年底,種族清洗導致巴勒斯坦一半人口被驅逐,一半村莊被摧毀,大部分城鎮被去阿拉伯化。這些都是有計劃、有目的的種族清洗總計劃的一部分。

同樣,1967年6月佔領西岸和加沙地帶之後,每當以色列想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或發動全面種族清洗行動之時,它都不屑於去找理由。

我們今天看到了類似的模式。起初,以色列說這些行動是對哈馬斯“阿克薩清真寺行動”的報復;而現在,則是一場名為“戰爭之劍”的戰爭,目的是將加沙重新置於以色列的直接控制之下,並通過一場種族滅絕清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政客、記者和學者會陷入與1948年同樣的陷阱?他們今天怎麼還能相信以色列在加沙是自衛、是對10月7日攻擊做出回應的說法?

或者,他們並沒有落入圈套。他們可能知道以色列只是用10月7日做藉口。

無論如何,迄今為止以色列每次攻擊巴勒斯坦時都有一個藉口,這幫助以色列維持了豁免權,使其能夠推行其犯罪政策,而不必擔心國際社會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藉口有助於突出以色列作為民主和西方世界一部分的形象,從而不會受到任何譴責和制裁。整個自衛和報復的論述,對於以色列享有來自北半球國家政府的豁免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正如1948年一樣,今天,以色列在行動繼續進行時放棄了這一藉口。此時其最大的支持者也難以贊同其政策。破壞的規模、在加沙的大規模屠殺、種族滅絕,都讓以色列人發現,就連讓國內民眾相信其所做的是自衛或反擊都越來越難。因此,今後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難以接受以色列的解釋。

大多數人想要知道的,顯然是事件背景而不是藉口。從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10月7日顯然被用作完成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1948年未盡之功的藉口。

在那一年,猶太復國主義 / 掠地定居之運動利用一系列特殊的歷史環境,驅逐了巴勒斯坦一半的人口,我在《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一書中對此有詳細論述。如前所述,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摧毀了一半的巴勒斯坦村莊,拆毀了大部分巴勒斯坦城鎮,但仍有一半巴勒斯坦人留了下來。在巴勒斯坦邊界外成為難民的巴勒斯坦人也繼續抵抗。因此,掠地定居並消滅當地人的殖民理想沒有實現。從1948年到今天,以色列都在逐步使用其所有力量繼續消滅當地人。

要種族清洗,就要將對方講成不像人

消滅原住民計劃,從始至終都不僅僅是佔領、屠殺或驅逐的軍事行動。消滅需要有正當理由或成為一種慣性,而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是不斷將那些你打算消滅的人非人化。沒有非人化處理,就無法大規模屠殺或種族滅絕。這種把巴勒斯坦人變成非人的講法,或明或暗地通過教育系統、軍隊的社會教化系統、媒體和政治言論等等,灌輸給以色列猶太人。如果要完成消滅,就必須一直這樣灌輸。

毀掉加沙暴露了猶太復國主義之不是

因此,我們正在目睹一場特別殘酷的新嘗試以求滅族。然而,巴勒斯坦並非毫無希望。事實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對加沙的非人道破壞,暴露了猶太復國主義 / 掠地定居之殖民計劃的失敗。這聽起來可能很荒謬,因為我描述的抵抗運動——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規模很小,它對抗的是一個擁有軍事機器和意識形態基礎設施的強大國家,而這個國家的唯一目標就是消滅巴勒斯坦人民。這個解放運動背後沒有強大的聯盟,而它所對抗的國家背後從美國到跨國公司、軍事工業、安全公司、主流媒體和主流學術界的聯盟。我們正在談論的事情聽起來幾乎是無望和令人沮喪的,因為從猶太復國主義早期階段開始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滅族政策都擁有國際豁免權。以色列企圖將消滅政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在短時間內更集中地殺害成千上萬的人,這是他們以前從未敢做的事。

那麼,這怎麼可能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呢?首先,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更遙遠的未來就會發現,這種必須維持對巴勒斯坦人非人化以證明消滅是合理的政治實體,有著非常不穩固的基礎。

這一結構性弱點在10月7日之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事實上,沒有了滅族計劃,能將以色列猶太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因素少之又少。

如果撇開了與巴勒斯坦人戰鬥並消滅他們,那麼以色列人就會剩下兩個交戰的猶太陣營——我們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看到了這兩個陣營互相打鬥,一直持續到2023年10月6日。祖先大多來自歐洲的世俗猶太人認為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的多元化國家,同時維持佔領巴勒斯坦土地和對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隔離;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則發展一種新的救世主式的猶太復國主義,我稱之為“猶太國”(the state of Judea)。它突然出現,認為現在有辦法建立一種無需民主的猶太復國主義神權國家,並認為這是未來猶太國家的唯一願景。上述兩大陣營都舉行了針鋒相對的大規模示威。

這兩種願景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除了一點之外:二者都不關心巴勒斯坦人,都認為以色列的生存取決於繼續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消滅政策。但這點維繫不了團結,早晚出現內部瓦解和內爆。因為在21世紀,種族滅絕來營做共同歸屬感,無法維繫國家和社會。這對某些人肯定行得通,但不可能對所有人都行得通。

在10月7日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方面的跡象——那些以色列人如果有雙重國籍,或職業和經濟上較好有能力,因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擁有機會,他們都會認真考慮將錢和自身遷出以色列。留給我們的將是一個經濟薄弱的社會,一個由救世主猶太復國主義、種族主義和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消滅性政策融合而成的社會。是的,力量的平衡一開始會在消滅者一邊,而不是受害者一邊,但力量的平衡不僅僅是地方性的,也是國際性的。消滅政策的壓迫性越強(雖然很糟糕,但這是事實),就越難以偽裝成“回應”或“報復”,就越顯露出殘酷的種族滅絕政策。因此,以色列很難在未來繼續享有今天的豁免權。

因此,我真的認為,在這個至暗時刻——對巴勒斯坦人的消滅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就以色列所使用的話語以及消滅政策的強度和目的而言,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時期,是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殘暴行為的一個新階段。即使與1948年那場難以想像的大災難相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以及未來幾個月將要看到的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災難。在我看來,我們正處於一個兩年期的頭三個月,在這個兩年期內我們將看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施加最嚴重的恐怖。

猶太復國主義的終結

但即使在這個黑暗的時刻,我們也應該明白,掠地定居之殖民計劃一旦瓦解,以色列總會使用最惡劣的手段來試圖挽救他們的計劃。南非和南越都發生過這種情況。我這樣說並非一廂情願,也不是一個政治活動家的說辭,而是作為一名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學者,帶著學術自信來說的。基於冷靜的專業審視,我要說的是,我們正在目睹猶太復國主義計劃的終結,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一歷史計劃已經終結,而且是暴力終結——此類計劃通常會以暴力方式崩潰。因此對於受害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而受害者不只是巴勒斯坦人,因為猶太人也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受害者。崩潰的過程不僅僅是希望的時刻,也是黑暗之後的黎明,是隧道盡頭的曙光。

然而,這樣的坍塌會出現真空。真空會突然出現;它就像一堵牆,慢慢地被裂縫侵蝕,然後在一瞬間倒塌。我們必須為這種坍塌做好準備,為一個國家的消失,為掠地定居之殖民計劃的瓦解,都做好準備。我們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發生過的情況,當時空亂一場,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替代計劃來填補;在這種情況下,混亂持續下去。

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無論誰在考慮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替代方案,都不應該在歐洲或西方其他地方尋找可以取代正在崩潰的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模式。因為有更好的模式,這些模式是當地的,是馬什拉克(東地中海)和整個阿拉伯世界、最近和更遙遠的過去遺留下來的。漫長的奧斯曼帝國時期就有這樣的模式和遺產,有助於我們借鑒過去,展望未來。

這些模式可以説明我們建立一個非常不同的社會——既尊重集體身份,也尊重個人權利,是一種從零開始建立的新型模式,從世界許多地方(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非殖民化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我希望這將創建一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產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

(小標題及重點標注,是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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